序言
马大正
宋培军同志硕士攻读的是世界历史专业，现在根据工作需要，在首都师范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边疆历史方向的博士学位。他对我讲，有志于中国边疆学的探索，我认为，应该有更多各个研究领域的年轻才俊加入中国边疆学的建构行列，为表示鼓励之意，应承为他新著试写序言。
《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思考》，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阐发，与此前侧重中国王朝史、中国边疆史地的既有研究相比，视角有新意。我曾在《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1]一文中谈到“世界视野”之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后来在《我与中国边疆学》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边疆研究要运用“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这“两大视野”，主张中国古代疆域的边疆由“内边”与“外边”这样的“双边界框架”构成。我的基本认识是：“古代中国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防范和治理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视之‘内边’。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倭寇延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17世纪以降，荷兰侵占台湾，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外患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入侵，可称之为‘外边’之患。应该说，明代以降，特别是近代，在中国内边防务依然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日益突显。可是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致使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很快成了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我的基本结论是：“以清代边疆政策研究而言，只有具备了世界视野，能认识到清代的边疆治理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清代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2]我们知道，就“内边”和“外边”的区分来说，西欧早有类似的“内部疆界”和“外部疆界”的分野，并且有“内部疆界”外部化与“外部疆界”内部化的实践乃至理论。而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提出的、由宋培军同志所概括的“双边疆范式”，对此也有一些探索。我之所以提出内边、外边“双边界框架”，主要是基于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而要实现近代“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必然伴随着由“内边疆”到“外边疆”的观念变迁，很多危机就潜伏在“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之中。这就需要研究最辉煌的乾隆时代的边疆观，以之作为边疆形态近代转型研究的考察起点。本书的探索就是从此开始，这一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宋培军同志师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教授研习罗荣渠先生首创的“一元多线现代化范式”，又从魏光奇教授[3]《承继黑格尔：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4]一文得到启发，提出“主辅线现代化范式”作为“一元多线现代化范式”在中国的具体应用，这些学术努力应该有助于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思考。十几年来，作者本着魏光奇教授这篇文章的思路看一些书，思考一些问题，努力把黑格尔蛮族“陪伴着历史”的理论命题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序列命题联系起来，考述德文、法文、英文用法，试图打破古今中外某些概念藩篱，在“本源思考”方面做了一些会通尝试，是下了笨功夫的。宋培军同志到边疆所工作以后，努力将原来所学与中国边疆学的建构需要联系起来，大方向值得肯定。他结合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提出有必要在“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下理解“中国历史”以及“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主张把世界历史的“主辅线范式”与中国历史的“双边疆范式”作为认识中外历史的统一框架，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是有创新性的。
宋培军同志站在中国边疆治理的“主辅线现代化范式”的角度，提出中国西北边疆历史上反复出现的耕战体制、牧战体制、商战体制，其实质是经济、军事不分的合一体制，并在异同比较分析的视野下，探讨了这一体制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台地区的内部拓展乃至在周边邻国的外部延伸，由此呈现了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面目。他思考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居者有其屋”和中国台湾[5]的“耕者有其田”何以都在中国东南沿海乃至周边邻国出现，分析新加坡、香港、台湾在海疆线内外社会存在状态的共同性，探讨它们共同的“边疆生存之道”。在周邻合作面临新考验的今天，这种突破边界内外分割状态的研究尝试，或许有利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边疆治道变迁的探讨。
南洋长期被看作“边荒蛮地”，下南洋之人长期被视为“天朝弃民”，这种情况直到清末才有所变化。现在党中央提出新疆南疆要实现社会“嵌入式”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乃至“亚洲四小龙”作为东亚社会现代化的先行者，可以为中国西北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为中国边疆民族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浪潮把台湾、香港这些海疆边地变成“亚洲四小龙”，这本身就需要研究，也许可以作为中国其他边疆地区现代化的示范和引导。
在“双边疆范式”以及内边外边“双边界框架”的关照下，在中国疆域近代体用形势变迁的视阈下，宋培军同志认为黑格尔“陪伴着历史”命题在东方中国的运用要特别强调边疆与民族的合一难分特色，这样世界历史的“主辅线范式”就具体表现为中国历史的“双边疆范式”。基于此，他探讨了蒙古范例、新疆特例、海疆体制等问题，分别从清代新疆边疆层级的形成、蒙古边疆形态的典型性、边疆形态的近代变迁、港台边疆形态的当代超越等方面论述了拉铁摩尔“双边疆范式”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终章总结全文，明确中国边疆学的动力论命题及其应用价值，提出了中国边疆治道变革的建议。
宋培军同志认为，黑格尔“陪伴着历史”的命题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有很多可以联系的地方，而蛮族入侵罗马帝国与蒙古南下中原可以做类比理解，是中西方概念嫁接的切口。无论是秦人的“耕战体制”、蒙古人的“牧战体制”、新疆南疆的“商战体制”，还是台湾、香港乃至新加坡的“耕者有其田”乃至“居者有其屋”体制，都有东方传统社会的生命力因子。即拿历史上南疆喀什步入绿洲农业的回鹘政权来说，其“臣仆与国君的关系”“如同商贩和货主”[6]，由此形成的古代商战体制即是“以武为植，以商为种，以武为表，以商为里”。新加坡作为现代国际商业中心，注重劳工运动的现代化，注重开展“生产力运动”，发挥“个人生产力”，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危险的边疆”[7]动力之所在，也可以说是“边疆生存之道”在新加坡的现代延伸。马克思指出：“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8]这里，“社会生产力”与“个人生产力”是有明显区分的一对范畴，不加以适当区分恐怕不行。在建立“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过程中，恐怕要适当注意避免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具有潜在暴力回归倾向的、大杂居小聚居式的、强行改变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单方面“嵌入式”移民，也要考虑到新加坡由于高度狭小的都市环境而在组屋社区搞的、被某些学者批评为“兵营式”的、各民族成分按比例混搭居住之国际经验的局限性。但是，李光耀组屋政策的成功体现在“居者有其屋”到“华厦供精选”的历史大脉络中，体现在李光耀辞世后国会大厦几十万人的吊唁队伍中，首都作为反对政府的“危险之地”的政治定律在此改写。如何在“丝路”的海陆延伸上进一步做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功夫，如何插上中华民族腾飞的“丝路”两翼，这些曾经的“边荒蛮地”的崛起经验和历史基因不仅不能漠视，还要善加择用。中国国家治理的“边疆治理之道”要因应周邻边地的“边疆生存之道”而获得，这恐怕是不言而喻的。
期望作者的思考能引起更多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关注，相信作者的努力将为中国边疆学的建构伟业添一砖、加一瓦。
是为序！
2015年4月8日
于北京自乐斋
[1] 马大正：《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清史论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
[2] 马大正：《我与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
[3] 魏光奇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研究中西方文化比较、古典历史哲学以及中国清代、民国地方自治问题的学者，在商务印书馆有两本地方自治制度的著作问世，其一为《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治》（2004），其二为《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2010）。
[4] 魏光奇：《承继黑格尔：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理论的深层结构》，《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 本书多次将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并列提出，为方便阅读此后出现特将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省略为香港、台湾。
[6]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福乐智慧》，郝关中、张宏超、刘宾译，民族出版社，1986，第273页。
[7] 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