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慈善事业的研究论述增多，包含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的研究等，[14]显示出慈善事业是目前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慈善捐赠是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国内外对慈善捐赠的研究文献也较为丰富，这为本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与研究起点。本节主要从慈善捐赠概况研究、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研究以及国外慈善捐赠机制研究三个方面进行相关文献综述。
一 慈善捐赠状况研究
对慈善捐赠基本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专题：慈善捐赠发展动态、捐赠主体与中介组织、慈善捐赠法规和管理、慈善捐赠文化等。
（一）慈善捐赠发展动态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慈善捐赠起步较晚，自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发展。此后十多年来社会捐赠在规模、形式、结构等方面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仍存在捐赠规模小、捐献主体错位、慈善主体不明确、管理体制落后、公众参与率低等多种问题。[15]近几年来，由《公益时报》组织撰写的《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系列丛书，作为国内最早的关于慈善捐赠的年度研究报告，通过对不同领域、不同灾害事件的慈善捐赠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慈善捐赠现状和趋向。[16]由民政部主管部门和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自2007年以来按年度发布的系列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17]是一个向社会各界公布的准官方或半官方性质报告，从中可以看到捐赠资源在各领域的分配情况，以及对近期慈善捐赠趋势的预测。通过此报告也可以解读慈善捐赠政策的新动向，如中国慈善界的最新关注点之一是联合救助和联合劝募，强化慈善透明意识、加强监管力度也将是日后慈善管理部门的工作着力点。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自2009年以来发布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18]这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各慈善组织进行信息披露情况评估的研究报告，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各类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度和透明度。各地一些综合性或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对了解慈善捐赠状况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
（二）对慈善捐赠主体与中介机构的研究
从慈善捐赠过程所涉及的主体来看，其主要包括政府部门、个人或家庭、社区、宗教团体、企业和募捐组织等。对政府部门社会捐赠的研究，通常集中于政府部门的倡导、整合作用，以及将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事业组成部分的目标；[20]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资金来源的调查发现，政府部门（机构）的捐赠数量占到社会捐赠总数的14.5%，而企业成为大额捐赠的最主要力量。[21]虽然个人捐赠比企业捐赠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但个人捐赠不是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通过对三个省份基金会的调查发现，近年来企业捐赠的比例呈迅速上升的趋势，而个人小额捐赠呈迅速下降的趋势。[22]对个人捐赠的研究已经深入行为方式、内在动机等层面的数理或定量分析。[23]一项对北京、南京、深圳、武汉和西安五大城市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慈善认知、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慈善组织影响力、社会信任度等因素对个人捐赠影响较大。[24]
近年来对企业或公司捐赠的研究日益增多，[25]主题集中于内部机制、企业社会责任[26]、捐赠方式与策略[27]等。在慈善公益活动中企业的参与行为有很多种：①直接捐赠；②关联营销；③公益宣传；④社会营销；⑤社区志愿者活动。[28]蔡勤禹、张家惠提出企业捐赠渠道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向受赠者定向捐赠；②向慈善组织捐赠（目前企业慈善捐赠的主要方式）；③设立慈善基金。[29]若干实证调查发现，公司规模与捐赠支出呈显著正相关，国有控股公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慈善捐赠，公司董事会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公司捐赠呈显著正相关；企业通常出于经济动机来选择捐赠数量和方式，因此应该利用市场规律对公司捐赠行为进行引导和管理。[30]
杨团将慈善机构归纳为三类：①基层社区的慈善组织；②中介性慈善组织，如中华慈善总会及地方慈善总会；③服务性慈善机构。[31]其中各类慈善基金组织属于中介性组织。近年来中国各类慈善基金组织发展较快，有关基金会类型、性质、功能、作用、特点及评估的研究随之增多和深化。[32]大部分学者承认，中国的慈善组织以官办NGO为主，并认为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政府内部生长出来的，并不是纯粹的体制外事物。[33]但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官办色彩浓厚的慈善基金组织正在努力实现市场化、社会化的转型。[34]对于慈善基金会的研究多是从基金会开展的项目入手进行实证研究，探索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得失成败。
教育机构是社会捐赠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国内大学教育基金会数量迅速增长，高等教育捐赠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35]关于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的研究集中在教育学、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在主题上涉及对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渠道、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和筹款策略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认为，大学教育基金会获得社会捐赠的来源主要包括校友、个人、企业和私人基金会，其中校友是大学教育基金会的主要筹资来源。[36]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劝募机制主要是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构，包括大学教育基金会与企业分享社会责任、与捐赠者相互信任和与志愿者的精神互助。[37]政府加强对基金会的监管，尽快建立基金会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减免税制度；提高基金会人员素质，培养专业化的筹资人员，吸引社会贤达和知名校友加入基金会；转变筹资观念，培养大学基金会公信力是提高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能力的重要策略。[38]
（三）对慈善捐赠法规与政策的研究
关于慈善捐赠的法律大多针对规范捐赠行为与捐赠财产管理、慈善组织设立与运行、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以及捐赠税收减免等方面。[39]相关研究通常结合国内已有的涉及慈善捐赠的法规和司法实践，对规范慈善的性质、运行机制、税收制度、行政和社会监督的法规条文及立法技术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40]总体来说，现有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法律位阶低，约束力不强，难以形成完整有效的法律体系。[41]近十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比较重视慈善捐赠发展机理和政策研究，立项选题包括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政策研究、慈善事业法律制度研究、规范和保障民间慈善事业发展法律制度研究、遗产税和赠与税问题研究、公益性捐助的税收问题研究、中国慈善事业成长与发展研究、巨灾捐赠财产使用与分配的社会学研究、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现状及未来发展的社会学研究、慈善事业的社会认同研究、我国慈善事业的监管体制研究、慈善事业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模式与推进路径研究、慈善捐赠及其决定因素研究等。[42]这些选题涉及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应用经济学等学科，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慈善捐赠及慈善事业的研究内容。
（四）对慈善捐赠文化的研究
慈善文化研究包括传统慈善文化研究，慈善文化的内涵与道德意蕴、慈善文化与慈善事业、中西慈善文化比较研究，慈善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等，其中一些文章涉及慈善捐赠文化。[43]周秋光、孙中民指出中国传统慈善理念由古代以“仁”为核心的慈善理念和近现代“教养并重”的慈善理念构成，但也存在缺失，市场经济下的损人利己思想不利于增强慈善意识。[44]中国的捐赠文化极不发达，具体表现在捐赠理念存在误区和捐赠机制不完善。[45]学者们也注意到志愿者精神是慈善捐赠文化的思想基础，是慈善捐赠文化的发展动力，为慈善捐赠文化进步提供了有力的人力保障。[46]
慈善意识研究是慈善捐赠文化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杨方方给慈善意识下的定义是“慈善意识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对慈善的认识、判断、了解和感知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参与积极性”。[47]谢遐龄认为慈善文化之内核和根基就是每个人、每个公司（或企业）都有“社会责任”这种共通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慈善文化基础有四种：儒家的、墨家的、佛教的、基督教的，其中参照儒家文化创造当代慈善文化是比较合适的。[48]
二 慈善捐赠机制研究
慈善捐赠机制研究是慈善事业或慈善捐赠事业研究的主题之一，不同的研究对于慈善捐赠机制的分类与研究视角有所不同。相对集中的研究专题有慈善捐赠机制的研究对象、社会文化机制、政策与制度机制、组织运作机制、激励机制等。
1.慈善捐赠机制的研究对象
一般认为，慈善捐赠机制指“慈善捐赠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它包括捐赠动员、激励和监督几个因子”。[49]“社会公益捐赠机制”是一系列关于社会公益捐赠活动的机体和制度的总称，是有关社会公益捐赠之社会信用体系和法律规章制度等相互运作的完备系统，[50]包括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间接机制和直接机制等不同组成部分。[51]
2.社会文化机制
人的慈善意识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慈善行为，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深层因素。作为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捐赠文化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施昌奎认为慈善文化属于中国慈善动力机制的范畴，中国慈善动力机制是由慈善的原动力、助动力和配置构成，原动力即指中国慈善文化，中国慈善的原动力并非匮乏，而是需要激活和改造。[52]李朝阳则指出，受中国现代慈善事业起步晚、传统慈善文化缺失及尊重劳动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尚未建构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体系，需要加以建构。[53]郭霞、迟爱敏提出在正确定位捐赠文化主体角色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积极创设捐赠文化的合适载体，有机整合多种慈善捐赠文化资源等途径，搭建起捐赠文化运行的现实平台。[54]祝西冰认为志愿精神作为慈善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汲取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优势赋予当代慈善文化新的内涵，志愿精神与传统慈善文化的融合与超越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精神动力机制的主要内容。[55]
3.政策与制度机制
慈善捐赠的政策与制度机制主要指与此相关的管理与监督机制及税收政策，被称为慈善捐赠的“外部机制”。政府对慈善NGO实行的同样是双重管理体制，即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行使监督管理职能。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在于限制发展和分散责任，在实践中往往被简化为一种政治把关和责任共担。[56]近年来，慈善捐赠发展的政策环境有所改善，社会管理改革为社会捐赠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57]
田利华、陈晓东指出中国现行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两大主要税种的结构体系，在这两大税种中又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最大。[58]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公司对捐赠免税的需求并不迫切，在所有捐赠过的公司中真正利用捐款抵扣过税款的公司仅占13%，其主要原因是捐赠价值较小、抵扣手续繁杂、捐物抵扣不好处理等，减税是捐赠事后行为，申请与否受交易成本左右。[59]葛道顺指出，虽然绝大多数公务员在单位或社区参加过各种捐款、捐物活动，但由于目前对于企业和个人的捐赠税收减免的程序非常复杂，需要的时间也很长，几乎没有人捐款后会去税务局申请个人所得免税。[60]据相关调查研究，税收政策对个人捐赠的影响并不明显；税收政策对促进企业捐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有待进一步改善和强化。[61]税收政策是政府促进慈善捐赠的重要手段，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危机事件和紧急自然灾害期间施行的捐赠税前全额扣除政策[62]将对企业和个人捐赠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一般认为，现行税法关于捐赠税收制度的规定还存在着不少缺陷，税收激励政策比较分散，不同部门制定的措施有冲突，[63]这些都阻碍了公益捐赠事业的正常发展，有待进一步调整、完善。[64]
4.组织运行机制
对组织运作机制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捐赠主体的动员机制的研究，二是对慈善组织的运营机制的研究。
学者们运用法团主义理论解释中国慈善或非营利组织兴起的制度背景，并且最早选取官方色彩比较浓厚的慈善组织进行实证研究。孙立平研究了基金会的募捐机制，认为希望工程采用“准组织化动员”的方式对体制内资源进行了社会运作。[65]周志忍等研究了监督机制，认为组织内部自律机制与外部他律机制共同监督组织的运行。[66]苏力等研究了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对第三部门进行了国际比较，对希望工程的效益进行了评估。[67]“官民二重性”是绝大多数慈善组织在实际运作中所呈现的基本特性，慈善组织与国家体制有着制度化联结，更多反映的是社会对国家的依附。[68]目前中国慈善捐赠的动员机制被有的学者称为“半体制化”动员；行政事业单位的动员方式存在强制捐赠现象；个人主要通过单位或居委会参与慈善捐赠，很少有直接捐赠给慈善中介组织的；农村社区居民捐款更多地受制于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其中村干部扮演重要角色。[69]与此同时，相对独立的民办慈善组织则需要通过激发捐赠者的内在需求，并使慈善资源得到高效配置来获得信任而聚集资源，然而这一路径因为官办慈善对资源的垄断而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循环，因此多数面临生存危机。[70]
慈善组织的运作机制属于慈善捐赠的内部机制，包括慈善捐赠机构的管理机制，慈善机构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慈善资金的管理与投资。[71]中国慈善基金组织运营存在较多的计划经济因素。马昕指出中国1000多家基金会以公募基金会为主，这些基金会基本上由政府部门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组织、个人发起，往往依靠行政力量获得资助，同时也根据政府部门的需要使用募集的资金。[72]谢宝富指出但凡基金会运作的较有影响的公益项目一般都是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完成的。[73]
慈善募捐机制是从慈善组织的主动性视角出发，探讨募捐策略和募捐方式对慈善捐赠机制的影响。研究者针对不同群体慈善行为的特点，探讨了慈善募捐方式和手段及其创新机制，如公募基金会的筹资模式，项目导向型的慈善筹资机制，应急性募捐与经常性小额募捐的形式与机制，名人与公募基金会合作设立专项基金的主导型、参与型和代管型三类合作模式，数据库直邮的筹款方式等；[74]针对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特点，开展的有特色的慈善募捐活动，如城镇“慈善一日捐”、慈善义演、慈善拍卖等活动，农村“一袋米”“一袋面捐助”等活动。[75]
5.激励机制
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指的是激励、促进公众进行慈善捐赠的制度化措施和其他社会因素。由于中国慈善捐赠事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各种局限，因此社会各界十分重视和倡导给慈善捐赠提供各种激励政策和措施。[76]其中包括文化意识因素[77]、税收激励机制[78]、社区促进机制[79]等。郭于华等探讨了组织内部的激励机制，认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激励措施造就了事业共同体，除了运用政府权力动机和物质动机，还采取了成就事业动机激励机制。[80]与激励机制相近的概念是社会捐赠的回报机制——保证实施社会捐赠行为的个人或企业可以获得一定报偿。[81]有些经济学探讨常把捐赠行为视作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在“理性人”和“效用最大化”的基本前提假设下，把慈善捐赠视作消费行为的一种，并多利用经济学模型推导慈善行为的激励因素。
三 对国外慈善捐赠的研究
对国外慈善捐赠的研究通常针对已积累了丰富和成熟经验的西方国家，可分为最新慈善捐赠动态趋势，捐赠主体、领域与行为方式，慈善捐赠的社会文化与制度机制，以及慈善捐赠比较研究等几个方面。
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慈善捐赠规模最大，因此近年来美国国内有关慈善捐赠的权威性统计信息和年度研究报告概要很快见诸中文媒体，[82]给中国慈善捐赠事业提供了最重要的参照。[83]同时，对西方慈善事业的研究大部分也涉及慈善捐赠事业的状况与机理。[84]西方国家的慈善捐赠主体主要是个人、企业和基金会。[85]慈善捐赠的领域主要包括教育、医学。教育捐赠已经成为美国高校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对教育捐赠的管理已经步入市场化、制度化运作阶段。[86]有些研究借助西方最新文献成果，构建了一个分析捐赠—绩效关系的新范式，比较完整地解释了企业捐赠—绩效的作用机制。[87]
一般认为西方国家慈善文化起源于基督教文化，《圣经》包含了基督教慈善捐赠的基本理念和规范。[88]不少研究对慈善组织，尤其是基金组织的法律制度、税收激励机制、分类运行与管理、公信力建设做了具体介绍，提出了慈善基金组织运作机制的五个方面：①法律保证；②政府监管；③社会监督；④内部监控；⑤服务体系。[89]有些研究附录相关税务表格，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慈善实践资料；[90]从公共选择经济、公益信托、公共管理学视角进行的相关探讨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慈善捐赠行为的科学理解。[91]税收制度、企业捐赠、教育捐赠等在目前中国的慈善捐赠中居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因此相关比较研究也集中于这些专题。[92]
以上研究成果标志着十几年来围绕慈善捐赠性质、途径和功能的学术研究有了更为明确的结论和新的探索基础，反映了学术界探索中国慈善捐赠事业的学术努力。由于慈善捐赠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论是一般性专题文献研究，还是个案方面的探讨，都不能充分反映该领域的状况。尤其关于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的综合研究并不多，涉及慈善捐赠机制转型的研究更少，国外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有待深入挖掘。因此，本研究将在继续挖掘国内外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具体探讨，通过对慈善捐赠事业在社会转型时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捐赠过程各类内外关系的梳理，细致考察捐赠的类型特征、活动内容、组织形式以及运行机制，进一步确认已有发现，并试图提出新的研究结论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