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后初期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意大利陷入巨大的危机中，政治动荡不安，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一 战后初期意大利的政治动荡
战后初期意大利政局不稳，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意大利是战败投降国，接受盟军占领和盟国管制，意大利政府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第二，法西斯政权倒台后，各反法西斯政党在抵抗运动中迅速壮大，特别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和声望空前高涨。
1943年7月25日，在美英盟军的战争打击和心理攻势下，意大利发生政变，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软禁了墨索里尼，任命彼得罗·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元帅领导新政府，并立即派出特使与美、英进行秘密谈判，表示意大利政府要反戈一击，与盟国一同作战。9月3日，巴多利奥政府在西西里同盟军秘密签署了一项简单的停战协定，意大利政府及其军队被置于盟军总司令的完全控制之下。9月29日，艾森豪威尔和巴多利奥在马耳他一艘英国战列舰上签署全部停战条件。这份详尽的停战协定不仅要意大利解除武装、复员和非军事化，规定盟国可以根据需要占领意大利领土，还把整个意大利及其资源统统交给盟国支配，用于对德作战；同时规定意大利的国内外贸易、银行和生产都要受盟国控制，报刊、广播、电影和戏剧都要接受检查。该停战协定的政治条款要求交出墨索里尼及其主要同伙，以及盟国索要的其他战犯，解散法西斯组织，镇压法西斯思想意识，取消反犹法律和其他歧视性法律，释放政治犯，释放盟国同情者[12]。
根据意大利停战协定，意大利接受盟国管制，所有军事、民政事务都由盟国管理，巴多利奥政府根本无权独立管理意大利的政治经济事务，这给逐渐兴起的反法西斯政党提供了重要机会。
墨索里尼政权倒台后，从意大利北部兴起的抵抗运动迅速发展，各类反法西斯政党纷纷兴起，包括天主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DC）、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Italian Socialist Party of Proletarian Unity，PSIUP）、意大利共产党（Italian Communist Party，PCI）、行动党（Action Party，PdA）和自由党（Italian Liberal Party，PLI）等，它们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对抗德国纳粹占领军。
天主教民主党由意大利人民党、天主教行动会会员等若干天主教团体于1943年7月25日组建而成，并在罗马建立了一个以阿尔契德·德·加斯佩里为主席的临时委员会。在抵抗运动初期，天主教民主党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中还处于次要地位。盟军占领罗马后，意大利国王退位，为了保障《拉特兰条约》（Lateran Treaty）规定的教廷主权和教会权力，梵蒂冈开始支持天主教民主党。在梵蒂冈的支持下，天主教民主党迅速发展成为意大利第一大群众性政党[13]。这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势力和影响巨大，全国有90%以上的居民信仰天主教。天主教民主党的内部团结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上，他们特别强调捍卫社会宗教生活的重要性。
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在1943年8月23日建立，由意大利社会党、无产阶级社会运动和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组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是意大利国内第二大政党，其行动路线是团结共产党人，最终吞并共产党。然而在抵抗运动中，共产党显示出强大的组织能力，而社会党领导人彼得罗·南尼（Pietro Nenni）和朱塞佩·萨拉盖特（Giuseppe Saragat）在与共产党合作问题上的分歧很大，不久就走向了破裂[14]。
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于1921年，是从社会党在里窝那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分裂出来的。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意大利共产党率先组建民族解放委员会，在米兰和都灵组织工人罢工，公开对抗法西斯主义，并派遣游击队展开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其组织能力和威望空前提高。1944年3月28日，流亡苏联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返回意大利，随即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即将意大利共产党建设成一个群众性政党。陶里亚蒂认为，“共产党应该是全民的党”。此后，意大利共产党开始不分社会地位和意识形态，大量吸收党员。截止到1945年年底，意大利共产党已经拥有40万名登记在册的党员[15]。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授意下，陶里亚蒂迅速改变了意大利共产党的策略，建议所有的反法西斯力量联合加入巴多利奥政府，在战争结束后再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意大利政治制度问题，为意大利共产党合法参与政府提供了机会[16]。另外，1944年6月建立的意大利总工会（Italian 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CGIL），由共产党人担任领导人，意大利共产党占据了主导地位。1944年6月，意大利北部各游击队合组为“自由义勇军”，在民族解放委员会下设立统一的总指挥部，人数据称有40万，其中意大利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加里波第游击队”也有25万之众[17]。
这些反法西斯政党在最初的抵抗时期保持了不稳定的统一。1944年4月22日，巴多利奥六党联合政府成功组建，战后意大利政治重建迈出了重要一步。罗马解放后，意大利国王退位，巴多利奥政府垮台。6月，随着博诺米（Ivanoe Bonomi）政府的成立，各政党在解放区都恢复了合法地位。
随着反法西斯斗争的结束，各政党之间一直被掩盖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冲突开始显露出来，其中以天主教民主党为首的自由派与以共产党和社会党为首的左派之间矛盾突出。
首先，在政治纲领上，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等要求维持政治稳定和传统，而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要求抛弃旧制度，建立新社会。在意大利建立新政府问题上，包括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在内的左派政党认为，意大利新政府应该包括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所有反法西斯政党代表，并且民族解放委员会除了作为地方当局的咨询机构外，还应拥有广泛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但以天主教民主党为主的自由派反对民族解放委员会拥有行政权力[18]。
其次，在意识形态上，宣扬天主教信仰和西方文明的天主教民主党、自由党等，要求维护天主教道德和代表制民主，反对共产主义，承诺资本主义体制。相反，共产党积极宣扬共产主义理念，要求实现国有化，实现阶级平等。
最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以天主教民主党为首的自由派政党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都流亡英美，同西方联系密切；相反，共产党与苏联紧密相连，自成立以来，意大利共产党一直紧跟苏联的政策，如1924年与社会党人的统一行动政策、1934年的人民阵线政策、1944年的温和改良主义路线等[19]。
1945年4月中下旬，意大利游击队在北方发动了大规模起义，不久整个意大利获得解放。6月21日，以行动党领导人费鲁乔·帕里（Ferruccio Parri）为总理的意大利六党联合政府宣告成立，并试图在盟国管制的限度内执行民主复兴计划。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要求“来自北方的风”横扫一切保守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确保工人和农民大众的统治。由于帕里政府有关举行地方选举和大选的政策比较模糊，政府内部意见不统一，各政党之间矛盾重重。右派阻止左派进行任何激进的经济和政治重建计划，保守的财政部和司法部削弱了政府的去法西斯化计划，在1945年8月成功地通过了一项终止南方去法西斯化的法令。由于左右两派激烈的对抗、盟国军政府（Allied Military Government of Occupied Territory，AMGOT）的干涉、官僚政治的反抗和立即推动经济运行的要求，帕里被迫于11月24日辞职[20]。
1945年12月10日，天主教民主党领袖德·加斯佩里沿着比较保守的方向建立了六党联合政府，其政治道路的重要特点是实用主义和居中调停。这届政府主要由天主教民主党、意大利共产党、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等领导人组成，其中天主教民主党领袖德·加斯佩里任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马里奥·谢尔巴（Mario Scelba）任邮政和交通部长，乔凡尼·格隆基（Giovanni Gronchi）任工业和商业部长，意大利无产阶级团结社会党领袖南尼任副总理，朱塞佩·罗米塔（Giuseppe Romita）任内务部长，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任司法部长，斯考奇曼罗（Scoccimarro）任财政部长，但财政部实际上被自由派分子埃庇卡摩·科宾洛（Epicarmo Corbino）掌管。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5月的三届内阁，德·加斯佩里保持了与共产党和社会党不稳定的合作，因为起草宪法和批准对意和约都需要各党的团结。直到《拉特兰协定》被写入共和国宪法和对意和约签署后，德·加斯佩里才考虑将共产党和社会党人逐出政府。
意大利政府的软弱无能和政党组织的强大构成了战后初期意大利政治的二重特点。意大利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增强及其与苏联的密切联系是美国在战后不断介入意大利政治事务的重要原因。
二 战后初期意大利的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大利经济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危机，处于崩溃边缘。意大利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意大利工业化的北部饱受战争蹂躏，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1945年的工业产值比1938年的1/3还要少，北部城市出现了大规模失业；南方农业地区也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生产难以恢复，造成粮食短缺，人民饥馑；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经济衰落，无力向意大利提供煤、石油等原料，意大利的工业生产难以为继；国家外汇储备短缺，根本没有能力进口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此外，战时人口未能外移，而战后大量难民又纷纷回国，加上军队复员，人口的压力愈加严重。二是由于盟国对意大利经济事务实行管制，意大利政府无权进行经济复兴，使得意大利经济难以正常地运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原因。意大利工业化起步晚，经济水平低。从经济上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意大利只能算是一个半发达国家。按人均收入计算，意大利1920年的水平或许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初期和法国在19世纪中期所达到的水平。到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经济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软弱性”。从根本上说，意大利的软弱就在于它一直依赖小规模的农业。对农业的投资和支持减少了对工业的投资和国外投资，意大利政府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和外汇储备。到1939年，意大利银行储备几乎为零[21]。
第二，客观原因。意大利是一个多山国家，耕地面积较少，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尤其缺少石油和煤等工业原料。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意大利仍然依赖于肥料、煤、石油、废钢铁、橡胶、铜和其他一些工业生产必需原料的进口，其中80%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而且不少是由英国船只运载的。
第三，战争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国民收入的10%以上和政府收入的1/3都被用于发展武装部队，按绝对数值计算，这比英国或法国的开支还要多。虽然1943年意大利改变立场，加入了盟国，但盟国在意大利作战、轰炸持续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横扫了整个意大利半岛，极大地加剧了墨索里尼战争冒险所造成的破坏。经过盟军几百次的大规模轰炸，再加上盟国经过南部和中部时进行的多次战斗，意大利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惨遭破坏，国家一片凋敝。
因此，战后初期，意大利的经济形势十分危急，恢复工作举步维艰。“在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相比，实际下降了40%。尽管战争给人口造成了损失，但由于意大利在殖民地的移民被遣返回国，向外移民停止，意大利的人口激增，致使生活水平降低到惊人的地步。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许多意大利人就都被饿死了。”[22]
1944年夏，盟军占领罗马后，盟国委员会（Allied Commission，AC）开始向意大利提供食物供给，以满足每人每天300克的面包配给量。在1946年1月1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UNRRA，简称“联总”）负责向意大利供应食物，但对意大利人民来说这依然是杯水车薪，到4月初，意大利每人每天的面包配给量下降到150克[2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最担心的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不断增长，以及战后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分崩离析通常会给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不少乘虚而入的机会”[24]。因此，为了防止意大利落入共产党之手，美苏展开了一系列对抗，最初的对抗就直接暴露在对意和约谈判过程中。总之，“对经济混乱、革命行动和苏联获利的担心不仅促成了美国对西欧的政策，在美国对地中海地区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决定性角色”[25]。
[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第359～361页。
[2] 刘绪贻主编《美国通史》（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11～12页。
[3] 〔美〕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601页。
[4] 〔美〕迈克尔·H.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162页。
[5] Melvyn P. 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 23.
[6]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研究，参阅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 张盛发：《战后初期斯大林大国合作政策的结束》，《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5期。
[8] 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9] 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上），《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
[10] 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关于冷战起源的研究成果还有徐蓝《试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1] 徐蓝：《国家大战略与对外政策——20世纪40-60年代冷战态势的演变》，《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12]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国际事务概览 二战 第9卷 欧洲的重组》，郑玉质、关仪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500～501页。“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British Embassy，” No.16，1943，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 2，1943，pp. 391-392（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RUS，with appropriate year and volume numbers）.
[13] Paul Ginsborg，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Italy：Society and Politics，1943-1988，London：Penguin，1990，p. 50.
[14] Muriel Grindrod，The Rebuilding of Italy：Politics and Economics，1945-1955，London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5，p. 16.
[15] 〔美〕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9页。
[16] 3月3～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见即将回国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时，建议修改意大利共产党关于要求国王必须退位和政府必须辞职的政治方针：①不要求国王立即退位；②共产党人可以进入巴多利奥政府；③主要致力于在反德斗争中实现和巩固统一。参见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4-1947）》（上），《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斯大林和陶里亚蒂达成的意大利共产党行动计划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构建以意大利共产党为领导的左翼联合；二是避免不成熟的群众行动，比如起义或内战，因为那将造成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并使苏联没有足够的时间稳定东欧；三是建议进行一项基本的经济改革计划，扩大意大利共产党的国内支持基础以便赢得选举。苏联的策略是，一方面承认巴多利奥政府，另一方面鼓励意大利共产党加入巴多利奥政府，通过采取国家统一政策、与其他左翼力量组成联盟来扩大共产党的支持基础。在会谈中，斯大林建议意大利共产党应该抛弃“国王立即退位”的口号，加入巴多利奥政府，并且劝告陶里亚蒂不要宣扬“国家统一政策”。参见〔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80～282页。
[17]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编委会：《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24～325页。
[18] Muriel Grindrod，The Rebuilding of Italy：Politics and Economics，1945-1955，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7，p. 11.
[19] 〔法〕热纳维埃夫·比布：《意大利政党》，葛曾骧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69页。
[20] Muriel Grindrod，The Rebuilding of Italy：Politics and Economics，1945-1955，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7，p. 23. 〔美〕罗伊·威利斯：《意大利选择欧洲》，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15页。
[21]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第285～290页。
[22]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第359页。
[23] Rear Admiral Ellery W. Stone，“Chief Commissioner of the Allied Commission for Italy，to President Truman，April 18，1946，” in FRUS，Vol. 2，1946，p. 73.
[24]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第98页。
[25] Melvyn P. 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