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体育研究综述（2006～2010年）
董进霞 杨靖[1]
一 研究概述
以“女性体育”“职业女性”为检索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查找2006～2010年间的文献，找到与女性体育（运动项目的技术教学和分析类文章除外）有关的记录230条。另外，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硕士学位优秀论文全文数据库用“女性体育”作关键词查找，分别查到3条和45条记录。这样，在2006～2010年期间，中国的女性体育研究成果至少有278篇，比2001～2005年（175篇）增加了100多篇。五年间，女性体育研究也逐步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和支持。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等省部级课题立项的研究也时有出现（尽管数量仍很少）。
2006～2010年中国女性体育研究文章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泛，内容涉及奥运会、竞技体育、休闲体育、健身锻炼、不同人口和地区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体育、女性体育消费、媒体报道和对女性参与体育的社会文化分析等多方面。中国女性体育研究的对象范围广泛，涉及女运动员、女教师、女学生、城市职业女性、农村女性以及女性体育新闻从业者等多个社会群体；研究方法多采取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及逻辑分析等方法，专家访谈和个案调查偶有出现。
二 主要研究内容
（一）女性与精英体育
在2006～2010年期间，共有31篇期刊及学位论文对女性精英体育进行研究，其中19篇论及与女性参与奥运会相关的问题，12篇对女性竞技体育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
作为体育世界中的顶级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形式、组织结构以及文化价值体系对整个世界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女性从1984年起在奥运会历史上屡创佳绩，唤起了人们对女性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作用、贡献等问题的兴趣。而北京2008年奥运会更是将这一关注推向了高潮。朱小丽（2006）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妇女在奥运会中发挥的作用和重要地位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妇女在奥林匹克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呈现出良好的性别平等化趋势，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奥运会中所体现出来的性别平等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女性参赛人数、参赛项目、运动成绩、媒体报道和女性进入领导管理层。近几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奥委会有关女性体育政策予以关注，他们追溯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女性体育政策的历史沿革，并提出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政策系统中资金及机会分配的地域分布不公；妇女在管理机构中居于边缘地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到“标签化”处理；处理宗教和传统习俗问题上的失灵；协调与约束大众传媒对女性体育报道的政策缺位（阳煜华等，2009）。也有学者从国际视角探究世界女性在奥运会发展历程中的参与情况，提出现今在赛场上和管理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关的建议（宋玉芳等，2008）。与21世纪前五年相比，2006～2010年有关女性参与奥运会的研究文章数量有所减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79年重返国际奥运大家庭后，中国女子竞技体育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女子竞技体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7年为中国女子竞技体育的初步发展阶段；1988年至今为中国女子竞技体育的腾飞阶段（刘芳，2006）。研究发现，中国女性在竞技体育的参与中获得的巨大成绩，令世人瞩目。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女性竞技体育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实践经验，主要表现在党和国家对女性竞技体育的重视、男性的支持与合作是中国女性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些经验对进一步指导中国女性竞技体育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卢玲，2010）。从1988年奥运会起，中国女子竞技体育成绩在国际上始终好于男子，出现了“阴盛阳衰”“阴阳失调”等现象，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孙玉军、孟凡强（2006）认为，中国竞技体育“阴盛阳衰”现象是在社会环境因素和体育事业内部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这一特殊现象伴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而产生，在一定时期内必将继续存在。所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女运动员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社会原因和体育事业内部因素，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这些环境因素继续有利于女运动员成绩的取得，并使之对男子运动员的成才发挥示范作用。通过对欧美国家妇女体育和中国妇女体育进行对比研究，学者李慧琳（2009）认为中国竞技体育“阴盛阳衰”现象是国内外环境多种因素的综合产物，这些因素包括意识形态斗争、国际范围内的历史机缘、政治需要、体制优势、文化影响、身体优势以及媒体关注。社会性别关系是探讨中国女子竞技体育不可忽视的一个视角。“在体育领域享有较高地位的女运动员，生活在受传统儒家文化和现代市场价值双重驱使的社会环境中，在运动队和家庭中的社会性别关系上充满了各种冲突、矛盾和困惑，新兴的社会性别关系在重组之中”（董进霞，2009）。
在奥运争光战略的指导下，竞技成绩和奖牌数量成为衡量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相关管理人员成功的标尺，直接影响他们的提升和奖励。在这样的背景下，女运动员为取胜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她们的个人权益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随着社会的剧变，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权力意识的逐步觉醒和提高，女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开始成为学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问题。周群（2010）对女运动员在健康权、生育权等方面的人权保护现状进行了调查，认为当前女运动员人权保护方面面临一些主要问题和矛盾，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如体制缺陷和法律空缺等。这样的研究尽管屈指可数，但它预示了中国体育政策和管理将向以人为本、重视运动员利益的方向发展。
（二）女性与大众体育
自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出台后，中国的大众体育开始蓬勃发展。与此相应，对大众体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兴旺阶段，其数量远远超过了竞技体育和奥运会的总和。在2006～2010年间，共有120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女性大众体育进行研究，其中涉及休闲体育的有15篇、锻炼健身的有23篇、学校师生的有24篇、城乡体育的有41篇、不同人口比较研究的有17篇。
1.女性健身与休闲体育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观念和意识有所改变，人数逐年上升，参与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样，但与西方社会特别是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女子大众体育发展相对滞后，而这种情况主要是受到了中国女性体育意识淡薄、女性双重角色、女性经济地位与消费方式、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和场地、大众传媒的导向偏失等因素的影响（刘红，2008）。
社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参与休闲体育的相关条件，女性也认识到休闲的重要性，开始积极主动地要求参加休闲体育活动。这些都为女性休闲体育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姜秀芝等，2006）。中国许多女性参加休闲体育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健身塑形。2007年对广州市高校女教师的一项调查发现，86%的人认为参与健身娱乐活动对身体健康很重要，身体健康的考虑是参与健身娱乐的重要原因（姚业戴等，2008）。女性因为经济状况、教育水平、体育情感、文化背景、社会角色的不同，对休闲体育的参与状况也有所不同。但具体特征如何，原因何在，需要结合具体对象及其背景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探究其本质（杜熙茹等，2008）。
2006～2010年女性大众体育研究以地区性研究为主，占大众体育研究文章总数的2/3，占女性体育研究所发表文章总数的2/5。地区性研究所涉及的地区包括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苏南地区等，省或直辖市包含江苏省、浙江省、吉林省、湖南省、陕西省、福建省、北京市以及上海市等，市、县级包括广州、南京、石家庄、开封、西安等。研究对象多为城市女性，以农村女性为研究对象的只有三篇文章（福建、辽宁及内蒙古）。这些研究揭示出中国女性参与大众体育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表明，即使在同一个省市，不同地区的发展也不均衡，女性参加休闲体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广东，经济欠发达地区女性缺乏场地设施、指导、家人支持、经济的支撑等比例高过经济发达地区女性；经济欠发达地区女性体育人口以及去收费体育场所的比例都低于经济发达地区（杜熙茹等，2008）。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职业女性具备了进行休闲娱乐行为的经济基础、闲暇时间、自主意识、公共服务的基本条件，体育得到女性群体的认同，体育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她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杜熙茹，2010）。
不同地区的案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性体育在不同地区开展的现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关数据和资料，但是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调查内容和分析视角上、指标选取和评定上因作者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缺乏全国性的统一指标体系和操作规范。这样，不同地区和省市之间的研究成果难以进行比较和分析。另外，多数研究停留在调查数据的收集和罗列上，对更深层的原因未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理论探讨。
在2006～2010年间发表的女性体育方面的文章中，对城市女性体育参与的研究达36篇之多，而郊区和农村的文章则分别只有1篇和4篇。无论从研究上还是从实际参与上，乡镇女性体育落后于城市女性体育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女性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较低，她们体育锻炼的群体化、社会化、组织化程度较低，缺乏体育锻炼的专业指导人士（杨露等，2009）。鉴于中国目前城乡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别，女性休闲体育的发展应对城乡进行区别对待，给农村以更多的设备投入和技术支持，并加强对农村女性参与体育的政策导向、经费支持和组织管理进行可行性研究和试验性探索。
这五年中，不少学者十分关注职业女性的体育参与及相关问题。在所统计的278篇文章中，对职业女性的研究有40多篇（包括女教师在内）。研究的问题涉及职业女性体育健身现状、体育锻炼行为和生活方式、体育消费情况、女性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等。卢三妹等（2006）从生理基础、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三个视角探讨体育锻炼缓解职业女性心理压力的机制，进而提出“参加适当的体育活动可以缓解职业女性的过高心理压力，是压力管理策略的良好行动策略”。面对职业女性中抑郁心理疾患人数急剧上升的现实，不少人在思考如何运用体育手段来进行干预。马秀梅（2009）在对上海等六城市的调查中指出：“对职业女性而言，干预抑郁最有效的锻炼方法是有氧运动+放松训练；最适合干预抑郁的是中小强度运动，每周锻炼3～4次为宜。”
不同职业或不同阶层的女性在参与体育锻炼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朱波涛（2007）对南京进行的调查表明，女性工人阶层的体育消费项目比较集中于健身操、舞蹈、呼啦圈、游泳等。同样是南京，宋红莲（2006）的调查发现，该市的中年职业女性多选择以形体美为主的健身方式；50岁以上的职业女性在体育活动的频度和时间分布上明显要好于50岁以下的职业女性；40岁以下的职业女性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场所以健身中心或俱乐部为主，随着年龄的增长，职业女性的健身场所越来越倾向于公园、市民广场等公共绿地。影响职业女性参与体育活动的内因有时间缺乏，娱乐、学习和美容等活动占先，没同伴，无兴趣等；外部原因有场馆资源缺乏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场馆的形式和布局不合理等。
2.老年女性与体育
在2006～2010年的五年间，有关中老年女性体育参与的学术文章有15篇。
佛山市妇联2010年发布《佛山老年妇女体育锻炼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调研报告指出，55%的受访者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佛山老年女性体育锻炼前五项的选择次序为：健身操、快走、木兰扇、跳舞、气功；她们的锻炼动机主要以强身健体、社交、娱乐乃至审美为目的。有37.2%的老年妇女能保持每天锻炼一次的好习惯，还有22%的老年妇女能坚持每周三次体育锻炼。79.8%的老年女性参加锻炼的时段在早晨。锻炼形式以自由组合的团体为主，和朋友一起、受朋友影响比例最大，占42.9%；参加社区活动的占6.7%；指导站或俱乐部比例最小，为2.8%（李琳，2010）。老年人从事休闲体育的场所多为公园、公路或街道、小区；最喜爱的运动项目依次为球类、舞蹈、气功和太极类、体操类（蓝涛等，2007）。
3.女性体育与学校
高校女体育教师是一个特殊的女性职业群体。对这一群体发展现状的研究成为女性体育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秦玲莉等（2007）的调查表明：经济收入、体型发胖及体能下降、贤妻良母的价值观和体育教师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是制约高校女性体育教师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高校女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结构和科研能力的开发与培养，是今后中国高校体育科研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杨英，2006）。
与对职业女性参与体育的研究增加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中小学女生参与体育的研究十分稀少。在统计的278篇文章中，仅有梁妍的硕士论文《对女生参与学校体育边缘化现象的社会学分析》这一篇。该文指出，女生参与学校体育的边缘化反映了中国以高考为主要目标的应试教育在对学生的“规训”过程中不重视体育，而且这种“规训”对女生的影响程度更深。女生参与学校体育的边缘化是其主动选择和被动接受的结果，和那些能够意识到的阻碍因素相比，使女生养成不运动习惯的社会文化观念对她们的行为产生的影响更加难以消除。此外，传统女性气质与体育运动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学校开展的运动项目中，女生很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梁妍，2010）。中小学女生体育参与的许多相关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
最近几年对高校女生体育参与的关注度在增加，发表的文章达到12篇。但对于特殊阶段如育龄和妊娠女性的体育参与研究极为少见，关于幼女的体育参与研究更是空缺。这一现状应引起女性体育研究者的注意。
（三）女性体育与社会文化
女性体育研究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研究角度广泛、内容丰富。纵观2006～2010年有关女性体育的文献中，共出现了125篇综合性及交叉学科的研究，研究内容涵盖了女性体育历史、女性体育社会文化、中外女性体育比较等。
女性参与体育的历史研究在2006～2010年有21篇文章。在汉代，妇女不仅参与骑射、行军、角力等与军事相关的体育活动，也参与秋千、蹴鞠等以娱乐为主的休闲体育活动。汉代女子体育的发展与她们当时的经济地位有密切关系。经济地位的独立是女性体育与男性体育并存，甚至两性共享绝大多数体育项目的主要原因。汉代政治对女子体育也有很大的影响。汉代外戚专权现象严重，皇后地位很高。女性掌权使女子在社会上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在汉代，女性拥有与男性相近的权利和责任，为女性体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到了汉代后期，男性逐步在生产因素中占据主要地位，儒家体系日益完善，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需要，女性逐步走入以柔弱为美的畸形怪圈。女性体育出现了转折，她们的活动场所逐渐被局限于深宫大院之内，很多项目如秋千等由男女共享逐渐成为女性的专宠，军事体育中的骑马、娱乐体育中的蹴鞠等项目也走出女性体育，只有在边陲少数民族或后世专职娱乐的场所（如宋之瓦舍）才能见到女性的参与（樊六东，2010）。
唐代女性体育研究是近几年中国女子体育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唐代是中国的繁荣鼎盛时期，女性体育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盛况，具有鲜明的娱乐色彩和节令特征。盛唐时期女子体育繁荣发展的原因有：安定的政治局面、繁荣的封建经济、社会风气开放、封建礼教束缚少、统治者的身体力行、少数民族的尚武之风与健康的审美观（程秋娟，2008）。唐代之后，由于政治格局的不稳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影响以及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约束，女性体育逐渐衰落。直至近代，中国女子体育伴随着女性解放浪潮逐渐兴起。学者罗时铭、王妍认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1898～1903年，主要表现为男人社会对女学教育和女子体育的关照；1904～1907年，主要表现为一批新知识女性群体对体育的自我觉悟，其中尤以秋瑾为代表；1907年后，主要表现为晚清政府颁布了两个有关女学教育的重要章程，为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兴起提供了法律基础，使中国女性体育开始走向繁荣（罗时铭等，2006）。
这五年中，从社会、文化视角探究中国女性体育相关问题的文章数量可观，共计55篇。中国妇女体育文化的研究成为当代社会体育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热点，考察妇女体育文化对于认识并推动妇女体育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徐艳，2008）。了解中国妇女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探究影响中国妇女体育文化发展的因素，可以为中国妇女体育参与、体育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中国妇女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到目前为止，虽然妇女体育文化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但是学者徐艳（2008）认为，妇女体育文化是妇女体育的上位概念，是妇女体育的升华，它是指世世代代妇女共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妇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它是妇女的体育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漫长的体育文化实践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它所表达的是妇女的心灵世界、人格特征以及文明开化程度。
虽然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比20年前增多了，但是女性仍然处于体育参与的边缘，体育仍然是社会生活中对于性别定义以及性别划分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的领域（徐奕宏，2008）。只有秉持正确的认识态度和意识观念，女性体育文化才能得到长远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女性体育文化的研究文章中，有几篇探讨了女性身体观与体育参与的关系。徐长红等（2009）在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身体观与体育参与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后指出：“女性身体观对女性体育起着导向、规范和动力的作用……女性身体观的发展受认知水平、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等因素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主导的女性身体观呈现逐渐由生物身体观向社会身体观，进而向审美身体观过渡的趋势。”但该文只是笼统地阐述了女性身体观。
体育运动中的身体文化是一个引人思考的问题。叶毅（2007）指出，它“不同于政治化、消费化、文学境界下身体文化的复杂，更没有人造美女的虚假。女性身体文化是在反思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文化女性主义理论的支撑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体现自身独特的文化气质，甚至还指向了运动服装、体育传媒与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人文环境等不同，中外女性体育起源方式和发展状况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有关中外女性体育的比较研究为数不多，共有四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女性体育发展迅速，这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外交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学者认为：国际范围内妇女竞技体育发展的极度不平衡给中国女性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为满足政治需要、打破外交封锁而推动了中国妇女体育的发展；中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保障了女性体育的快速发展；西方传统文化对妇女竞技体育的抵制和中国妇女解放的政治推进形成强烈反差；中国男女运动员的社会地位平等和西方国家对男女竞技体育的偏见形成鲜明对比；和世界优秀运动员相比，中国女运动员相对男运动员来说，具有身体形态方面的优势；中国新闻与传播媒体对男女运动员平等关注，而欧美国家的媒体则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李慧林，2009）。虽然中国女性竞技体育发展迅猛，成绩卓越，但是在亚洲，尤其是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东北亚和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较大的西亚，在妇女体育研究上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尽管相关研究仍处于边缘状态，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在内）、日本、韩国、伊朗等国学者参加国际妇女体育会议的人数逐年增多，日趋活跃（董进霞，2010）。
（四）女性与体育消费
这五年中，女性体育消费研究共有29篇，较前五年（10篇）有所增加。随着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参与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体育用品消费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受经济因素、消费者个人因素、市场因素、社会因素等的影响，使得妇女体育消费呈现出消费结构单一、消费水平低的特点（程秋娟、赵延军，2007）。女性消费者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具有特殊的体育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罗翠玉等（2010）从营销和市场的角度，分析了促进女性体育用品消费增长的营销手段和策略，如：在健身市场制定“女性消费为本”的市场定位；在健身俱乐部不断创立新的营销手段；健身卡推销员体贴入微的情感引入使消费者产生共鸣；创造温馨和谐的环境。
（五）女性体育与媒体报道
2006～2010年间关于女性与体育媒体的学术文章有16篇，研究主要涉及媒体报道中的性别问题和女性体育新闻从业者。近几年来，中国女性新闻从业者的数量显著增加，在体育新闻从业者中撑起了“半边天”。罗璇（2010）对上海的14家媒体调查后发现，年轻、未婚、专业化程度较高、工龄不长、职称也不太高是多数受访者的特点，她们选择在体育新闻部门工作的理由，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热爱体育、关注体育”“从事体育新闻报道与传播是自己的专业或特长，不想放弃”“热爱新闻传播”。她们经常感到身体疲惫，很少锻炼，多处于亚健康状态；体育媒体内部歧视女性现象犹存，对女性培养力度不够。顾晓莉（2009）认为，女性从业者们在就业、升迁、与同事的权力关系、地位等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社会及行业内的性别意识还有待提高。
三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女性体育研究在2006～2010年的五年间从数量和质量上都比上一个五年有明显提高。这五年中，女性体育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研究视角更加多元，并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女性精英体育与大众体育研究并行，后者占主导。女性体育研究领域已拓展到女性休闲体育、锻炼健身、城乡体育、不同人口等大众体育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中来。研究内容广泛，其中关于城市女性、职业女性、高校师生和中老年女性的体育参与已经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相比之下，对乡镇和郊区女性体育参与、中小学女生和育龄及妊娠女性体育参与的研究数量却十分有限。第二，地区案例性研究较多，但全国性的、涵盖多数地区的调查数据和分析缺乏。通过分析2006～2010年的女性体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众体育研究中以地区性研究为主，其中一般性调查和描述介绍性研究较多，基本反映出了中国不同地区、不同省份女性体育开展的现状，但全国女子大众体育的整体状况还未勾勒出来。除此之外，实证性的研究数量较大，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逻辑思辨性的研究较少。第三，具有影响和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短缺。在2006～2010年间，只有两部与女性体育有关的学术著作问世，分别是《女性·文化·体育研究动态》和《奥运历史上的女性书写》。第四，同类别的研究中，内容重复率较高。
今后中国女性体育研究应抓两头：一是全国性的、有计划的、标准统一的调查研究，获得能展现中国女性体育整体面貌的可靠数据，为中国女性体育发展的政策制定和管理措施的出台提供切实可靠的依据，以便更加合理地进行体育资源配置；二是加强对女运动员群体、弱势群体和特殊阶段女性参与体育的研究，如农村女性体育、少女体育参与、妊娠期女性的体育、流动女性人口的体育参与、老年社区体育等。
[1] 作者简介：董进霞，女，北京大学妇女体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杨靖，女，国家图书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