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资本

（一）概念厘清

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资本概念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目光。社会资本为理解社会行动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由于研究视角和关注重点的不同，相关学者在社会资本的概念及理论等方面各有不同，当前主要的观点可分成两类（林南，2005）。

一种是直接将社会关系网络特征当成社会资本来研究（Burt，1995；Coleman，1988；Jacobs，1961；Putnam，1995）（以下简称“网络结构观”）。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理解个体的社会行动，社会资本理论连接了外在社会规范和个人的独立自主性。通过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体提供行动便利。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结构性因素，为社会资本理论从微观向宏观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并认为社会资本并非一个单独实体，而是由许多不同的具有两种特性的实体组成，即具有某些特征的社会结构，它们能够促成行动者在结构内达成某种特定行为（Coleman 1988：98）。

在科尔曼的基础上，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比如信任、责任、互惠等）是组织的某些特征，此类特征可促进合作并进而提高组织的运行效率。即在具有这些特征的组织内的成员能够有效地实现团结与合作，并减少“搭便车者”（free rider）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普特南（Putnam，1995）看来，社会资本不是某个人拥有的而是整个社会拥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民主的发展程度。此外，伯特（Burt，1995）也认为可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网络结构的一种形式”，并着重关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特征。他把那些将两个互不连通的相异网络连接起来的网络节点称为“结构洞”，而占据“结构洞”的行动者可以优先获得摄取新信息、新资源等的机会。

由此可见，此类观点认为，是社会网络的各种不同特性直接对行动者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科尔曼认为封闭（closure）网络的社区有利于孩子教育（Coleman，1986），可信任、能积极参与公民活动的网络有利于民主建设（Putnam，2000）。但实际上，有研究表明，这些网络特征并非自动发挥作用，它们是通过激发或限制个体使用嵌入在这些网络内的资源而发挥作用的。比如，封闭网络的社区为孩子的父母提供了交流孩子学习信息、监督孩子学习行为的机会（Chung，2008），但并不是这种网络特征本身促进了对孩子的教育，而是父母之间有关孩子教育信息的交流促进了父母对孩子的监督。科尔曼得到封闭网络特性有利孩子教育的结论需要有个预先假设，即父母之间愿意就孩子教育相互交流。一旦某个封闭社区内的父母不重视教育，科尔曼的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可以说，此网络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概念主要强调网络特征，但真正对个人行为和生活起作用的是社会网络内所承载的资源。

相比而言，另一种有关社会资本是网络社会资源的概念显得更具吸引力。布迪厄是最早一位较系统地论述“社会资本”的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世界是累积起来的历史，故社会资本是潜在或实在资源的集合体。这种累积性的资源是个体通过长期存在的、具有内部相互认可的制度化关系的社会网络而获得的。换句话说，个体通过拥有某组织的成员身份进而获得某种声望，最终可获得来自集体的资源支持（Bourdieu，1986）。他还认为，社会资本的大小取决于个体可动员的社会网络的规模以及组成社会网络的他者们所拥有的经济、文化或象征性资源的容量。社会关系网络是因个体或集体有目的或无意识地投资那些近期或远期会带来利益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

此后，学者们（Flap & Volker，2004；Lin，2001）进一步提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可由行为者获得并且借用的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视角（social-resource-based）（以下简称“网络资源观”）下的社会资本不能独立于社会网络存在，前者是内容，后者是载体。林南（Lin，2001）强调，社会资本的使用是个体动员并借用构成网络的其他人（contacts）的资源以完成个体的工具性行为（instrumental behavior）或表意性行为（expressive behavior）的过程。社会资本只能为行为者所用，但不为行为者所有。因此，要全面理解社会资本，有必要同时关注社会网络特征和嵌入在网络内的资源（Bourdieu，1986），同时更强调真正对行为者发挥作用的是嵌入在社会网络内的社会资源。而在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既要包括社会网络特征，也要包含嵌入在网络内的资源的数量和质量。

（二）理论介绍

1.信息资源、结构性位置和社会网络

在“网络资源观”的社会资本理论形成过程中，社会学者林南是做出了积极贡献的众多学者之一。他比较系统地把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结构以及个体行动联系在一起，并对社会资本的资源特性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

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林南，2005）。要实现社会资本对工具性目标和表达性目标的效用，可以通过四种途径。

第一，信息的使用。由于市场的不完备，处于社会网络中的他者可以为个体提供相关的机会、信息和资源等，而这些他者也把与个体有关的信息传递给网络外围的其他人。信息的流动使得个体对外界有更大范围的认知，从而在行动中降低交易成本。

第二，个体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对代理人施加影响以提高自身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可能因为在社会结构中占据某个重要位置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个体可以利用这种影响力去制约或激发其他人以保证行动的完成。

第三，拥有某种社会关系意味着能够动员嵌入其内的资源。换言之，社会关系内潜在资源的增加增强了个体的社会信用，让个体在与他者互动或者相互辨识的过程中有更好的支持。

第四，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以及认同感。“确信和认同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个体，是一个共享相似利益和资源的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情感支持，还为个人对某些资源权力的要求提供了公共承认，这些强化和认同的作用对精神健康和资源维持都是基本的。”（林南，2005：20）

社会资本理论应该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资源、社会结构和行动，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第一，要解释资源为何是有价值的，以及这种有价值的资源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第二，要阐明个体如何在社会资本的获取中出现差异。第三，要解释为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行动者如何通过行动和网络把社会资源动员起来。换言之，就是要阐明社会关系中有何种资源，社会关系成员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什么类型、处在什么等级的位置，以及个体如何动员这些社会关系成员的资源。

了解社会结构，对于理解社会资本的资源优势非常关键。社会结构由四部分组成：“①拥有不同数量的一种或多种有价值资源的一组社会单位（位置）；②相对于权威（控制和获取资源），这些社会单位是按等级联系的；③在资源的使用中，它们共享某些规则和程序；④它们被委托于按这些规则和程序行动的占据者（代理人）。”（林南，2005：32）

这些有价值的资源在社会地位、经济阶级、政治权威等三个维度分别表现为名声、财富和权力。具体表现为物质财富（如土地、房屋、汽车、金钱等）和象征财富（如教育、学位、头衔、姓氏和名声等）。这些资源或者被网络成员直接拥有（个人资源），或者捆绑在他们的位置上（位置资源），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行动个体所用。

社会结构是由一组拥有嵌入性资源的位置组成。这些位置具有等级结构，按照某种规则被代理人占据。在等级结构中，有价值资源并非均匀分布在每个位置上，而是位置越高，可获得的结构资源就越好。这种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形，层级越高，资源越丰富，但位置越少。“在顶层只有很少的位置和占据者，它们不仅控制着最多的绝对和相对数量的有价值资源，而且拥有结构中关于资源位置的最全面信息。”（林南，2005：35）金字塔形的结构意味着离顶端越近，占有者人数越少以及对位置的接触越有优势。

因此，行动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在这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等级结构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就成为衡量社会资本的重要标准。如图2-2所示：①与e2相比，e1具有更高的位置，占据和拥有更多的资源和信息；②a1比a2拥有更多的资源，当e1 利用关系a1，e2利用关系 a2时，e1 比e2能动员和借用更多的社会资源。

图2-2 结构性位置的相对优势和社会资源分布

资料来源：林南，2005。

据此，林南进一步提出，每一种社会资本都具有三种共同的特征：达高性（upper reachability）、异质性、广泛性（extensity）。达高性是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可以在等级结构中接触到的最顶端的位置资源。如图2-3所示，达高性特征的设定，在于个体可以接触到社会结构中的很多位置，但只有处于最高层的位置才有最丰富的资源，它代表了个体社会网络里最高可触及的资源，即通过社会网络成员可以获得的最好资源。异质性，即位置的幅度，反映了个体通过“跨越结构等级位置的社会关系可触及的资源的纵向幅度”（林南，2005：61），它代表了个体社会网络中最低级别与最高级别之间的资源覆盖面。广泛性，即可触及的位置的数量，它反映了自我通过社会关系可以接触到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及相关资源的多样性。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即是测量这三个特征。

图2-3 网络资源观下的社会资本指标

资料来源：Lin，2001：62，Figure 5.2。

2.资本欠缺与资本回报

社会资本研究应包含两个过程：一是社会资本的生成（creation），指行动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把社会资源当作资本来“投资”的过程；二是社会资本的回报（returns）（Flap & Volker，2004），指行动者动用和使用这些社会资源以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

之所以要围绕这两个过程，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资本的不平等，导致了诸如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等的社会不平等”（林南，2005：99）。社会不平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议题，而社会资本在社会不平等中的作用如何广受关注。在社会资本的生成过程中，不同的投资或机会使得某一群体或个人在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上存在相对的不足，形成“资本欠缺”；同时，一定数量或质量的社会资本对不同社会群体会产生不同的效用回报，形成“回报欠缺”。也就是说，社会群体间的不平等可能是由于资本欠缺，回报欠缺，或者二者共同作用形成的。本书在简要分析前者的前提下，主要关注回报欠缺，即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效用差异。

（三）测量理念

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求测量指标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中，社会行动者的网络构建方式和互动模式各有差异，用一模一样的测量工具去测量“社会资本”有欠妥当。因此，即便在本书采用的概念框架内，根据不同的研究背景，社会资本测量的操作化也会略有不同。目前，常用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有两种：一是定名法（name generator），二是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

定名法在设计之初主要是用来测量社会网络的特征，由劳曼·威尔曼和费雪等最先提出（Lin，Fu & Hsung，2001）。研究者通过设定某个情境（比如生病、借钱、遇到难题等）让受访者回忆遇到该情境时会向谁求助或与谁讨论，并请受访者列出这些人的名字，再辅以一系列后续相关问题（如网络内成员的交往强度，网络成员的年龄、教育、职业、职称等信息）以采集更多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研究者可以通过构建不同的网络指标来了解个体的社会资本情况。目前，最常用的定名法是让个体列出在其遇到重要问题时，会去找哪些人咨询或讨论。这个情境中的定名法所测量到的社会网络被称为“讨论网”。

定位法由林南和杜明（Lin & Dumin，1986）提出。从社会网络资源视角出发，他们认为，用通过设定具体情境来测量某几个网络成员的方式来测量个体社会网络内的社会资源，并不能完全反映个体网络内的社会资源量。鉴于社会职业地位是当代社会可以对应不同结构位置资源的有效维度[12]，他们设计了定位法测量工具，通过测量个体社会网络内的各成员的职业分布情况，构建并测量出个体的职业网特征，进而获取网内资源信息。这个方法要求受访者在一个按照职业得分排好序的、能代表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源的职业列表中选择自己是否有认识的人从事这个职业，并询问这些人的年龄、关系类型、职位等情况，得到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可称之为职业网。在中国，“新春拜年”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重现、维护以及扩展社会网络的最佳时机，给多少人拜年、给什么职业和职位的人拜年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社会里个体的网络关系和社会资源存量。因此，边燕杰等（Bian & Li，2005）提出，在中国测量“职业网”时，可把其置于“新春拜年”的本土情境中，这对研究中国社会将更为有效和真实。可见，社会资源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概念并没有否认原有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定名法），也没有否认对社会网络特征的测量指标，但强调这些测量工具和测量指标的资源指向，并发展出定位法这个新的测量工具。

（四）指标设置

最早有关讨论网的指标主要有七个，由麦斯登（Marsden，1987）设计并沿用至今：①网络规模（size），代表网络的大小；②亲属比例（kin），即网络内亲属在网络人数中占的比例[13]；③网络密度（density），即成员间熟悉程度的均值；④年龄异质性（age heterogeneity），即为年龄连续变量的标准差（SD）；⑤教育异质性（educational heterogeneity），为教育年限连续变量的标准差；⑥性别异质性（sex heterogeneity），可用质性变异指标（IQV，index of qualitative variation）[14]得到；⑦种族异质性（race heterogeneity），也用质性变异指标得到。虽然这些指标设计之初是网络特征视角，但从麦斯登在文章中对各指标的解释可发现，这些指标虽然测量的是网络特征，但也同时反映了网络内嵌的资源。

网络规模是指组成讨论网的成员数量，它用来测量个体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整合度，即从人员数量来侧面了解个体可从网络内得到资源支持的人数。亲属比例表明个体从网络里获得的资源有多少来自亲属。网络密度是网络广度（range）的倒转（reverse），它表明个体讨论网的紧密度，越紧密的关系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可获得更多有关社会支持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资源。而且，它也测量了关系网络成员能潜在影响个体遵从网络一致性的压力强度。麦斯登还指出，其他四个异质性指标的程度越高，则表明个体的网络越具有多样性，并表明个体可获得的资源支持越多。林南等（Lin，et al.，2001）也指出，这些社会资本指标被建构出来，其实是为了反映交往者资源的异质性和范围。

定位法测量工具在中国使用时，被设置在拜年情境下。根据以往研究（Gaag，Snijders & Flap，2008）以及社会资本的三个特征（林南，2005），有关职业网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主要有三个：①广泛性，即拜年对象所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数目，测量网络中资源的多样性和异质性；②达高性，即拜年对象所从事的各种职业中最高的职业声望得分，测量网络内职业地位最高的人拥有多少资源；③异质性，又称网距（range），即职业最高分和职业最低分的差异，测量网络内资源的差距和范围，表明最丰富和最贫乏资源的差异。为更有效地收集职业网信息，拜年人数、拜年人数的构成（亲人数，好朋友数，一般朋友/相识人数）等指标也被建构且用来测量个体更大范围的网络资源。

不难发现，测量讨论网社会资本的指标能通过测量社会网络特征来反映内嵌的社会资本。而职业网的测量指标都是直接从测量社会资源视角下的社会资本来设计的，因而更明显地表达了测量网络内嵌资源的意旨，是对社会网络内嵌资源的直接测量。

（五）社会资本的回报

多数研究已表明，社会资本在认识个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连接微观和宏观世界等方面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Lin，2001）。尤其在研究就业求职[15]、家庭与青少年行为、就学和教育、社区生活、民主和管治、经济发展、集体行动等方面的相关问题时，学者们发现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着不容忽略的作用（Adler & Kwon，2000）。

1.线性效用

目前，在社会资本效用的研究中，占主流的观点是社会资本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在就业市场，格兰诺维特最先将弱关系的强度引入求职过程的研究中。他的研究表明（Granovetter，1973），使用社会网络能帮助找到更好、更满意的工作；“弱关系”作为连接不同社会群体的桥梁（social bridge），能带给找工作者新的、不重复的工作信息。林南（Lin，1999）进一步提出，找工作过程中动用的社会关系（contact）及其提供的资源可以帮助劳动力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伯特（Burt，1998）也指出，嵌入在职业精英网络中的男性更容易获得职业升迁。在精神健康方面，个体的收入会影响他们对自己健康的评价，但这种自我健康评价受到社会资本的调节（Veenstra，2000）。至于其他方面[16]，相比社会资本低的社区，生活在高社会资本社区内的个体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获得更好的公共福利，低成本监督邻里行为，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更温和地解决争端，因此个体可以生活得更安全、更富有、更有文化、更有序以及更幸福（Woolcock，1998）。

除发现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之外，部分学者也极力强调不可忽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downside effects）（Portes & Landolt，1996），并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考察点。第一，学者们从外部性研究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由于社会资本内嵌于网络关系内，所以其作用受到网络规模和资源归属的限制，即社会资本对组内人起积极作用，但对组外人起到排斥和隔离的效果。换句话说，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中观（如组织）或者宏观（如国家）层面上的一种“负的外部性”的消极结果（赵延东，2002；赵延东、风笑天，2000）。如“波特斯等指出社团内过强的社会资本有可能导致‘不利于社会公众的共谋’，并限制社团内部个人的发展；晋军则强调，在一个资源稀缺和结构封闭的社会中，对社会资本的依赖将导致‘过度资本化’，并使整个社会的效率降低”（转自赵延东 2002）。对行动者来说，这种考察点下的社会资本消极效用表明，社会资本仍是有益的。

第二，学者们也从个人层面考察了社会资本的负面效用，认为社会资本不仅仅起积极作用，对于行动者来说，可动员和涉及的社会资本很可能阻碍其行动目标的达成。主要原因在于，行动者往往因为自身条件的不足（如具有较低的人力资本或金融资本等）而需要动用社会资本，但这种不足在很大程度又使得行动者社会网络的质量和数量都不理想，因此通常很难借助社会资本实现目标，并常常引致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赵延东（2002；2007）在分析中国的下岗工人社会资本运用与再就业的关系时也发现，在劳动力市场制度确立后，下岗职工通过社会关系而获得的职业质量更低（工资收入更少、社会声望更低）；在自然灾害后的重建中，经济收入较低的人更依赖自己的强关系网络，而这会对其灾后恢复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2.曲线效用

从以上分析可见，社会资本对社会具有促进和消减两类作用，但学者们强调的都是社会资本的线性效用。然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并非呈线性增长。比如，格雷斯等（Glaeser，et al.，1999）发现社会资本量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逐渐减少。那么，在某些研究情境中和研究主题下，社会资本的效用是否会出现曲线关系，则很值得研究（Subramanian，Kim & Kawachi，2002）。

在经济学中，边际效用理论提出，衡量物品的价值应看其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存在递减的规律。亦即，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个单位商品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是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这种效用增加的速度会随着持有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李建栋，2009）。这个理论说明，无论某事物对行动者产生何种效用，这种效用的增加速度会因为行动者对这种事物拥有量的增加而逐渐放缓。边际效用理论解释了事物效用变化的一种规律，它强调任何事物带给使用者的满足度会因需求的有限性而逐渐降低。换言之，任何事物对社会产生影响都不会因为数量的无限增长而同等量地增加或减少，其效用变化的速度是逐渐变缓，并趋于零。

本书认为，社会资本与普遍信任的关系，类似于个体通过“消费”社会资本这种商品得到普遍信任。当个体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以得到对陌生他者的认知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时，这种对他者的认知判断以及自我承担风险能力的评估在到达一定程度后就逐渐定型，再发生改变的可能性会变得越来越小。因此，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普遍信任增长的速度也会逐渐放缓。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影响很可能也存在类似边际效用曲线的关系。

张顺和程诚（2012）研究提出，在中国情境中，社会资本是人们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应该能产生工具性回报，也必然存在收益回报率的问题。社会资本含量升高会促进收入回报增多，“但同时维持社会网络的成本也越高，而且社会网络的作用空间也会逐渐衰减，使得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回报率逐渐减小”。他们将社会资本视为社会行动者实现工具性目的的重要桥梁，并根据社会资本的工具性效果差异将其分成动员性与非动员性社会资本，进而分析这两类社会资本对收入的作用空间。结果发现，两类社会资本与收入呈现倒U形关系，即两类社会资本的增加会带来收入的增加，但到达一定程度后，如果继续依赖社会资本，个体的收入回报会最终呈现下降趋势。此外，林聚任和刑艳（2011）的研究也证实了倒U形效用观点，他们的数据分析显示，作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上海地区的社会网运用存在回落的情况。

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发挥的效用可能是曲线的。那么社会资本对普遍信任的效用是不是曲线，若是，属于倒U形还是类似边际效用曲线，有待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