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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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

本研究的重点是中国慈善捐赠事业的捐赠主体、中介组织与行为特征,影响捐赠主体行为的文化因素、税收因素、内外监督因素、社区促进因素,慈善募捐与救助方式,以及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发展趋势,并对西方国家的慈善捐赠机制做出全面探讨。

一 捐赠主体及其行为特征

本项研究确认了三类捐赠主体的社会作用——企业捐赠是中国慈善事业资金来源的主体,民族企业的捐赠在社会捐赠总额中占主要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在大额捐赠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中坚力量;政府机关捐赠虽然额度有限,但在中国慈善捐赠领域仍发挥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个人捐赠目前不构成慈善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正发生一些积极变化,个人捐赠的数量和所占比重将稳步增长。政府、企业、个人三类捐赠主体行为方式的共同特征是:动员机制行政化、单位化,捐赠途径集中化。企业捐赠和个人捐赠的表现形式多样化,出现了现金捐赠、物资捐赠、志愿服务、股权捐赠和福利彩票等多种形式,捐赠指向领域集中在救灾、扶贫和教育等几个主要方面。这也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2008年以来,地震、雪灾、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扶贫开发工程逐渐深入推进,吸引了较多的慈善资源。企业捐赠以往受政府动员、官办慈善组织劝募和公益营销需要等多种外部因素影响较大,但近年来捐赠动机出现了由外力推动向内生动力转变的良好趋势,企业开始将慈善事业纳入公司战略的层面组织实施。政府部门表现出逐渐淡出慈善募捐市场的趋势,而将慈善事业的运作交给社会,更重视引导作用,这也是政府推动、民间实施原则的体现。个人捐赠方面,同国外相比,中国个人捐赠所占比例较小,主要受捐赠途径有限、税收激励机制不足等因素影响,但随着慈善文化影响不断深入,慈善组织对个人捐赠资源的重视程度逐渐提高,社会正能量积聚扩散,个人慈善意识越来越强,个人捐赠事业正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二 捐赠中介组织与行为特征

近年来,慈善中介组织类型复杂,发展各具特色。慈善总会系统自上而下建立起庞大的组织体系和救助体系,正在谋求从行政化运作到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的转型。基金会发展迅猛,各种形态的基金会出现。公募基金会普遍成立时间较长,规模较大,以社会捐赠和政府补助为主要收入来源,无论在资金总量还是在收入额度上都具有优势。非公募基金会异军突起,自2011年起其增长数量和速度均超过了公募基金会,且形态多样,运作灵活,以社会捐赠和基金的保值增值为主要收入来源。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社会制度的革新,慈善基金会的组织运作不断丰富和成熟,呈现某些特定的方式。在资金筹募机制上表现为:一是多方联动、以基金制为依托的大额募捐机制,二是以行政化手段为主导、与市场化力量相结合的劝募方式,三是有限的经营收入与基金增值;在转支流向机制上表现为:一是以行政意志为主导到以社会需求为主导的使用机制,二是教育优先的常态化机制与救灾为主的应急性机制,三是以项目运作为载体的救助流向机制。由于存在慈善基金会依附政府资源的惰性和政府侵蚀慈善基金会权力的惯性,慈善基金会与政府的边界并不清晰和明确,甚至还会出现一些反复,直接反映到慈善基金会的实际运作中,呈现行政运作机制、市场化运作手段、社会化运作方式交叉出现,在不同性质的基金会和同一基金会的不同历史时段三种力量机制单独或者组合发生作用。

本研究通过对SD慈善总会的个案研究,发现其实际运作机制与非营利组织形态存在不一致。在慈善组织发育的早期阶段,慈善基金组织与政府存在密切的关系。政府同时具有获取社会资源和进行社会控制两方面的需求,所以在制度安排上,会尽可能地对慈善组织的内部运作加以控制。在特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下,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方式无疑能够有效地提高活动效率,所以其也成为官办慈善组织在冲突性制度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目前,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可以看作基金会发展初期对现行制度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但这并不是两者关系建构的终极形态。双方力量的动态博弈推动了慈善组织运行机制的发展与转变。完善捐赠中介组织运行机制的主要方向应当集中在:第一,改革管理体制,放宽准入标准,促进不同类型的慈善基金会全面协调发展;第二,去行政化,赋予慈善基金会更多自主权;第三,开拓慈善资源,增加慈善资金收入。

本研究通过对SD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机制的个案研究,发现个人、企业、私人基金会是目前大学教育基金会的主要筹资来源。信任、社会网络和互惠规范是影响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的核心因素,其中信任是大学教育基金会筹集资金的基础,社会网络是筹集资金的平台,互惠规范是筹集资金的保障。大学教育基金会的筹资机制实质上是一个由非校友个人、校友、企业、合作单位等捐赠方和学校、二级院系、校领导、筹资队伍等筹资方以及捐赠对象通过信任、互惠规范、网络等要素联系而成的一个资源集合体,涉及组织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多重关系。完善大学教育基金会筹资路径应该致力于加强基金会自身建设,培育社会信任特别是基金会的公信力;增进基金会与社会的联系,拓展筹资网络;强化基金会内部管理,完善与捐赠方的互惠规范。

三 影响慈善捐赠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社会文化机制 本研究探讨了慈善捐赠社会文化机制的两个方面:传统文化因素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和当代社会意识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发现中国民众的慈善捐赠行为,除了受传统文化价值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当代社会慈善意识的支配。公民慈善捐赠意识发育水平偏低主要归因于个人缺乏强烈的慈善捐赠动机,对慈善事业的理解存在偏差,慈善组织的宣传不到位以及运作机制不健全。公民慈善捐赠意识培育应建立在公众对慈善事业的充分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因此,慈善组织必须主动加强组织知名度和公信力建设,自觉提高组织信息透明度。同时,国家应完善相关立法,推动慈善捐赠相关法规政策建设,使慈善捐赠各个环节有法可依、高效规范,保障公众对慈善事业的公平参与。

税收机制 税收政策是政府促进慈善捐赠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与慈善捐赠相关的税收立法建设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逐步给予企业和个人更大的免税优惠。现实中不同税种对不同捐赠主体的影响不同,中国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两大主体,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重大。总体上税收政策的激励机制不够充分和完善,企业慈善捐赠获得减免凭证难度大,退税程序复杂,缺乏“倒逼”效应机制。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关于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法规,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出台实施慈善捐赠税收减免的具体办法和细则。另外,需要扩大享有免税资格和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慈善组织的范围,缩小并消除税收优惠政策在官办NGO与民间慈善组织之间的待遇差距,改变税前全额扣除仅适用于向特定公募基金会或特殊领域捐赠的局限,赋予更多民间慈善组织捐赠收入的免税资格。

监督机制 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主要包括政府监督、社会监督和慈善组织自律等方面。在中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政府行政监督多,社会监督和组织自律少,缺乏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因此完善慈善捐赠事业的监督机制,需要继续完善慈善事业法规制度建设,制定综合性法律,明确对慈善事业监督管理的具体措施;加强各监管环节衔接,增进各监督主体合作,建立政府、公众和新闻舆论共同参与的慈善组织监督制度和慈善组织自律章程;借鉴发达国家相关信息披露经验,建立公正透明的慈善信息公开机制。

社区促进因素 本研究通过实地个案研究发现,社区存在着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参与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以及宣传机制,在捐赠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社区领导人倡导以及社区人文传统往往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村庄社区慈善捐赠并非像许多城市社区所表现出的那样依靠众多的专业化慈善组织尤其是基金会组织进行,而是紧密依靠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社区领导人在社区捐赠活动中起核心与表率作用。

四 慈善募捐与救助方式

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募捐市场发生了较多的变化,并已成了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服务水平、改进募捐方式、推动慈善组织获取更多慈善资源的关键。借鉴现代营销理念,对捐赠市场进行区隔,开展有针对性的募捐方式,实施有效的分众募捐,有助于提高慈善组织的募捐效率。创新募捐机制,实现募捐工作的高效开展,需从多个方面进行改进,包括慈善资金管理形式、募捐财产类型、募捐信息公开化、捐赠者管理和专业募捐队伍建设等。现阶段,慈善救助主要通过开展项目的形式进行。由于慈善机构运行模式和政府定位等存在不合理之处,所以慈善救助局限在传统方式之中,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近年来,慈善救助的民间性逐步增强,并出现了公益创投等新的项目开展方式,这些为慈善救助创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进行慈善救助方式的优化与创新,需要转变慈善救助理念,增加发展型救助的资金支出比例,促进受助者自身能力的发展,通过慈善救助的信息化建设,促进救助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同时,要不断调整与优化慈善项目的结构与范围,使之与人们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相适应。

五 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在捐赠格局、捐赠组织管理体制、监督透明机制以及募捐筹资机制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积极的发展趋势。在慈善捐赠格局方面,中国慈善捐赠数量快速增长,捐赠网络不断完善,虽然总体上还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现代慈善捐赠主体格局正处在发育阶段,个体和企业捐赠发展迅速,传统基金会格局被打破,私募基金会开始崛起,捐赠领域开始趋向多元化,发展型捐赠增多。在捐赠组织管理体制方面,中国慈善捐赠组织管理体制逐渐由“偏紧”的控制走向“宽松”的管理,由“条块分割”逐步走向“综合协调”,并开始注重慈善捐赠组织管理在不同政府部门以及相关领域内的综合协调治理。在监督透明机制方面,中国将初步建立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中国慈善捐赠组织评估机制;强调全过程监管,搭建信息公共平台,注重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独立的民间慈善捐赠组织评估力量将得到实质性发展,评估竞争市场将得到发育。在募捐筹资机制方面,中国慈善募捐机制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以及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股权捐赠等现代证券化公益性筹资方式将快速发展,慈善信托进入起步阶段。其快速发展一方面依赖于政府通过税法、慈善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间接调控、监管与促进,另一方面取决于政府从直接的慈善捐赠活动中退出,进一步放宽控制,积极构建一个相对宽松的民间慈善组织发育环境。

六 西方国家慈善捐赠机制

通过考察西方国家慈善捐赠的启动、动员、组织和资助过程,研究发现在慈善捐赠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重要的规律特点,且一些重要的制度或社会因素将对慈善捐赠事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作用与影响:①慈善捐赠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平衡;②基督教价值传统是捐赠行为普及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③合理科学的税收政策能形成推动慈善捐赠的有效机理;④慈善募捐组织过程中存在社会化、职业化、人性化的趋势;⑤在现代管理监督机制下,慈善组织将达到高水平的自律标准。有了科学和公开的慈善捐赠制度,就容易保证社会捐赠的稳定发展,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动员和运用慈善资源的能力。


[1] 民政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2011年7月15日,http://www.mca.gov.cn(2014/10/11)。

[2] Hodgkinson,Virginia A. and Weitzman,Murray S.,Giving and Voluntee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Independent Sector,1996.

[3] Ross,Gittell and Edinaldo,Tebaldi,“Charitable Giving:Factors Influencing Giving in U.S.”,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35,2006,p.721.

[4] Giving USA 2012,http://www.givingusareports.org(2014/11/20).

[5] 据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2年我国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约为817亿元,占我国GDP的0.16%,人均捐款60.4元。捐款总量较2011年相比下降3.31%。此外,2012年,我国筹集彩票公益金739.55亿元,志愿服务价值约11亿元。在款物捐赠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这两项,那么2012年国内外社会各界向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总价值为1567.88亿元,占我国GDP的0.3%。

[6] 潘屹:《慈善组织和政府,谁做了谁的事情》,《中国社会报》2007年1月16日。

[7] Boris,Elizabeth T.,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An Introduction,Council on Foundations,2000,p.1.

[8] 有的国家存在专门的慈善法对慈善组织进行界定,有的国家不存在独立的慈善法律,而是散见于众多相关的法律体系中,如美国。参见李培林、徐崇温、李林《当代西方社会的非营利组织》,《河北学刊》2006年第2期。

[9] 〔美〕贝奇·布查特·阿德勒:《美国慈善法指南》,NPO信息咨询中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0] 〔美〕贝奇·布查特·阿德勒:《美国慈善法指南》,第5页。

[11] 获得免税资格的组织不仅仅限于慈善组织。事实上,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可分为两大类:慈善及其他公共福利非营利组织和互助性非营利组织。互助性非营利组织一般是指为成员谋福利的一种组织,如社会俱乐部、工会、专业团体和农村合作社等,这类非营利组织根据美国相关税法也享有免税资格。

[12] 潘屹:《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慈善组织的发展——一个简单的中西比较》,载杨团等编《和谐社会与慈善中华——中华慈善文化论坛暨市长论坛文集(无锡·2006)》,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

[13] 何光喜:《被动的自愿:对四城市个人慈善捐赠行为的多因素分析》,载孙立平等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14] 陶海洋:《慈善研究及其不同学术观点述评》,《学术界》2008年第4期;李芳:《慈善性公益法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曾桂林:《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史研究概述》,《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曾桂林:《近20年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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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刘京主编《2003—2007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08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09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10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11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12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13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2014年版。

[17] 民政部慈善事业协调办公室、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7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09年上半年全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09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0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2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

[18]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全国性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检测报告》《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2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2013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

[19]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上海企业慈善与公益活动》调查报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市民与慈善》2008大型社会调查报告;陈伦华、莫生红:《从问卷调查看我国公民的慈善价值观》,《现代经济》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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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徐宇珊:《论基金会——中国基金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赵海林:《从行政化到多元化:慈善组织运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35] 朱洁义:《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结构现状与高校社会捐赠》,《高教研究与实践》2010年第3期;王文龙、万颖:《中国高校社会捐赠问题研究》,《高教探索》2012年第5期;张小萍、周志凯:《中国高校捐赠收入现状、问题及对策》,《教育发展研究》2012年第23期;张磊:《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制度之建构》,《江苏高教》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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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陈秀峰、付锐平:《社会互构视野中的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研究》,《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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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赠与合同文本及相关法律规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NPO信息咨询中心:《中国关于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汇编(1994—2004年)》,《NPO纵横》,http://www.12361.org.cn/fg4.htm(2006/03/03);龚韵、陈纲:《浅析我国当代慈善事业的法律构建》,《法与实践》2008年第3期;杨思斌:《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制困境及路径选择》,《法学杂志》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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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李晓丽、杨帅:《〈公益事业捐赠法〉在中国实施陷入困境原因探析》,《法制与社会》2007年第11期;陈恩美:《〈公益事业捐赠法〉缺陷评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阴猛:《当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立法状况述评》,《新余高专学报》2009年第1期。

[42] 参见2006—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http://www.npopss-cn.gov.cn(2014/12/30)。

[43] 殷洁、张伟:《试论志愿者精神对慈善捐赠文化的影响》,《前沿》2007年第1期;程介明:《大学筹款与捐赠文化》,《上海教育》2005年第7A期;张宇峰:《大学应当引领我国的捐赠文化》,《江苏高教》2007年第1期;郭霞:《捐赠文化缺失的社会环境创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邱洪斌、周文翠:《论高校捐赠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认同》,《教育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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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陈玥、唐靖:《中国捐赠文化的现状及对策》,《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6] 殷洁、张伟:《试论志愿者精神对慈善捐赠文化的影响》,《前沿》2007年第1期。

[47] 杨方方:《发展现代慈善事业应该认识的几个基础性问题》,《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8] 谢遐龄:《复兴慈善事业及其文化基础分析》,载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编《转型期慈善文化与社会救助》,第94页。

[49] 蔡勤禹、江宏春、叶立国:《慈善捐赠机制述论》,《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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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葛道顺:《我国企业捐赠的现状和政策选择》,《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3期,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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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向防治非典型肺炎事业捐赠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06号),2003年4月29日;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04号),2008年7月30日,执行至2008年12月31日;《关于支持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59号),2010年7月23日,执行至2012年12月31日;《关于支持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0〕107号),2010年12月29日,执行至2012年12月31日。

[63] 曲顺兰、张莉:《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对个人慈善捐赠的激励》,《税务研究》2011年第3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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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孙立平:《动员与参与——第三部门募捐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6] 周志忍、陈庆云主编《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7] 苏力、葛云松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8] 徐永光:《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编《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9] 何忠洲:《地方政府的爱心之困》,《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8月20日;许琳、张晖:《关于我国公民慈善意识的调查》,《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李芹:《慈善捐赠的社区促进机制——基于一个村庄捐赠活动的考察》,《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3期。

[70] 朱力、龙永红:《我国慈善资源的动员机制》,《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71] 王锡源:《论社会转型时期慈善捐赠机制的完善——以上海慈善捐赠事业为例》,《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第33页。

[72] 马昕:《非公募基金会及其管理体制研究》,《中国民政》2004年第6期,第40页。

[73] 谢宝富:《当代中国公益基金会与政府的关系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64页。

[74] 刘选国:《中国公募基金会筹资模式的发展和创新探析》,《中国非营利评论》第九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赵海林:《论项目导向型的慈善筹资机制》,《学术论丛》2009年第40期;李跃:《应急性募捐与经常性小额募捐的机制分析与完善策略》,《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徐海屏:《小额募捐在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6期;张忻忻:《中国公募基金会名人专项基金合作模式探讨》,《中国非营利评论》第十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高瑞立:《未来的新型公益筹款模式——数据库(直邮)筹款》,《社会与公共福利》2012年第6期;卢咏:《公益筹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75] 陈新春:《开发我国个人慈善的途径初探》,《当代经济》2009年第19期;刘武、杨晓飞、张进美:《城市居民慈善行为的群体差异——以辽宁省为例》,《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张进美、刘武:《城市居民慈善认知状况及应对策略分析——以辽宁省14市数据为例》,《社会保障研究》2010年第6期。

[76] 刘美萍:《当前我国慈善捐赠不足的原因及对策研究》,《行政与法》2007年第3期;向常水、杨志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求索》2008年第10期。

[77] 罗竖元、李萍:《论慈善意识的培育与慈善事业的发展》,《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朱志刚:《以慈善意识为原动力推动慈善事业发展》,《学理论》2011年第1期;陈东利、邵龙宝:《当下中国慈善文化困境与原因探析》,《兰州学刊》2011年第11期。

[78] 王锐:《慈善捐赠的财税激励政策缺陷探究——兼论民间慈善组织面临的“四大困局”》,《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年第3期;丁美东:《个人慈善捐赠的税收激励分析与政策思考》,《当代财经》2008年第7期;李莉、梁栋:《浅议公益捐赠的税收激励机制》,《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7年第8期;何汇江:《慈善捐赠的动机与行为激励》,《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罗静:《鼓励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7期;王丽辉:《关于慈善捐赠激励的税收政策研究》,《北方经济》2013年第12期。

[79] 李芹:《慈善捐赠的社区促进机制——基于一个村庄捐赠活动的考察》,《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3期。

[80] 郭于华等:《事业共同体——第三部门激励机制个案探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1] 夏子坚:《中国现行社会捐赠机制的制度困境与政策选择》,《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10期。

[82] Spector,Mike:《美国慈善捐赠额创新高》,《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2008年6月25日;韩建军:《美2006年慈善捐助创纪录》,新华网,2007年6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26/content_6289796.htm(2014/2/10);《财经》综合报道:《2010年美国人均慈善捐款706美元,总额2909亿美元》,财经网,2011年9月27日,http://overseas.caijing.com.cn/2011-09-27/110875992.html(2013/11/22);董煜坤:《美国2013年大额捐款达34亿美元 脸谱老板最慷慨》,中国新闻网,2014年1月2日,http://www.chinanews.com(2014/2/20)。

[83] 张淳:《美国赈灾捐赠财产运用的信托法考量及对我国的启示》,《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高鉴国:《美国慈善捐赠的组织运行机制》,《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4期;安晓露:《美国的文化与慈善业》,《学习月刊》2014年第11期;王名等编《美国非营利组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李春燕:《美国慈善捐赠意图实现的法律保障演进及其启示》,《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阮兴文:《现代西方慈善捐赠的法理基础及其中国意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4] 李怡心:《关于国外慈善事业的研究综述》,《道德与文明》2006年第2期;姚俭建、Janet Collins:《美国慈善事业的现状分析——一种比较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张奇林、黄晓瑞:《国外企业慈善研究述评》,《社会保障研究》2013年第4期;高卉:《嵌入性制度:美国慈善基金会的运行机制探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霍淑红:《20世纪以来美国慈善基金会对外援助的特征与动因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85] 谢永超、杨忠直:《国际视角下的个人捐赠研究》,《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5期;朱宪辰、宋妍:《国外捐赠行为研究述评》,《理论学刊》2008年第11期;徐兰君:《企业战略性慈善研究综述》,《科技经济市场》2008年第10期;〔美〕菲利普·科特勒、南希·李:《企业的社会责任:通过公益事业拓展更多的商业机会》,姜文波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李韬:《沉默的伙伴——美国现代慈善基金会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版。

[86] 陆根书、陈丽:《美国高校社会捐赠特点探析》,《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陆根书等:《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展社会捐赠的实践及其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蒙有华、徐辉:《美国高校教育捐赠制度探析》,《高教探索》2006年第6期;蒙有华:《民间慈善基金会组织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教育学报》2007年第6期;常思亮:《美国高校社会捐赠制度的路径依赖分析》,《教育与经济》2010年第1期;贾留谦、任一明:《美国高等教育捐赠影响因素、主体分析与启示》,《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87] 钟宏武:《慈善捐赠与企业绩效》,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

[88] 徐新:《追求公义——论犹太人的捐赠思想》,《福建论坛》2006年第6期;耿云:《西方国家慈善理念的嬗变》,《中国宗教》2011年第12期。

[89] 樊丽明、郭健:《国外社会捐赠税收政策效应研究述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7期;陈成文、谭娟:《税收政策与慈善事业:美国经验及其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6期;陈瑜:《试论美国慈善组织监管机制》,《兰州学刊》2012年第11期;潘乾、尹奎杰:《英国慈善组织监管法律制度及其借鉴》,《行政论坛》2014年第1期;王雯:《美国公益基金会兴盛原因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美国研究》2009年第2期。

[90] 〔美〕贝希·布查尔特·艾德勒、大卫·艾维特、英格里德·米特梅尔:《通行规则:美国慈善法指南》(2007年第二版),金锦萍等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黄西谊:《英国慈善及其创新》,《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91] 〔美〕图洛克:《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范飞、刘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赵磊:《公益信托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美〕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吴振阳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解锟:《英国慈善信托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92] 江希和:《有关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国际比较》,《财会月刊》(综合版)2007年第7期;郑淑臻:《中美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比较研究》,《中国集体经济》2008年第25期;张传良:《中外企业慈善捐赠状况对比调查》,《中国企业家》2005年第17期;钟宏武:《中、日企业社会贡献比较研究》,《中国发展简报》2008年夏季刊第38期;由莉颖:《中美企业履行慈善责任状况分析》,《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8期;姚建平:《中美慈善组织政府管理比较研究》,《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2期;陈志琴、俞光虹、周玲:《影响中美高校募捐的社会因素比较》,《高教探索》2005年第5期;汪开寿、唐祥来:《美国高等教育捐赠与我国的政策建议》,《比较教育研究》2006年第6期;袁静、高红:《企业社会责任视阈下中美企业慈善捐赠比较》,《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尤婧宏:《中美慈善税收立法比较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2年第18期;金荣学、张迪、张小萍:《中美高等教育捐赠税收制度比较》,《教育研究》2013年第7期;郭婉君、刘恩允:《中美高校社会捐赠制度环境比较研究》,《临沂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付园园、关叶萍:《美国高等学校捐赠资金管理体制探究及启示》,《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93] 〔美〕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94] 〔美〕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95] Pfeffer,Jeffrey and Salancik,Gerald R.,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New York:Haiper MYM Row,1978.

[96] 姜士伟:《从公民社会理论看第三部门的合法性》,《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97] 靳环宇:《论慈善事业的管理方式及其转型》,《社会保障研究》2013年第3期。

[98] Salamon,Lester M.,Abramson,Alan J.,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Nonprofit Sector:Implications of the Reagan Budget Proposals,Washington,D.C.:Urban Institute,1981.

[99] 〔美〕莱斯特·M.萨拉蒙:《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田凯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