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空间研究综述（2006～2010年）
宓瑞新[1]
一 研究概述
2006～2010年，性别与空间研究产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在研究数量、研究广度和深度、研究方法和研究队伍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本综述在收集数据上，首先，在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空间”“性别空间”“女性空间”“性别与空间”等为检索词进行了一次检索，同时在每篇论文下的“相似文献”中收集查找；对已经收集到的论文，以“作者名”“篇名”以及性别与空间研究的主要议题为检索词进行了二次收集，并阅读每篇论文后的“参考文献”来搜集补充研究信息；对《人文地理》等杂志2006～2010年发表的文章进行检索。其次，以“空间”“性别空间”“女性空间”“性别与空间”等为检索词在国家图书馆网站进行了检索。据不完全统计，共收集到性别与空间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200多篇，硕士论文36篇，博士论文6篇，专著8部。这一时期性别与空间研究的主要特点有以下方面。
（1）性别与空间研究视角已深入建筑、规划、设计、社会学、文学、教育学、法学、历史学、媒介与传播学等众多学科和领域，空间作为一个研究维度正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自觉使用，产生了一批富有学术深度和研究质量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不仅批判和挑战了既有学科的性别与空间盲视，还参与了新的学科基础重建的进程。
（2）研究方法更为科学。随着西方空间研究成果的引进，国内学界对国外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学转向和人文转向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对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脉络、主要议题的认知逐步加深，运用多学科的研究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或进行空间、性别、年龄、阶层等交叉视角的研究，正成为这五年性别与空间研究的新特点。
（3）性别与空间研究的议题有很大的拓展。例如，女性就业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就业空间的性别化、女性就业者的行为空间差异以及女性内部就业空间的分化是女性就业活动空间研究方面的主要拓展；教育学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在延续2006年前关注学生空间思维与能力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与校园空间环境的关系的基础上，还对学校空间与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再生产、校园空间所蕴含的性别意识形态及其对性别的规训等深层权力关系进行了探讨。在文学领域，城市的开放和全球化的推进带动了人们的迁移，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故乡/城市空间的感受，性别与空间迁移的经验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亮点。
（4）中青年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与之前相比，2006～2010年性别与空间研究的硕博论文数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一些优秀的博士论文已经出版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黄春晓的《城市女性社会空间研究》、肖庆华的《都市空间与文学空间——多丽丝·莱辛小说研究》、姚霏的《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李霞的《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硕博论文数量的增长、质量的提高显示了未来性别与空间研究的潜力。
（5）学科之间的渗透、学科专业内部议题的传承对性别与空间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对检索到的200多篇研究论文、40余篇硕博学位论文作者所在学校、专业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拥有建筑、规划、设计、地理旅游等学科的大学或在综合性大学，学科之间的渗透、学者之间的交流、学科专业内部议题的传承对性别与空间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也更容易产生学术辐射作用。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一）建筑、规划、设计学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
1.建筑规划设计领域的女性从业人员
2006年之前，针对女性建筑师的研究涉及女性建筑师的执业状况、面临的问题以及女性建筑师应如何扮演这一独特的社会角色。2006～2010年，此类研究开始增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女性建筑师面临的问题。建筑界女性面临着如何在高等教育中争取平等待遇；职业和个人生活的平衡问题；在职业实践中，女建筑师已出现在很多跨专业的公司中，但独立女建筑师事务所的比例很低，多数女性都是通过团队，在项目从概念到实现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工作（维雷娜·辛德勒，2007）。一些研究分析了建筑设计中女性思维没有发挥出来的原因，一是男性在建筑行业占有主导地位，他们的经验与思想渗透到建筑教育当中，形成一种男性化、“理性”的思维模式。建筑界无论男女，都是在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他们要想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必须尊崇这种思维模式。二是建筑界所接触的客户群仍是男性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趣味对建筑设计有影响（赵茜，2009）。②建筑规划领域女性从业人员比例的变化。成元一（2009）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10年间（1997～2006）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入学人数以及男、女生比例的数据调查研究为例，探讨了城市规划专业中女性人数比例变化的趋势，以及该趋势对于城市规划专业未来发展的影响。③建筑规划领域女性从业人员的特色和贡献。韩佳纹（2010）的硕士学位论文总结了以林雅子、富田玲子等优秀人物为代表的日本女性建筑师群体的发展轨迹及共性特征，研究了日本女性建筑师对日本建筑发展的推动、女性建筑师自身的角色变换、女性主义建筑语言的发展演变。
2.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建筑、规划、设计
2006年前，一些研究对西方女性主义空间视角这种新的建筑规划理念予以介绍，探讨将性别观点引入建筑规划设计研究的必要性，反思中国建筑、规划、设计领域存在的性别盲点，提出在建筑规划领域要关注到性别差异（黄春晓、顾朝林，2003；黄昭雄、王雅娟，2004；刘丹，2005；刘丹、华晨，2005），并探讨了利用女性主义建构新的建筑学基础的可能性（汪原，2004）。2006～2010年，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领域也明显扩大。
（1）女性主义建筑学议题的介绍与研究。滕静茹（2010）的博士论文对西方女性主义建筑学的若干议题——女建筑师、女性主义建筑设计、女性主义建筑教育、女性与居住建筑、女性与公共建筑和女性与城市安全进行了研究、论述。女建筑师这个议题，主要围绕女建筑师历史的重建、专业贡献的认可和生存状态的批判进行探讨。在建筑设计方面，提出了通过女性象征、女性原理建构一种女性主义建筑形式，并尝试建立女性主义的建筑设计路径，包括：使用者的深度参与、适应使用者的方案表达、与业主和建造者的平等关系。在建筑教育上，明确指出男性主导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传统建筑教育存在的危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女性主义建筑教育模式：服务学习、权威分享、合作依靠和强调伦理。在公共建筑使用上，指出已有公共建筑对女性的感受和需求考虑不足，强调了女性创造的、服务于女性的公共建筑对女性的价值。关于女性与城市安全，分析了女性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恐惧与强奸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城市的色情化街道景观在塑造强奸文化中发挥的影响，并提出具体的物质环境设计措施，以预防针对女性的犯罪；针对家庭女性的安全环境，提出建立服务于受暴女性的家庭暴力庇护所的措施。最后作者总结了其对中国建筑学研究的启示。
（2）对建筑规划设计中无差异性方式的批判。一些研究指出，男性标准与男性原则在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中普遍存在，城市规划政策不注重社会性别分析，公共场所的安全设计忽略了女性的特殊需求与环境体验，城市建设缺乏细节方面的性别敏感，提出应挑战现代城市空间追求功能主义与匀质空间模式的无差异性设计方式，建构城市规划政策的性别分析框架，将性别意识纳入城市规划决策的主流，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层面上注重吸收女性对城市规划的想法和建议，保证女性获得平等的城市规划参与权（姚晓彦等，2007；李文潇，2009；秦红岭，2010）。
（3）基于女性视角的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研究涉及开放空间中女性使用者的情绪行为体验（杨雯，2008）、两性对城市广场设计要素的关注差异（刘合林、沈清，2008）、银川城市生活需求的性别差异（郑泽爽、甄峰，2010）、都市女性空间建设的层次与原则（陈丽菲，2008），并提出将性别差异、女性主义视角引入开放空间的规划设计，寻求更能体现不同性别使用者多样性需求的规划设计，并提出了一些具有性别视角的对策和建议（何浩，2007；覃丹，2009）。
（4）基于女性视角的居住空间规划设计。一是对古代建筑伦理文化的审视。张献梅（2007）指出，宋代理学给女性套上了更为沉重的精神枷锁。在建筑方面，主要表现在居住空间上对女性的禁锢、在祠堂建筑上对女性的限制和统治者积极倡导兴建贞节牌坊对女性精神的控制。二是对民居空间使用方式的性别审视。关注女性和古民居空间的互动关系，探析女性使用空间的方式以及等级制的空间结构是如何规训女性行为的（何水，2007），同时，也注意到传统民居在尊重礼法的前提下，对女性活动空间进行的变通（朱静，2010）。有学者对安义古村落中官、商、民三种地位和性质的女性使用空间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了古建筑中女性使用空间的一些特点，探讨了这类设计对优化现代建筑女性使用空间的作用（罗雅等，2007；许阳峰、章力，2008）。三是对当代居住空间的性别思考（陈璐，2007；邱丽丹等，2007）。另外，新疆少数民族居住建筑中的性别意识及变迁也受到关注（王菁菁，2009）。
（5）对女性教众宗教场所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佛教女众道场、清真女寺的研究。研究涉及：岭南传统佛教女众道场的建筑特点、与男众道场建筑形制的差异、岭南现代佛教女众道场建筑的城乡差异、岭南佛教女众道场的发展趋势（姜艳华，2007）；20世纪上半叶（1958年以前）北京清真女寺的发展情况包括数量变迁、空间分布、空间特性和发展缘由（滕静茹、朱文一，2007）。
（二）社会学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
1.女性就业活动空间
2006年前从空间角度对女性就业问题进行的探讨很少，这五年，对女性就业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就业空间的性别化、女性就业者的行为空间差异以及女性内部就业空间的分化研究有了一些进展。何流、黄春晓（2008）利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对南京市女性就业的空间差异进行研究，分析了女性就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和行政管理业的女性就业在城区和郊区的空间分布和分异状况，总结了女性就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宏观空间层面上的中心化与微观空间层面上的边缘化、行业间的极化趋势。林耿（2010）也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市辖区（县、市）为基本地理单元，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133个样本进行性别与就业空间的实证研究后发现：广东省不同性别的就业整体同构与一定程度的性别隔离并存；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不同性别的就业空间具有权力特征，具有生产性；在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下，除粤东部分传统地区之外，广东不同性别的就业差异并未构成整体的就业空间性别化。谢妍翰等（2010）研究了不同行业女性非正规就业者的行为空间差异性及其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餐饮业和茶艺表演业女性非正规就业者具有总体上相类似的行为空间结构，但由于其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和经济收入不同，该结构在尺度构成、出行活动的距离分布和出行频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进一步对上述两类女性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发展分别产生了限制和促进的不同作用。何明洁（2009）对“和记”女性农民工的劳动过程展开分析，探讨了同一家酒楼中女工的空间分化。
2.女性休闲空间
（1）女性休闲空间的拓展。杨朕宇（2009）以《新闻报》广告为视角，透析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性休闲空间的移换与拓展。方英（2007）则以广州市为个案，考察广州市女性休闲场所的变化和拓展，分析了休闲消费与性别秩序的变化。
（2）女性公共休闲空间的分布、选择、需求、影响因素及措施。黄春晓（2008）以南京市湖南路商业街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女性休闲空间的分布、空间选择和空间需求，探讨了女性休闲空间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李华（2009）通过研究得出：城市女性公共休闲空间的日常选择主要为社区公共空间、城市步行街道，周末的选择主要为城市步行街道、城市公园，节假日主要为观光度假类场所、城市公园；城市女性对现有公共休闲空间的可选择性及质量的满意程度不高，并且期望度与其受教育程度及居住地点存在显著的关系；影响城市女性公共空间选择重要性高而实际表现较低的因素包括公共休闲空间基础设施的完善性、活动项目的吸引力、休闲氛围、收费的合理性，这应是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建构着重改善的方面；影响城市女性公共空间选择重要性低而实际表现也低的因素包括政府对公共休闲空间的建设力度、城市女性所受的休闲教育、舆论的引导。李华指出，出于长远考虑，这三方面同样需要关注，并从城市女性休闲行为的引导、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规划与建设、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对策。
（3）女性内部不同群体休闲空间的分异性。王晋等（2009）对长沙市各类职业女性参与休闲场所的职业差异进行了研究。陶伟、郑春霞（2007；2008）剖析了广州6所高校女性教职工日常休闲行为的户内与户外的时间与空间结构特征，同时通过属性相关性分析，进一步了解了女性休闲活动空间和女性属性的相关性，以期通过对女性休闲生活状况与质量的研究来指导相应的休闲空间与要素的规划和布局。胡宇娜、曹艳英（2010）以青岛市女性居民为具体研究对象，分析该市居民在休闲时间和休闲空间选择上的性别差异以及由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因素导致的城市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揭示了多元化社会中女性这一独特社会群体的日常休闲时空特征。
（4）虚拟休闲空间的性别行为差异。曾雪凤（2007）以福州市为例，就在线城市白领网络空间行为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
3.女性生活活动空间
黄春晓、顾朝林（2009）从中国性别制度和城市结构的历史变迁出发，分析了不同的性别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不同的性别制度下女性社会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具体体现，并指出，随着消费文化的发展，女性将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空间结构演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城市空间也在由男权制结构向多元性别特征的方向发展。杨菊华（2006）使用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探讨了在婚女性和男性家务分工的决定因素。其结果表明，具有性别特征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私人空间行为具有潜在作用。郭慧敏（2010）通过对一个单亲家政女工小组的个案分析，显示出这个群体遭遇多重挤压的空间欲望，揭示了父权制对妇女的空间挤压。李霞（2010）运用“娘家-婆家”这一分析框架，细致考察了以山东济宁为调查对象的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并指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属关系经营活动，构建出了不同于正式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许圣伦等（2006）选择厨房空间为论述范畴，把研究对象集中于炉灶，借此分析男性如何将厨房定义为女性空间，但又将主权保留于男性手中，将权力下放于女性，女性又如何为了权力而斗争。他们认为，从炉灶中，能由小见大，发现背后牵动着整体家户的空间与权力。
4.其他
杨晖、江波（2008）通过陕西妇女研究会秦阳妇女健康发展项目的实践，说明社会性别知识并非外来的“文化殖民”，而是在社区空间内建构的具有本土价值的知识。徐黎丽、纪婷婷（2010）从中国甘肃临夏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妇女活动中心、新疆喀什维吾尔族妇女各种民间劳动与互助组织、甘肃兰州多民族妇女锅庄舞队等三个个案入手，分析女性公共安全空间在边远地区妇女自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功能与影响。另外，茅倬彦（2006）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时间和空间变化的情况，分析了2000年全国各区县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特征，探索影响中国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和间接因素。杨菊华（2010）通过整合时间、空间、情境三维因素，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两性平等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解读了维系性别不平等的显性和潜在的文化、社会及制度机制，深入发掘了不利于两性平等发展的多层次且错综复杂的内在原因。
（三）文学、传媒与文化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
1.文学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
近现代文学主要涉及跨国书写研究，对上海女性都市文学、海派女作家的研究，以及对沦陷区、租界、殖民地等区域中女性文学的研究。
（1）跨国书写研究。朱骅（2010）以赛珍珠和何巴特的跨国写作为蓝本，力图揭示身处中美两种文化交汇的边疆地带上的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边疆意识”。研究显示，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的“边疆”既是地理实体，也是心理隐喻，她们的“边疆意识”产生于性别身份和强势的国家身份、宗教文化身份、种族身份间不断协调的过程，每一个女传教士都在性别与其他三种身份形成的张力场中为自己定位，努力在成就感与异化感之间寻求平衡。
（2）对上海女性都市文学、海派女作家的研究。一是对张爱玲作品的研究。研究涉及张爱玲小说时空结合的叙事方式（张彩霞，2006）、张爱玲小说的空间形式（董洪国，2006）、张爱玲编剧的影片《太太万岁》的时空转译及其文化政治（周云龙，2010）。二是对苏青作品的研究。主要研究了其作品中的空间意象、区域文化风俗对小说文本风格的影响以及都市女性生存体验的真实表达（邱佩莹，2006；倪丽，2008；张哲，2009）。三是对张爱玲、王安忆等的比较研究（皮进，2006；陈丹丹，2009）。
（3）对沦陷区、租界、殖民地等区域中女性文学的研究。或探析战争背景下的城市文化与女性写作，认为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女性书写对于市民阶层生活的精准把握颠覆了传统审视城市的眼光和角度，构成了战争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一翼（朱念，2009）；或关注梅娘、苏青的小说对沦陷区青年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多样展示（陈洪英，2009）；或对殖民地时空下的女性文学景观——1931～1945年伪满文坛女作家群落进行考述（王劲松，2009）。其中一个重点是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主要涉及萧红作品的空间形式（程振兴，2007）、空间文化意蕴（郑萍萍、崔云伟，2008）、空间意象（宋剑华、曹亚明，2009）、时空构形（林霖，2009）。
当代文学研究部分包括以下部分。
（1）城市∕上海女性写作中的性别与空间解析。这是当代文学性别与空间研究的一个重点。一些研究涉及城市与女性关系在当代文本中的演进（刘贺娟，2009）、女性形象与城市空间的变迁（张屏瑾，2009）；王安忆小说中的弄堂意象（滕朝军、母华敏，2008）、上海镜像与王安忆的空间政治（马春花，2008）、王安忆小说中的性爱描述与个人化空间的建构（朴马利阿，2008）。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陈慧芬的研究。她认为，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全球化在中国/上海的开展，加剧和凸显了城市的空间生产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促使女性写作者对性别空间与地域性知识的再思和书写，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经历了一个“地理学”的转向；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更多的人被裹入城乡的流动中来，从而扩大了女作家的“地理学”写作。她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热中，借由着对城市的书写，女性写作者们释放了关于自我性别与城市空间的想象，以个体经验“重构”了城市的历史和地理。例如，《长恨歌》在上海城市的书写史上第一次将女性的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城市的主体，王安忆的另一部作品《我爱比尔》则将目光投向了某些具有“飞地”性质的城市空间，以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体遭际喻说了“全球化”与“本土性”的争夺。陈丹燕的《上海女子的相生相克之地》“钩沉”出了上海淮海路上女性的“现代性经验”，新生代作家丁丽英的《时钟里的女人》则提供了另一种女性的街头经验（陈惠芬，2006）。
（2）性别与空间迁移的经验。这是当代文学性别与空间研究非常新颖的一个点。陈慧芬（2006）认为，城市开放和全球化的推进带来了人们行走的自由，同时亦改变了人们（包括“原住民”在内）对故乡/城市空间的感受。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提供了行走于“城乡之间”的性别与空间迁移的经验，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呈现了进城打工的农村妇女对自我生活中变化了的空间的感受。
（3）其他。王宇（2009）在研究中指出，性别符码一直在参与有关时间、空间的表述。时间、空间与性别的深度关联实际上是“五四”以来近百年中国文学所表达的一种非常“另类”的现代性经验。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代女性文学批评对空间维度的自觉纳入和阐释（乔以钢、洪武奇，2008）。
在对国外文学作品性别与空间的分析方面，侧重于对女性作家作品的空间解读。美国华裔女作家任碧莲的小说《典型的美国佬》书写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华裔移民文化认同的变迁。胡碧媛（2009）将空间生产理论“挪用”于文本的解读实践，探究了女性人物海伦的女性空间意识。她认为，海伦在文化空间、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追寻和探索，是她在后现代时空下重塑自我的有益尝试，也是对跨地域文化价值观的重建。吴兰香（2010）对伊迪斯·华顿游记中的人称指代进行了分析，展示了美国女性作家在游记书写中的尴尬境遇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性别焦虑：一方面，她们的旅行经历和游记创作使她们进入了公共空间，挑战了社会对女性设置的种种性属边界；另一方面，多年来内化于心灵深处的性别意识又让她们身不由己地遵守社会“性别分工”，力求在作品中保持自己的淑女身份。一些研究者还对多丽丝·莱辛（赵晶辉，2010；肖庆华，2008a，2008b，2008c，2008d）、佐拉·尼尔·赫斯顿（徐颖，2008；毛凌滢、熊敏，2010）、格温德琳·布鲁克斯（申昌英，2006）、伍尔夫（郭小英，2007）、薇拉·凯瑟（周铭，2008）、托妮·莫里森（吴蕾，2010）的作品进行了空间解读。另外，刘武（2010）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女性咖啡馆”为代表的女性空间的建构和女性研究中白人妇女的主导地位，揭示了有色人种妇女在美国女性空间建构中的身份缺失。在研究方法上，很多研究运用交叉视角进行分析，显示了在研究方法上的进展。
2.媒介传播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
在媒介传播领域，性别与空间的主要研究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景观∕空间、视觉媒介与女性形象。刘宏球（2008）指出，作为一种现代都市的景观，女明星、电影和都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观众对明星的崇拜和追捧在于明星的“奇观”效应和满足其潜意识中的某些欲望。张彩虹（2008）认为，女明星们是上海这座物化都市的女性象征和欲望投射物，电影女明星的银幕形象、个人遭际与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性生成之间存在着交融反塑的复杂关系。路文彬（2006）从城市空间、视觉媒介与女性形象的视角，对中国当代影视女星青春形象的历史渐变进行了探讨。
（2）男性凝视空间下的女性性别角色建构。温泉（2007）以电影《再见爱丽斯》为个案进行分析，并指出在男性“凝视”目光下，男权社会的权力制度与规约体制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道德约束，男权进而被遵守和服从，女性希冀在男权社会操控下追寻女性性别主体是虚妄的。
（3）电影的空间建构与话语演变。张黎呐（2010）认为，中国女性电影在建构视觉空间时经历了一次转型：前期行动在开放场所的女性被遮蔽了性别，后期退守至封闭空间的女性虽焕发了本体意识，却对自我加以精神囚禁。他同时指出，在不同时期，女性在影像中被剥夺的内涵有着质的区别。女性影像话语始终内植于男性中心的景观建构，因而注定遭受深度剥削。万萍（2010）认为，镜头、色彩、音响等等都会参与表述，共同构成一个立体的表意空间、分析空间以及建构空间，其镜头语言可以发现侯麦电影潜在的更丰富的表意内容。她通过对侯麦电影中两类典型空间“居室与街道”的分析，在空间结构和性别关系问题上对侯麦电影中呈现的现代人对内道德的自我规训、对外部世界进行身体感知的特性进行了阐述。另外，段炼、王鲁（2006）从艺术家与城市空间之关系的社会角度，考察了西方当代摄影艺术家怎样通过展示女性身体而探索城市公共空间的隐秘之处，探索其中女性性从业者的身份问题，从而在当代批评理论的语境中，揭示观念艺术中身体图像和身份问题的社会意义。
3.文化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
该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多利用交叉视角进行，不仅涉及文学、电影，也将关注焦点渗入到艺术与民歌文化当中。张英进（2007）主要研究了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与电影如何想象城市、对城市进行“构形”，对城市爱恨交织的态度以及城市/乡村对立的本质。其文本对象主要是小说，兼及电影、话剧和诗歌，但重点是从城市的角度重新解读经典作家（如鲁迅和茅盾），并挖掘在以往的主流文学史中因意识形态或精英立场而被长期忽略或埋没的作家。其理论以社会学中的城市心态与都市体验为框架，力图描述小镇、古城、现代大都市等文学模式和典型人物的构形，通过京派、海派的文化差别的表述，探索现代文学创作中城乡、中西文化的冲突、妥协与交融。刘岩（2010）认为，张英进把城市——建筑、习俗、传统——陌生化，在一定距离之外观察城市空间以及空间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这一研究视角及研究发现对21世纪初浸淫在文化全球化中的中国人如何审视和保持自己的城市文化传统提供了借鉴意义。郑胜利（2007）研究了艺术史中语言空间、性别与叙事方式的关系。邓伟龙（2008a、2008b、2008c）分析了空间维度在解析刘三姐山歌文化中的意义和作用。另外，他还从空间的建构与认同，从身份、空间与认同的角度探讨了刘三姐山歌文化的深层底蕴。
（四）教育学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
2006年前，教育学领域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学生空间思维与能力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与校园空间环境的关系两个方面。2006～2010年，基本延续了此前的脉络。前一方面，主要探讨了高中生化学视觉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段戴平，2006）、初中生地理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王启军，2006）、赣州市两所中学103名八年级学生空间认知能力的性别差异（谢志勇等，2010）。这些研究，在学科领域上较之以往有了拓展。后一方面，罗长海、杜思赟（2010）以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户外活动场为对象，就女生的户外活动现状及需求、户外活动场所个案使用现状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校园规划建设应考虑到女生使用空间的权利，从女性使用者的角度规划环境，以满足各种异质性需求。不仅如此，一些研究还对学校空间与不平等性别关系的再生产、校园空间所蕴含的性别意识形态及其对性别的规训等深层权力关系进行了探讨。石艳（2007）认为，学校空间不仅仅是客观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承载体和社会规范的建构物。社会互动的空间维度和社会再生产趋向在学校空间中被不断建构。在学校空间中，男教师和男学生使用男权制的规则和资源来控制女性，并从此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由此，作为不平等性别关系再生产的资源的学校空间成为建构性别差异的场所。王俊（2010）指出，男性气质的空间文化与性别阶层化现象在以工科为主导的Z大学中非常明晰，在社会性别作为大学场域中一种制度性基础并未受到普遍关注的情况下，如何让大学空间生成友善性别的文化，而非复制甚至强化原有的社会性别关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五）历史学领域的性别与空间研究
2006～2010年历史学领域的研究特点。
（1）城市继续作为性别与空间的一个研究主题。张天洁、李泽（2007）以20世纪初期的城市公园为切入点，透过社会空间的视角，解读近代中国女性再定义的背景下新女性意识与公园空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新兴的城市公园挑战了传统父权社会对女性的界定，拓展了女性的活动空间，为其身份和角色从家庭伸展到社会提供了契机，也相应带来了她们形象、观念和社会生活的转变；而审视公园为女性提供的设施及活动机会，从锻炼身体、男女社交到照顾孩童，基本上围绕着体格健康的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展开。他们认为，从本质上讲，20世纪初的城市公园是民族国家框架下“新贤妻良母”意识的空间物化，是当时上层权力机构安抚、规训、强化中国国民努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运用新视角对传统家庭场域的女性生活进行研究。陈雯（2008）从技术视界考察了家庭场域下的古代女眷生活。
（3）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中性别与空间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徐昕（2009）选择民国时期上海妓女的法庭故事作为研究对象，以妓女的身体为经度，以法庭空间为纬度，讨论法庭空间中的妓女身体、妓女以身体应对法律的技巧、法律对妓女身体和精神的规训，进而通过妓女与法律的互动来揭示正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法庭上的妓女形象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姚霏的《空间、角色与权力：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研究（1843～1911）》（2010）是“江南社会历史研究丛书”之一，该书从晚清上海“女性空间”拓展的机制，多重史料内外的“女性空间”，女性社会角色与空间内外的权利，女学、女权与国族主义的聚合四个方面对女性与上海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和研究。
三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这五年中，性别与空间研究不断拓宽，研究方法也日趋多元和交叉，但从总体来看，性别与空间研究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很多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近年来，西方的空间理论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介绍，空间维度和空间理论的运用在主流学科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但是空间视角和理论如何与性别视角相结合，并产生出有质量和影响的学术成果，未来在这方面还有待加强。
（2）西方人文地理学包括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和主要议题在性别研究领域介绍不足，现有的关于国外性别与空间研究的评介大多比较粗糙、简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于性别与空间的认识、理解和娴熟的运用。
（3）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一些学科如建筑、规划、设计虽然对性别与空间视角的引入比较早，但是研究进展比较缓慢，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研究成果重复，很多研究对性别的理解存在本质主义的倾向，也存在将西方的视角、理论简单化运用的现象。文学领域性别与空间研究数量比较多，研究视角也日益多元和交叉，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扩展，如关注性别与空间迁移的经验等，但过多地集中于城市研究如上海写作与海派女作家，也存在研究重复和低质的现象。
（4）一些研究囿于狭窄的学科之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活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地理学包括女性主义地理学经历了社会学转向和人文转向，进行跨学科和交叉视角的研究已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有助于打破学科间的壁垒，促使人文地理学焕发更大的生机与活力。在国内，对于性别与空间进行跨学科和交叉视角的深入研究还略显不足，而这将是国内相关学科应该关注和努力的一个方向。
（5）性别与空间研究虽涉及建筑、规划、设计、社会学、文学、教育学、法学、历史学、媒介与传播学等众多学科和领域，但其存在的主要不足是：对于城市的研究居多，对于农村、小城镇的研究不足，对于包括妇女在内的弱势群体以及妇女内部不同群体的研究不足，未来有待于在这些方面进一步拓展。
（6）当前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拆迁和城乡人员流动，以及全球化推进所带来的资本聚集、跨国公司的区域流动为性别和空间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也有待于进一步的关注和研究。
[1] 作者简介：宓瑞新，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