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建议关东军制造武装行动借口——社会动乱

关东军虽然业已决定军事行动的具体时间，但是仍然面临如何起事、怎样发动等种种问题。值此时刻，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课长佐田弘治郎居然跑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以“科学的满蒙对策之观察”为题发表演讲，建言献策。此举不应视为佐田的个人行为，也不是偶发的举动。调查课是满铁调查情特中枢机关^[17]，佐田是日本三井银行出身的“老资格”满铁调查课长。而且满铁调查课与关东军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特别是“从满洲事变爆发前四年左右起，便面临日本与张学良政权发生冲突时调查课将如何处理的问题”^[18]。事变前四年左右，也就是张作霖被炸死和张学良执政并易帜的时候，满铁调查课即成为关东军的政治搭档而效力于“满洲问题之解决”了。当然，从政治上伙同军部从事“满蒙”侵略活动的满铁机关和人物，不只是调查课和佐田等人（另外如在东京的东亚经济调查局和大川周明），但是，关东军在准备“满蒙”变天的计划中，对调查课是更寄予厚望的。例如，1930年5月1日，石原莞尔就曾在满铁调查课做了要求该课全面协助军部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解决满蒙问题的唯一方法是由我国占有满蒙”，而要同中国进行战争必然引起对美战争，对美战争则是“持久战”。而承担这种战争的准备机关，石原认为：满蒙地区——关东军司令部、满铁调查课；中国本土——参谋本部、东亚经济调查局；日本国内与全面——日本政府。^[19]由此可以看出满铁调查课在关东军备战侵占“满蒙”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佐田竟可跑到关东军司令部发表演讲，不足为奇，并非一厢情愿。

佐田演讲的要害部分是，达到占领目的的手段，包括准备行动、占领后的对策准备与实行手段，实行手段中还估计到美国的干涉和中国的抵抗。而作为当务之急，他讲述最为具体和露骨的是“准备行动”，也就是实施占领的行动方法。他主张：

1.绝不准许苏俄存在于满洲，为此首先援助中国的中东铁路回收运动，促使回收运动成功。

2.中东铁路回收后，自然引起对我满铁的回收策，这就必然产生可以捕捉的机会，酿成共产运动抬头和蜂起的良机。

3.满洲治安混乱后，使在满日人武装崛起，满铁人员也武装化。

4.满洲态势制度化之时，须形成日本对华强硬舆论和举国一致的后援态势。^[20]

佐田的思路与关东军的谋划并无不合，问题是关东军有无时间和耐性按佐田的设计步步前行，特别是愿不愿拿苏联尤其是中东铁路做文章，引火烧身。关东军的设想与方法似乎更广泛一些。1931年5月关东军推出了《满蒙问题处理案》^[21]，该案系板垣征四郎起草，并经关东军幕僚审议，亦有著述称其为《对满蒙问题处理意见》。^[22]处理案认为，为了“国内解决改造问题”，“国外解决满蒙问题”，需要“机会”，在“机会成熟前尚需进一步努力与准备”。“处理案”提出了种种所要达到的目标：使“满蒙”彻底变成日本的领土；成为保护国；达到“二十一条”程度的要求；或实现山本（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程度的要求（商租权及铁路问题等过去悬案的解决）等。“处理案”也设计了种种可能实行的“形式”，如：直接法，即向中国提出过去的所谓“悬案”，发出最后通牒；利用政情变化进行谋略、利用机会等。凡此种种，无非是寻找或制造向中国挑战和发难的办法。当然其着眼点是把“满洲彻底变成日本的领土”。所以，“处理案”特别强调，不管采取何种方法，都要“一举进行解决”，在采取军事行动时，“达到将关东军集中到一地的程度就足够了”。为此，“处理案”的第三、四部分，公然主张在“蒙古”、“间岛”搞“独立”；在北满搞骚乱，即在东三省制造阴谋，甚至不惜挑起“反日大暴动”。在这里，板垣等人的策划与上述佐田的献策不谋而合；为了把全日本拖上武装侵略的道路，板垣甚至公然主张“靠谋略制造机会”，使军部能主动地迫使国家实行武装侵略政策，也就是像佐田所主张的那样，造成“举国一致”的“后援”军事侵略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