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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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的“满蒙占有论”

伪满洲国的面世,并不仅仅是溥仪及一群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到伪政权走马上任的简单问题,这幕历史是血腥杀伐、攻城略地、攫取主权、网罗汉奸和欺世盗名的罪恶过程,是20世纪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丑陋行径之最。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制造,与九一八事变起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同步,当然是侵略战争的产物,也跟随侵略战争而败亡。九一八事变不是中日偶发事件,伪满洲国也绝非中国局部历史问题。

姑且不谈更远的历史背景,单从九一八事变过程本身来看,足以说明侵占中国东北和所谓“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政策与计划。事变刚一爆发,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就明确声称“此次事件完全是军部有计划之行动”[1]。因为,他当时和中国人一样,密切关注并估计到形势的发展。与驻奉总领事处于同一政策立场的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当时致电外交大臣报告情况时,也指出,“此次事件的扩大趋势在于,逐步对满铁沿线中方军事用地实行军事占领”[2]。而实际上,日军的军事占领既不限于满铁沿线,也不只是军事用地。

而且,占领“满蒙”计划及其实施,也并非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28年6月,河本大作[3]主谋实施的关东军炸死张作霖计划,就蓄有所谓“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即:炸死张作霖造成政治混乱,借此出动兵力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所以,在历史上,炸死张作霖事件,被称为辛亥革命后日本参谋本部制造操纵的“满蒙独立运动”[4]之后的“第二次满蒙起事”。但因关东军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未能形成全军和全国一致的侵略行动;中国当局所采取的审慎克制态度,也未给关东军提供采取侵略行动的借口,结果和“满蒙独立运动”时的第一次“满蒙起事”一样,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河本野心不死,他供称,在因此事而被调离关东军时,“我同板垣征四郎[5]、石原莞尔[6]共同约定,满洲问题必须解决”[7]

河本大作意志继承者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都是最富侵略性的日本军国主义少壮派代表者,是关东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核心人物,分别于1928年10月和1929年5月出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和高级参谋后,践行了对河本的承诺,从军事作战和政治谋略等方面引领了关东军的走向。众所周知,石原是“世界最后战争论”者,公然主张“对外第一个目标在于解决满蒙问题”,声称“唯有使其成为日本的领土才能解决满蒙问题”。[8]板垣更是一个地道的“满蒙占有论”者,曾赤裸裸地提出把“满蒙变为日本领土”,他还利用其地位在关东军的幕僚间灌输其主张,而且,关东军占领满洲计划的制订,1930年底已大致完成。[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