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满铁并非配角

币原路线与事变前后的满铁

九一八事变确实是关东军阴谋发动的，军事侵略和打造伪满洲国的行动也显然由关东军引领和主导。不过，倘若多侧面地估量在事变全过程中满铁所起的作用，应该说它不是处于从属的配角地位。在某些方面，满铁的作用无可取代；就整个事变而言，没有满铁不可想象。所以，曾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曾称，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与满铁的“共同行动”^[1]。

姑且不说自1928年关东军炸死张作霖起，满铁人员参加关东军连续进行的备战的参谋旅行，满铁调查课与关东军幕僚的合作，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及其首脑大川周明与日本法西斯少壮军人的阴谋暴行，满铁外围团体在东北及日本大肆煽动侵略中国的“满蒙狂”等业已载入史册的这些史实，也无须追究诸如十河信二理事^[2]这类满铁上层当时的所作所为，单从事变发生后满铁全面总动员所采取的如下两大举措，就完全可以认识到满铁对事变的重要意义，说明它确实是虽不着军装却与关东军“形影相随”的日本侵略军。这就是：

第一，满铁以其强大的铁路交通体系给关东军侵略作战提供了充分的机动性。因为事变爆发时，中日兵力对比是22.00∶1.04，即使加上朝鲜越界部队，也只是22.00∶1.50，处于绝对劣势的日军，主要战术是靠机动力才能实现的将兵力集中到一点的所谓“神速行动”。

第二，全面总动员和武装化的满铁附属地，事变后立即化为关东军进行武装侵略的有力军事基地。依托关东州、总面积达480平方公里的满铁附属地，占据着我国东北发达地区，集中了日本各方面的侵略势力，日本侨民近20万人。事变后，关东军司令部就设在奉天附属地，全部附属地不仅成为关东军八方出击、广泛活动的中心，而且日侨被全副武装化和提供所有设施给军方，完全起到了后勤保障基地的作用。同时，满铁与散在东北纵深各地的事务所、公所相呼应，构成了关东军、满铁相互勾结从事各种侵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阴谋侵略网络。

不过，至少在事变初期，满铁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满铁必须应关东军要求，实行战时总动员，全面参与或服务于军事侵略行动；另一方面，作为推行大陆政策而设立的特殊殖民会社，在政府的直接监督指挥下，其经营与活动无法游离于政府的路线政策之外。近代以来，日本的军政上层和民间右翼都“具有大日本帝国主义的共同性”^[3]，即都主张和实行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与扩张，差别只在于“激”或“缓”，步骤与方法的不同，这样的差别不仅一直存在，而且有时争斗相当激烈。自20世纪20年代起，日本的统治集团间俨然形成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即顺应华盛顿体系的与美英协调的路线，摆脱或反对美英的亚洲门罗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日本天皇立宪制国家权力的“国务”与“统帅”权分立而更加严重，即以军部和右翼为一方，以政府和政党团体为另一方的严重对峙，在九一八事变前，在“对满”政策上，两条路线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正当关东军准备动武而磨刀霍霍的时候，日本政府滨口内阁利用满铁加紧推行币原路线。

特别是从1931年初开始对张学良进行的铁路交涉，成为币原外交的重要步骤。当时日本军部正拿铁路问题作为制造紧张的借口之一，说中国修筑“包围线”使满铁陷入危机，等等。于是，滨口内阁便以铁路为中心话题，对中国展开外交攻势。其目的，与其说是谋求中日间铁路问题的解决，莫如说企图以铁路问题为由头，摸清张学良的底牌，并借助于军部的侵略狂热，软化以至降服张学良，达到不战而取的目的。为此，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木村锐市特被转任为满铁理事兼交涉部长。后来的情况表明，日方发动的铁路交涉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只是起到了某种程度的麻痹中国人民和掩盖日方准备动武的作用。

1931年6月，正值中日铁路交涉胶着不前的时候，内田康哉^[4]受命接任满铁总裁。政府派出如此元老级政界人物，显然是意在使满铁与军部对立，加大推行币原路线的力度。是不是正是这个缘故，也促动军部特将有同张家父子打交道的经历、闻名的军中“中国通”本庄繁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内情不得而知。可是，明显的事实是，内田到任后，并不见铁路交涉有新的起色，面对相继出现的情况和中村大尉事件，似乎也无所作为。可是，本庄繁到任不久，关东军便采取行动，制造了事变。

突然收到事变信息的内田康哉一时不知所措，他批准木村锐市理事兼任满铁奉天事务所所长^[5]，密切注意事变动向，并将海军中将出身的满铁理事伍堂卓雄^[6]派到业已转移到奉天的关东军司令部，除了向本庄繁传达内田的“对时局深感忧虑，希望时局不再扩大”^[7]的意旨外，主要是与驻奉总领事等相互配合接连向政府上报事变状况。不过，内田除希望政府制止军部行动和不扩大事态外，还有请示具体指示的问题。因为事变后尽管满铁在支援军部行动上毫不迟疑，但在政策遵循上无所适从。例如9月19日内田致币原外相电称：

综合其他种种情报，可以推断，我军之此次行动系事先研究好的既定计划之实施。而且，中方的不抵抗态度，以及我军方行动所造成的小事故，必将刺激当地外侨，致使舆论对我不满，今后的对外政策陷入困境，故不胜忧虑。^[8]

又如9月21日内田致币原外务大臣电称：

应关东军出动之需要，迄今为止，已按其全部要求，在军事运输及其他方面提供方便。但鉴于军方之占领性质及政府关于今后军事行动之方针，迄今尚未接到阁下指示，军司令官亦无任何直接通知，故我社应如何行动自然产生犹疑。^[9]

不过，这只是事变初发时的情况，不久满铁的政策取向问题即成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