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研究综述（2006～2010年）
马焱[1]
一 研究概述
近年来，中国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公民社会逐步发育，社会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逐步建立。其间，中国妇女组织获得了长足发展：组织数量进一步增长、组织目标更为多元、组织的行动策略更为灵活、组织活动和发展路径也更为多样。
与2001～2005年相比，2006～2010年有关妇女组织与妇女工作的研究又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和进展。仅从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妇女组织”“妇女工作”为题名检索统计的学术论文数量，这五年共有530篇，比前五年的380篇增加了150篇。妇联系统加强了对自身组织建设的研究，妇联干部在《妇女研究论丛》上发表了六篇研究论文。在课题研究方面，三个青年项目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支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资助了“关于加强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等课题的研究，并组织出版了《中国妇女组织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全国数十部相关著作相继出版。此外，学术研讨逐步深化。2007年、2010年在北京分别召开了“中国妇女NGO能力建设经验交流会”“国际妇女研究和中国妇女组织：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国际研讨会。全国各级妇联组织也不断加强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的交流和研讨。
这一时期，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的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研究议题进一步扩展。妇联组织的性质和角色、职能作用、能力建设、发展模式、发展对策等依然是研究的重点；民间妇女组织的研究日益丰富；少数民族妇女组织、高校女大学生社团成为研究者涉猎的主题；国际妇女组织的发展状况、妇女组织的历史研究开始得到重视。
第二，研究方法更为多样化。这五年中，尽管有些论文仍然是对当前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具体实践的描述性分析，但越来越多的文章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注重实证调查，使研究方法更趋科学严谨。还有一些文章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比较研究也有所发展。
第三，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以往的研究者多为妇联干部、妇女组织的女性领导者和少数对此领域感兴趣的学者。这五年中，越来越多具有社会学、管理学、组织学、社会保障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一些在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将妇女组织议题作为他们的研究方向和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在中国知网“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妇联组织”“妇女组织”为题名检索，2006～2010年共有18篇，而前五年这一数据是零。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以及年轻学者的加盟，使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研究逐渐深入。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一）对妇联组织和妇联工作的研究
妇联组织仍然是这五年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研究的重点。研究者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探讨：妇联组织的性质、职能与角色定位，妇联组织与党和政府的关系、与其他非政府妇女组织的关系，妇联组织的未来发展模式，妇联工作实践层面的研究。
1.妇联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定位
关于妇联组织的性质，学术界普遍认为妇联组织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但是，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妇联性质的看法又略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妇联组织属于非政府组织，在辨析妇联非政府组织（NGO）的归属上，部分学者肯定了妇联组织与国际NGO类似的基本特征（徐莹，2006）。另一种观点认为妇联组织属于准政府组织，即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没有强制的公共权力，没有执法权（周波，2008）。有学者直接指出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妇联标志着妇联组织既有非政府组织的功能，也兼有政府组织的部分职能。而最能体现妇联政府性质的还在于因中国没有处理妇女性别事务的政府机构，妇联实际上被看作全国性的妇女政策机构（丁娟，2006；孔静珣，200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NGO和准政府组织并不足以阐明妇联的本质。考察妇联的兴衰历史和每一届章程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到妇联的性质、重大决策都受到执政党的影响，妇联具有有别于其他民间团体的特征（陆鸣，2006；马焱，2009）。
妇联组织的职能定位，仍然是近年来妇联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妇联组织不断调整自身的职能定位，逐渐由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功能压倒一切，向“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利益代表角色转变（陆鸣，2006；李苏华、凌慧，2009；马焱，2009；王文，2010）。马焱通过对历届妇联组织章程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分析，探寻了妇联组织职能定位的演变轨迹，她认为，改革开放以前，妇联发挥的功能主要偏重于行政性功能，改革开放后，妇联逐渐调整角色，工作的主要基调逐步由“动员组织”向“动员组织和权益维护”转变，组织的行政性功能逐渐向群众性功能转变。
2.妇联组织与党和政府的关系
党和政府与妇联组织的关系以及在妇联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妇联组织与西方非政府妇女组织不同，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产生并且接受执政党领导的妇女群众组织，党与妇联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妇联组织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全国妇联的前身——全国民主妇联产生的组织渊源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尽管后来成立了独立性组织，但与党的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仍然保留着被党直接领导的传统（马焱，2009）。有学者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对农村妇女组织渗透乡村社会的过程进行了剖析，重点研究了政权政党体系中妇女组织的成长与现代国家建构间的内在逻辑。认为中国的妇女组织是伴随着“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的过程而萌生的，其成长的路径、特点和形式均体现出浓厚的国家建构色彩（杨翠萍，2009）。有学者论述了妇联等群众性组织是围绕党组织为完成不断增多的政府任务而建立的，它们贯彻党和国家的意志，并将分散的广大农民团结在党和国家的周围并置于其领导之下，进入国家共同体，并建构起他们的政治认同（徐勇，2007）。
党和政府与妇联组织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决定了妇联组织具有双重角色。党和政府希望妇联在社会转型中更好地发挥社会体系的整合、维护功能，而妇女群体则希望妇联能够真正代表自身的利益（陆鸣，2006；徐勇，2007；孔静珣，2009；赵明，2009；付佳，2010）。有学者认为，一旦妇联工作和当地政府利益相冲突时就会有倾向性的偏差，妇联工作还是遵循先满足政府再满足群众的利益排它原则，越接近基层，妇联承受的“顾全大局”的压力越大（陆鸣，2006；孔静珣，2009）。黄粹认为妇联与党和政府的特殊关系，造成了政府的责任淡化和实际运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政府和妇女群众之间，妇联往往把自己看作政府或政府的代言人，导致妇联脱离基层妇女群众（黄粹，2008）。有学者的一些实证调查数据支持了上述观点（丁娟，2008；付佳，2010）。
妇联组织的双重角色是否必然导致妇联的官僚化倾向？是否必定使妇联失去自主独立品质？这五年中，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龚咏梅通过对“社会中的国家”的理论分析，从方法论上走出了基于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立的传统分析框架下的争议分歧，肯定了政治资源在妇联组织中的合理存在，指出妇联组织自主独立的品质与发挥政治资源优势并不矛盾，简单地追求妇联的自主独立品质而忽视丰富的政治资源优势，是一种资源浪费（龚咏梅，2006）。有学者反对将妇联组织的双重角色截然对立，指出双重角色和双重职能如果运用得当，即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组织资源，有利于妇联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龚咏梅，2006；李静之，2007；赵明，2009；马焱，2009）。
关于如何处理双重角色冲突的问题，有些学者提出，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不仅是妇联的天职也是党和政府的责任，妇女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在短期内出现不协调现象时，妇联必须以充分履行自身基本职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及时、充分、准确地反映妇女群众的意愿，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有效地协调国家与妇女的利益（陆鸣，2006；李静之，2007；肖扬，2007；赵明，2009；马焱，2009；孔静珣，2009；付佳，2010）。
有学者还探讨了政府在妇联组织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政府需要完善官办社团活动的规制，保证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对于乐于向妇联、工会等提供资金支持的企业，应给予税收上的优惠；应支持科学的社团理论体系的建构；对社团的领导和指令关系应向指导和服务关系发展；政府和上级社团应努力为基层组织创造发展的更大空间，增强其获取体制外资源的能力，逐步走向成熟和独立（黄粹，2008）。
3.妇联组织与其他非政府妇女组织的关系
学术界普遍认为，妇联与其他妇女组织，尽管在组织设置、运作模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服务妇女、促进男女平等。妇联应积极构建与民间妇女组织的新型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网络，整合服务妇女的组织资源（杨倩之，2006；金一虹，2007；黄粹，2008；马焱，2010）。针对妇联和其他妇女组织在全国统一的妇女组织网络中各处于何种地位，学者们持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未来妇女组织将出现网络化趋势，妇联将成为这一网络上最主要的核心纽结（金一虹，2007；黄粹，2008；刘莉，2008）。也有学者对把妇联视为未来妇女组织网络的“核心纽结”地位表示异议。徐宇珊（2007）以漯河市妇联与河南社会教育研究中心合作并产生新的民间组织——反家庭暴力协会的个案为例，阐释了将妇联置于网络中的“纽结”地位，只是比较理想化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徐宇珊指出这种看法依然没有摆脱妇联以老大自居的想法，实际把妇联和其他妇女组织置于不平等的地位上。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因地、因事、因组织而定，没有统一的模式。
学者们较一致地认为，妇联与其他妇女组织各有特色，应注重发挥各类妇女组织的特色，优势互补。妇联组织应该充分发挥其政治优势，积极影响立法决策，为各类妇女组织的发展争取更为宽松的政策和资源环境。民间妇女组织应着力于为妇女提供某一领域更为具体的服务，在服务的个性化方面下功夫（徐宇珊，2007；黄粹，2008；孔静珣，2009；马焱，2010）。还有学者指出，妇联与作为其团体会员的妇女社团的关系除指导性关系之外，更多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与对话、相互学习关系（杨倩之，2006）。
4.妇联组织的发展模式
关于妇联组织的未来发展模式，学术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改良派和革新派两种观点。改良派观点认为，鉴于妇联的特殊历史背景和中国的特殊国情，目前妇联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建立一套完全有别于以往的工作体系。妇联组织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徐宇珊，2007；赵明，2009；马焱，2010）。由于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妇联基本的层级式结构有可能长期存在，妇联向真正的第三部门转变还需要漫长的过程（孔静珣，2009）。革新派对妇联组织机构和功能做了大胆的重新设计，提出妇联体制改革应以理顺妇联的政治职能、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突破，将妇联拆分成三个不同层面的妇女工作机构——党的妇女工作机构、政府性别平等机构和民间妇女组织联盟，分别履行政党组织、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形成妇女工作整体机制。革新派的学者认为，现行妇联核心制度设计具有政党性、政府性和社会性高度合一的特征，三者互相牵制，使妇联在履行妇女利益表达、妇女公共事务管理和执政社会支柱三种功能上都处于低效产出的状态，因此要对妇联的核心制度进行改革（陆鸣，2006；陈琼，2009）。学术界普遍认同妇联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由传统的依存关系转向新型的独立与合作关系，形成相对独立、各负其责、合作运转的新格局（杨倩之，2006；丁娟、马焱，2006；肖扬，2007；李静之，2007；金一虹，2007）。
5.妇联工作实践层面的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此后，关于妇联组织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代表妇女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研究妇联工作的一个重点，引起了众多学者和妇联干部的关注。
（1）关于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研究
这五年中，国内学者和妇联工作者对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妇联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定位、参与原则、参与环节、参与途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学者们一致认为，妇联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妇联对于承接政府转移出的部分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具有优势，同时也存在行政化倾向的阻力。关于参与的角色和功能，肖百灵（2007）认为，妇联需要扮演调研员、咨询员、倡导员、协调员、监督员的角色。关于妇联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原则，有学者认为应遵循层次性、民主性、赋权、平等合作的工作原则，量力而行，有限、有序、有针对性地参与（刘莉，2008；刘瑛，2009；张晋叶、刘斌，2009）。关于参与的环节，李亚平认为，必须抓住决策、执行和评估三个环节来实施参与（李亚平，2008）。关于参与的途径，刘莉认为应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在公共政策层面，推动社会性别意识决策主流化；二是在社会管理层面，推动妇女参与基层民主管理；三是打造个性化的公共产品，为妇女直接提供服务。关于参与的对策，有学者认为，妇联要对促进妇女参与社会管理有明确的承诺和发展战略；改变观念，工作中要站在与妇女儿童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问题的战略高度，在满足妇女的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框架下，解决妇女的现实需求（肖百灵，2007）。还有学者认为，要理顺与各政府部门的关系，充分发挥组织资源、人才资源、政策资源和群众资源的优势，努力提升参与层面，拓展参与渠道，创新参与方式，增强妇女对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刘莉，2008）。还有学者指出，妇联在参与社会管理的角色定位、参与原则、范围等方面存在认识上的不足，参与范围不够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还不健全，妇联组织和妇联干部参与社会管理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孔静珣，2009），参与还是以协助政府管理为主、自主参与为辅，真正进入决策参与的层面力度有限（孙小华，2008）。
（2）关于妇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妇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对局部地区的调查，也有对全国形势的分析。学者们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大体可归纳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妇联本身存在的问题来看，在机构设置方面，目前妇联内部结构普遍呈现上宽下窄、头重脚轻的形式，基层组织建设有待加强和完善。服务方式陈旧、内容单一，已远远不能满足现行社会妇女发展阶层化和妇女需求多样化的态势。在妇联干部队伍素质及其对妇联组织的认识方面，一部分妇联干部对组织的基本职能认知度偏低；对组织的群众性功能认识不足；对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主体性地位重视不够，缺乏赋权妇女的工作理念，时常有意无意地将妇女视为需要被“教育、团结、带领”的落后工作对象；时常将妇女发展当作社会进步的某种成果，而不是动因；承认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却忽视妇女在自身解放与发展中的自觉意识和自主能力（丁娟、马焱，2006；付佳，2010）。还有学者对基层妇联工作进行实地调查后发现，基层妇联在为农村妇女开展服务时，没有充分考虑不同民族、收入状况、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在参与妇联组织的活动、向妇联寻求帮助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基层村妇代会主任工作角色错位，计生工作成为妇代会主任的主业（矫杨等，2010）。杨翠萍（2008）以河南宇县为个案，考察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与农村妇代会异化间的关系，认为在各种政治压力、利益导向和信息传递的作用下，国家、村庄、妇女干部三个层面的治理和行为都倾斜于计划生育工作。还有学者考察了妇联组织的志愿者队伍，指出志愿者们在协助妇联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也存在着流失率高、专业性差、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徐宏卓，2010）。
从外部环境来看，一是政府的错位，在实践开展过程中缺少政府有的放矢的政策支持，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在具体操作中，对妇联组织具体事务和实际运行干预较多，在资金和工作走向上控制较严，导致妇联工作行政化倾向严重。二是管理体制的不畅，在实际工作中，妇联承担了一部分政府责任，使其能行“政府之职”，却无“政府之权”（黄粹，2008）。三是立法滞后，没有从法律层面系统地界定妇联的职权、规范妇联与政府和司法界的关系、明确可操作的细则和程序，使其在开展活动、筹措资金等方面面临不小的困难（陆鸣，2006）。
（3）关于促进妇联工作的发展对策
关于促进妇联工作的发展对策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更新工作理念、履行基本职能；完善组织结构模式；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能力建设。关于工作理念，有学者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妇女工作需要“眼睛向下”，尊重人、理解人是教育人、帮助人的基础（陈慧平，2006）。还有学者指出，妇联应正确理解“党政所需，妇女所急，妇联所能”的工作定位。围绕党的中心工作，不是直接包揽中心工作，而是要从妇女群众角度配合有关单位解决妇女问题。妇联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工作时，应强化群众工作视角，将妇女群众反映最迫切、最强烈的问题作为开展工作的优先领域，而不是从政治甚至政绩的需求出发（马焱，2010）。关于组织结构模式，学者们普遍赞同将妇联传统的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的横向联合的组织结构发展，逐渐扩大其横向的网络结构，而不是完全放弃层级结构中的内在关系（黄晴宜等，2007；金一虹，2007；肖扬，2007；黄粹，2008）。关于工作方式方法，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妇女工作模式“偏重政治建构、淡化社工服务”，当前应把社会工作与传统妇女工作有机结合；要改变工作方法，实现从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学会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学会用科学的统计数据说明问题（龚咏梅，2006；丁娟、马焱，2006；蒋美华，2007；曹振飞、毛飞飞，2008；张晋叶、张斌，2009）。关于能力建设，学者们普遍认为，妇联干部的能力建设与妇联组织的能力建设相辅相成，一支专业化工作队伍的形成对于妇联组织开展深入妇女各阶层的相关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妇联组织和妇联干部的能力建设应包括组织文化建构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战略决策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宣传与倡导先进性别文化的能力及妇女工作的专业技术能力，应该通过开展社会工作方法、技能、理念等的教育和培训，提升妇联干部的专业化水平（黄晴宜等，2007；矫杨等，2010）。
（二）其他妇女非政府组织（NGO）的研究
这五年中，关于中国其他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从宏观上研究和介绍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有学者对民间妇女组织兴起的背景进行了探讨，认为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妇女结社需求趋强促进了民间妇女组织的繁荣发展（张钟汝、李汉琳，2007；马焱，2010）。有学者对妇女非政府组织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妇女非政府组织引入中国的发展历程较短，在社会认可程度、社会机制保障、资金筹措和使用、人力资源、倡导力和影响力、组织治理、机构网络合作等方面都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丁娟，2006；张钟汝、李汉琳，2007；邓国胜，2009；叶苗，2010）。有学者对新的妇女NGO进行了评估，认为新的妇女NGO“出生率”降低且发展势头和影响力远不如其他领域的NGO，认为这与国外资助方将资源集中分配给在业界已颇有口碑的NGO有很大关系，新的妇女NGO很难分得一杯羹（徐辉，2009）。还有学者指出，中国NGO的志愿者在人数、规模、层次及影响上和国外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志愿组织的管理亟待健全，志愿者协会等社会公益组织发育仍不充分（丁宁，2009）。还有学者梳理了1995年以来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发展与妇女解放实践之间的联系、1898～1919年前后妇女民间社团与妇女解放实践之间的联系，并对这两个时期妇女组织与妇女解放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于振勇，2008）。也有学者对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多种分类标准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呈现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有效补充了官方妇女组织资源，有利于促进妇女运动和妇女福利（张钟汝、李汉琳，2007；狄金华、刘瑞清，2008；叶苗，2010）。还有学者对妇女NGO为提高农村妇女参与意识开展的行动进行了经验总结（徐宇珊，2006）。也有学者对妇女组织在环境管理与决策、环境宣传与教育、生态建设、城市综合整治、清洁生产等领域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江西省妇联课题组，2006；孙晓梅，2008）。
另一类研究是以个案的形式对妇女非政府组织产生和运行的状况、发挥的功能等进行阐述。牛天秀（2007）以南京市小市街道妇幼庇护所社会支持体系为例，揭示了基层妇女NGO的生存与发展仍处于弱势地位。丁宁（2009）以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热线为例，对影响NGO志愿者工作投入程度、志愿者流失原因进行了分析。张翠娥、付敏（2010）以一个服务于流动妇女的草根妇女非政府组织为个案，从需求的视角出发，对草根妇女非政府组织在日常实践中如何回应服务对象的需求、发挥组织功能进行了探讨。李莉、李玲（2010）通过对湖北省有关妇女NGO的调查，探讨了妇女NGO在反家庭暴力中的社会救助机制与行动策略，指出政府和社会要给妇女NGO增权，扩大组织的各方面资源支持，形成一个现代社会以政府组织为标志的第一部门、以经济组织为标志的第二部门和以社会组织为标志的第三部门“三足鼎立”的治理结构。
此外，少数民族妇女组织、高校女大学生社团也成为研究者涉猎的主题。水镜君（2010）对中原穆斯林妇女组织进行了研究，反映了在全球化情境下，穆斯林妇女在面临文化误解以及传统文化偏见的双重压力下，如何通过组织化做出积极的应对。普永贵、岳早念（2009）通过对德宏州两个景颇族女子护村队的考察发现，农村民间妇女组织在乡村社会管理中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对当代高校女子社团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多数高校的传统妇联组织将工作对象界定为女教职工，对于是否将女大学生纳入工作范围很模糊；当前高校女子社团类型多元化，但缺乏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和其他青年、妇女组织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理顺（朱峰、成斌，2009）。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妇女运动表现出的组织模式多样性和目标的多元化特征，有学者指出这与组织资源的多样性有关。王凤仙、米晓琳（2007）在对中国妇女民间组织、地方政府和国外基金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提出了妇女组织在谋求国际合作时的身份意义问题。她们指出，在不同妇女组织和资源提供者之间，是各种力量的合作与博弈，中国妇女组织研究特别要关注独立身份的缺乏问题。
（三）妇女组织的历史研究和国际研究
这五年中，有关妇女组织的历史研究、国际妇女组织研究等主题被不断纳入研究者的视野。
不少学者对民国时期、抗日救亡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妇女组织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王丽（2008）通过民国时期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西干事的合作交流这个缩影的研究，指出了近代中国尤其是一直被忽略的女性怎样面对外来文化和文化差异。刘宁元（2007）研究了救亡时期北平女界组织，对这一时期不同类型的妇女组织进行了归类，并详细介绍了不同类型妇女开展的各项活动。夏蓉（2010）对抗战时期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性质进行了探析。耿化敏（2007）探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妇联组织从受冲击到重建的组织演变轨迹，并对组织危机中折射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她指出，“文化大革命”给新时期中共执政能力建设和群团组织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执政党要充分尊重群团组织的自主性，群团组织必须在坚持党领导的前提下，积极拓展独立活动的社会空间，为执政党与群众之间的良性沟通架设一条制度化的组织通道。
还有不少学者介绍了国外妇女组织的发展状况与经验。郭又新（2007）考察了印尼妇女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印尼妇女非政府组织与妇女的社会动员所扮演的角色、起到的作用以及面临的各种问题。王虎（2007）回顾了马来西亚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介绍了独立后的马来西亚主要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及其活动，评估和分析了马来西亚妇女非政府组织与马来西亚政府的关系。研究指出，马来西亚妇女非政府组织多隶属于政党和其他社团组织，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它们的独立性，增加了其依附性。蒲瑶（2007）介绍了国际妇女NGO在阿富汗的作用以及面临的挑战。她指出，国际妇女NGO活跃于阿富汗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两性平等等领域，在为阿富汗女性争取权益和福利以及争取更平等的生活空间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国际妇女NGO也面临着如何妥善处理捐助国与受援政府的关系、保障自身安全等问题。曲宏歌（2009）以欧洲妇女游说团为例，探讨了欧盟女性团体的政治参与实践，发现欧盟制度框架提供的政治机会、性别不平等的普遍性以及欧盟女性团体政治参与目标所具有的女性主义进步色彩，是促进其政治参与不断发展的主要有利因素。刑桂敏（2008）对埃及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这些研究为中国妇女组织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宏大广阔的背景和视角。
三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纵观这五年的研究成果，有几个显著特点：一是对县级以上妇联组织的关注多，对基层妇联组织如农村妇代会关注较少；二是对妇联组织研究涉猎的范围较宽、内容较多，而对其他妇女非政府组织研究的领域较窄、内容也较为空泛；三是对现实问题的实证调查明显增多，而对组织的历史变迁性研究较少，史料分析也较为不足，尤其缺乏历史比较分析的视角，对现有史料也缺乏一定的学理分析；四是对各类妇女组织的实践经验介绍较多，而对妇女组织的理论抽象不足。
然而，当今的妇女组织发展实践是突飞猛进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化、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民间妇女组织不断涌现，并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妇联组织和妇联干部能力建设的推进，妇联组织的角色定位、工作理念、机构设置、工作方式方法都在发生快速变化。当前鲜活的、丰富的妇女组织发展实践为理论升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妇女组织在实践中的快速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亟须妇女组织理论的创新和指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这些都为妇女组织的发展和妇女工作的推进，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条件，但同时也对各类妇女组织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今后，各类妇女组织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加快推进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完善，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应该成为研究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的重点。此外，今后的研究还应加强对妇女组织的运作机制、妇女组织与妇联的关系、妇女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妇女组织发展的历史进程等方面的探讨，以进一步推动妇女组织研究的理论化进程。
[1] 作者简介：马焱，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