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两翼夹击与对峙
（一）吐蕃发动新一轮攻势
退出长安的吐蕃军队，并没有放弃对唐朝的掠夺政策。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铁勒仆骨部仆固怀恩曾经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对唐掠夺战争，后来仆固怀恩死去，铁勒回鹘各部在唐朝的策动下逐渐放弃劫掠唐朝的方针。而吐蕃则接连发动了新的对唐攻势，对关中地区，乃至长安城造成很大的威胁。吐蕃军先至邠州，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固城自守。不久，吐蕃军10万众进逼奉天，京师震恐。朔方兵马使浑瑊率领精骑200人冲入敌营，奋力拼杀。前后混战200回合，斩首5000人。接着，朝廷将河中的郭子仪召至泾阳屯守，命令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节度使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召鄜坊节度使杜冕屯坊州，皇帝本人率领六军屯禁苑中。[8]尽管如此，面对吐蕃大兵压境，唐朝内部依然出现紧张情绪，鱼朝恩请代宗括士民私马，命令城中男子都穿上军装，团结为兵，并把城门塞二开一。他甚至威胁群臣支持自己拥戴皇帝逃往河中地区。后来在刘给事的阻止下，方始罢休。
由于大雨的缘故，吐蕃等部的军队推进很慢。他们转而移兵进攻醴泉（今陕西礼泉），党项部落则西掠白水，东侵蒲津。吐蕃在醴泉虏获男女数万人而去，所过之处，焚毁房屋，践踏庄稼。在澄城北遭到唐将周智光的攻击，败逃至鄜州（今陕西富县）。
唐德宗建中年间（公元780～783年），唐朝曾经与吐蕃会盟和好，但是未久，吐蕃又不断入掠唐朝关中等地，常常对京城长安造成巨大威胁。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丙戌，吐蕃尚结赞大举入寇泾、陇、邠、宁等州，掠夺人畜，践踏禾苗庄稼，德宗下令浑瑊将兵万人，骆元光将8000人屯咸阳，以保护京城的安全。[9]九月，吐蕃游骑进抵好畤，京师戒严，德宗再遣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屯咸阳，民间还流传皇帝又要离开长安以躲避吐蕃，幸有李晟先败吐蕃尚结赞于汧阳县城。十月派遣蕃落使野诗良辅与王佖带领步兵骑兵5000袭击吐蕃摧沙堡，随后遭遇吐蕃2万众，再次打败之。[10]解除了对京师的压力。吐蕃的扰边活动却一直持续着。
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五月，吐蕃3万骑兵入掠泾、邠、宁、庆、鄜等州。此前，吐蕃常在秋冬季节入寇，等到春天病疫多发时节退出。现在由于得到唐人役为兵丁，又以他们的妻子作为人质，派遣吐蕃将领率领，在盛夏时节也可以对唐朝进行掠夺，唐朝的边州各城守卫，没有敢出来迎战者，吐蕃可以肆无忌惮地虏获人畜，从容而去。[11]
吐蕃能够对唐朝不断发起新的进攻，并造成巨大的损害，在很大程度与它所占领的河西陇右地区提供的经济支持和把该地区汉人役使为前锋有关。吐蕃在河西陇右地区按照部落或者原有的组织形式进行统治，这些地区使吐蕃不必再从本土调动更多兵员，转运更多战争物资，大大方便了对唐朝的入略，从而给唐朝京师长安造成巨大的威胁。
（二）偏师攻剑南
“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大军东调，西部边防为之空虚，吐蕃趁机东犯，并入据长安。与此同时，吐蕃在川西和云南等地区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行动。占领唐朝的松（四川松潘）、维（今四川理县东北薛城）和保（今四川理县北孟屯河中下游）三州之地，并在云山新筑二城。唐朝西川节度使高适没有能够抵挡住吐蕃的进攻，于是剑南西川诸州相继被吐蕃军队占领。[12]
唐朝在收复长安之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九月，代宗以郭子仪为北道邠宁、泾原、河西以东通和吐蕃使，以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为南道通和吐蕃使，应对吐蕃的军队掠夺。剑南节度使严武也开始积极备战，与吐蕃展开争夺，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九月己未打败吐蕃7万众，并攻克当狗城。十月庚午，剑南节度使严武又攻克吐蕃盐川城。[13]
代宗大历时期，唐朝在西南地区对吐蕃作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十二月，西川破吐蕃万余众。十年（公元775年）正月乙卯，西川节度使崔宁破吐蕃数万众于西山，斩首万级，虏获数千人。十一年（公元776年）正月辛亥，崔宁破吐蕃四节度及突厥、吐谷浑、氐、羌、群蛮等众20万，斩首万余级。次年十月，崔宁大破吐蕃于望汉城。十二月，崔宁破吐蕃10余万众，斩首8000级。[14]这些战斗的胜利不仅遏制了吐蕃在西南地区的扩张势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吐蕃给长安构成的压力。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战斗，是唐朝和吐蕃在西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次战役。这一年十月丁酉，吐蕃与南诏合兵10万，三道入寇，一出茂州，一出扶州、文州，一出黎州、雅州，宣称要拿下成都作为东府。面对吐蕃大军压境，守将无人能抵御吐蕃和南诏的进攻。代宗试图再次起用节度使崔宁，此前因为担心他久在蜀中不听朝命，已将其调回长安改任他职，但被宰相杨炎制止。他建议皇帝命范阳节度使朱泚所部兵，以及由李晟等率领的神策军邠州、陇右兵出击。结果他们和山南地区兵一起，大破吐蕃、南诏联军，攻克维州、茂州城，吐蕃、南诏兵饿死冻死者八九万人。[15]
在军事上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在唐德宗时期，担任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开始筹划瓦解长期以来对西南地区构成威胁的吐蕃与南诏联盟，从根本上解决吐蕃侵扰西南地区问题。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十月，吐蕃发兵10万将寇西川，同时也发南诏兵。南诏暗地里归附唐朝，但是也不敢公开反叛吐蕃，于是就发兵数万屯扎在泸水之北。韦皋预料到南诏正处在犹豫之中，便写信给南诏王，大谈其背叛吐蕃、归附唐朝之真诚，让东蛮转交给吐蕃。吐蕃开始怀疑南诏，派兵2万驻扎在会川，以便挡住南诏通往四川的道路，南诏王怒，率兵归附唐朝。吐蕃失去了南诏的帮助，力量自然减弱了许多。入犯唐朝的吐蕃便分兵为4万攻两林、骠旁，3万攻东蛮，7000寇清溪关，5000寇铜山。韦皋派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连兵抵抗，在清溪关外打败吐蕃军。十一月，吐蕃再次派2万人进攻清溪关，1万进攻东蛮。韦皋命令韦晋镇守要冲城，巂州刺史刘朝彩出关连战，最后大破吐蕃。[16]次年，冬十月，韦皋派其将曹有道率兵与东蛮、两林蛮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战于巂州（四川西昌）台登谷，大败之，斩杀数千人，投崖或者投河溺死者不可胜数，吐蕃的骁勇将军、大兵马使乞藏遮遮也被杀，不几年即收复整个巂州。韦皋积极对南诏进行拉拢，并打击其内部的亲吐蕃势力，并在军事上扩大战果，逐步收复被吐蕃占领的州县。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五月，经过韦皋不懈努力，云南王（即南诏王）异牟寻派来三批使者，一出戎州（南安县），一出黔州，一出安南，各携生金丹砂前往韦皋处，表示坚似金，赤心如丹砂。书信带到成都，韦皋遣使者将这些表示归附唐朝的书信转报朝廷。七月，原来被吐蕃役属的剑南、西川诸羌部，也率众内附唐朝，韦皋将他们安置在维、保、霸诸州，给予耕牛和粮食种子，其首领皆拜官并厚加赏赐。[17]让他们安居乐业。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2万余户归附唐朝，朝廷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唐朝使者崔时佐前往南诏首府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南诏王异牟寻担心被吐蕃知道，让崔时佐换南诏服装进殿。崔时佐觉得不可以，自己是大唐使者，岂能如此不顾身份！南诏王只好在晚上迎接崔时佐。南诏清平官（宰相）郑回向崔时佐说明南诏王接待唐朝使者紧张的原因是与惧怕吐蕃来使有关。崔时佐便劝异牟寻斩杀吐蕃使者，放弃吐蕃所授封号。异牟寻接受，乃刻金契进献，率其子寻梦凑等与崔时佐在点苍山神祠会盟。此时，吐蕃正因为与回鹘在北庭争战失败而征兵于南诏，异牟寻答应出兵5000前行，自己则亲率数万人跟随其后，在神川袭击吐蕃，夺取铁桥等16城，虏获其5王，降其众10余万人。[18]六月，异牟寻派遣其弟凑罗楝献上地图、土贡及吐蕃所给金印，请复号南诏。唐朝即派祠部中郎袁滋为册封南诏使，赐银裹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南诏王北面跪拜接受封册，并出示玄宗所赐二银平脱马头盘，请出皇帝所赐《龟兹乐》老笛工和歌女，以示不忘旧恩，永远忠实唐朝。[19]接着不断对吐蕃占领区发动攻击。
在赢得南诏归心的条件下，韦皋指挥将士在贞元十五（公元799年）、十六年（公元800年）、十七年（公元801年）接连和吐蕃展开激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攻克被吐蕃占据的维、保、松等州和昆明城，转战千里共夺取7城、5军镇，焚毁吐蕃堡寨150座，斩首万级，虏获6000人，对吐蕃在今云南四川等地的势力给予沉重的打击。[20]但是，后来南诏在唐朝和吐蕃之间仍有反复。
唐朝与吐蕃在争夺剑南西川中发生的“悉怛谋事件”，很值得关注。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准备带领其部众来成都投诚。当时的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即派维州刺史虞藏俭将兵入据其城。他将此事上奏朝廷，唐文宗让群臣商议，大家都赞同李德裕的意见。但是牛僧儒反对，认为吐蕃刚和唐朝修好，不宜以维州一城而失信吐蕃，甚至得百维州也不值得。皇帝采纳了牛僧儒的主张，令李德裕以维州城归还吐蕃，并执悉怛谋等投奔者同时送还，吐蕃将他们全部杀害在唐蕃交界地区，情景极为残酷。[21]牛僧儒由于和李德裕发生党争，在此事处置上存在分歧可以理解，但是唐文宗不顾群臣赞同李德裕意见的情况，听信牛僧儒未得真谛的“诚信”而酿成悲惨后果实在值得反思。此事给唐朝在西南地区的经营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后来唐文宗自己也后悔莫及。
（三）灵、泾之战
吐蕃和唐朝在关中西部地区的军事争夺，一直十分激烈，而且时时对唐朝京师构成巨大威胁。永泰元年（公元765年）九月，铁勒仆固部首领仆固怀恩南寇，河西节度使杨志烈发士兵5000，让监军柏文达带领前往攻打灵武，使仆固怀恩有后顾之忧，以解京师之围。柏文达将兵击摧沙堡（在原州西北）、灵武县，连连获胜。仆固怀恩得知后方遭到袭击，立即从永寿（今陕西永寿县）返回，命令诸羌、吐谷浑等部2000骑兵夜袭柏文达，大破之，士卒死者近乎一半，柏文达带着余众逃往凉州。杨志烈因为不体恤将士，后来在吐蕃包围凉州时，士卒不为所用，他被迫逃亡甘州，在那里被沙陀所杀。[22]
后来吐蕃回鹘联合围攻泾州，郭子仪带数名骑士说服回鹘亲唐背蕃，解除了吐蕃对泾州，乃至京师的威胁。大历二年（公元767年）九月，吐蕃数万众围灵州，游骑至潘原、宜禄。代宗诏郭子仪自河中率领甲士3万镇守泾阳，京师戒严，不久郭子仪移镇奉天。十月，朔方节度使路嗣恭在灵州城下打败吐蕃军，斩首2000级。次年（公元768年）八月壬戌，吐蕃10万众进攻灵武，丁卯，吐蕃尚赞摩率2万众攻邠州。唐朝京师再度戒严；邠宁节度使马璘击退吐蕃入犯军。九月壬申，郭子仪将兵5万屯奉天以防备吐蕃军。壬午，朔方节度使白元光击败吐蕃，接着又大破吐蕃2万众于灵武。凤翔节度使李抱玉属将李晟率千人，出大震关，至临洮，摧毁吐蕃定秦堡，焚毁其积聚的粮草，迫使吐蕃撤去灵州之围，京师也解除戒严。[23]十一月，元载和郭子仪等商议之后在军事部署上做了调整：邠宁节度使马璘移镇泾州，而郭子仪以朔方兵镇邠州。十二月马璘担任泾原节度使，而以邠、宁、庆三州隶朔方。
从历史记载来看，吐蕃几乎每年都要对灵州等地发动攻击。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十月是一次较大规模的争夺战。该月，吐蕃10万众进略泾州、邠州，郭子仪派朔方兵马使浑瑊将步兵骑兵合5000人阻拦。庚申，双方在宜禄（陕西长武）交战，属下不听指挥，结果唐朝军大败，士卒大多战死，百姓被掠者达千余人。甲子，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再败。
在灵、泾地区与吐蕃的争夺中，原州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曾经担任过西州刺史并熟悉河西陇右山川形势的元载，曾经上书朝廷：针对灵、泾一带防御吐蕃的形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把四镇、北庭的治所放在泾州，没有险要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今国家西境尽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今宁夏固原西北），原州居其中间，当陇山之口，其西皆监牧故地，草肥水美，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给军食，故垒尚存，吐蕃弃而不居。每岁盛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远，若乘间筑之，二旬可毕。移京西军戍原州，移郭子仪军戍泾州，为之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据吐蕃腹心，则朝廷可高枕矣”。[24]结果被汴梁节度使田神功作为“书生语”而加以否定。
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杨炎当政，重提城原州之议，但是由于郭子仪去职后由李怀光接替其职务，而郭子仪属下其他宿将不服遭到杀戮，引起上层矛盾，而泾州将士对于频繁调动其驻防地区也十分不满，所以杨炎的计划无法得到实施，不仅几位节度使不受诏书，而且还发生了北庭留后刘文喜勾结吐蕃军，拥泾州发动叛乱的事件。[25]德宗命朱泚等围攻刘文喜于泾州，久攻不下。后来，韦伦使吐蕃，吐蕃和唐朝和好，便不再出兵帮助刘文喜反唐，泾州城中抵抗难以坚持，部将杀刘文喜，事平。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二月己亥，吐蕃遣其大将马重英率领4万兵马入犯灵州，夺取填汉、御史、尚书3渠水口以弊屯田。四月再入灵州，为朔方留后常谦光所击败。七月至八月辛未，马重英2万军先后进攻盐州、庆州、银州和麟州，这些以掠夺财物和仕女的军事行动，均被郭子仪属将李怀光所击退。
对于灵、泾等地区来说，盐州（治今陕西定边）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地区。吐蕃占领盐州后，塞外没有保障，吐蕃兵经常阻绝灵武，侵扰鄜坊。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辛酉，诏发兵3.5万在盐州筑城。同时命令泾原、山南、剑南各发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势，20天筑好盐州城，命盐州节度使杜彦光戍守，朔方都虞候杨朝晟戍守木波堡，从此，灵、夏、河西获得安宁。[26]
（四）唐蕃对峙
吐蕃利用唐朝内乱，利用被征服的各部落的军队持续不断地向唐朝发动攻击，使唐朝长期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就吐蕃方面来说，有许多因素值得关注，首先，吐蕃的军队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不像唐朝那样内部有多重复杂的矛盾和纠葛。其次，吐蕃善于抓住时机，利用唐朝的各种矛盾，并善于笼络被征服各部落，使他们听从指挥，同心参与掠夺唐朝的战斗，因此兵广将勇。再次，吐蕃的战法灵活，他们重利轻义，以掠夺财富为目的，不羞遁走，让唐朝防不胜防，又无法给其以毁灭性打击。加上唐朝的内部忧患，“安史之乱”后，事实上吐蕃一直处在积极主动的位置，不仅占据了唐朝青海地区，而且也控制了河西陇右广大地区，把双方的边界推进到唐朝的腹心地区，从而更容易对唐朝的京师和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威胁。
唐朝和吐蕃的军事对峙与双方友好往来相伴随、相交错，一直持续近两百年时间。就双方对峙的状况来看，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以“安史之乱”为分界，前期唐蕃主要在青海的赤岭（青海日月山）、甘肃河州与岷州、西域的大小勃律和四川松州一线对峙；而后期则在河西、陇右和宁夏贺兰山、川西的茂州、雅州和巂州和南诏一线，西域地区除少数地区仍由唐朝将士戍守之外，南疆大部分地区已经纳入吐蕃治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调兵东向平叛，吐蕃乘虚而入，迅速占领唐朝大片辖土是这一格局变化的关键因素。我们从唐蕃双方几次会盟划界的情形，就可以看到这一史实。从赤岭划界到清水会盟，具体体现了吐蕃疆域的扩张和唐朝在西部地区的收缩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在“安史之乱”以后的近百年之间，吐蕃和唐朝在陕西、甘肃和宁夏、四川西部和云南等地区之间形成对峙局面，战场上互有胜负，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格局。只是在吐蕃王朝走向衰落和瓦解之后，吐蕃又丧失了原先占据的唐朝辖土，双方对峙的局面也随之终结。
（五）唐朝利用吐蕃军队平定内乱
唐朝初年，太宗皇帝十分重视关中地区的安全保卫，当时“列置府兵，分隶禁卫，大凡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27]后来由于边地接连用兵和社会升平，逐渐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守边节度使手握重兵，掌握生杀大权，在抵御包括吐蕃在内的边疆地区民族和部落的入犯的同时，也成为威胁朝廷的力量，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即是典型的例证。而“安史之乱”平定后，这一局面依然存在，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李希烈、朱滔、李纳、李惟岳等莫不如此。唐德宗建中年间，唐朝和吐蕃举行清水会盟，使紧张的双方关系得以缓和。此时又爆发了凤翔节度使朱泚、剑南西川兵马使张朏等的叛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便求助于刚刚和好的吐蕃的帮助。
事实上，在藩镇之间以及藩镇叛变唐朝廷的武装斗争中利用吐蕃军队，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而唐朝廷利用吐蕃军队来平息叛乱，尽管一直采取谨慎态度，但是也时常被作为一种手段。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陇右营田判官韦皋就曾经遣使求助于吐蕃以对付朱泚属将牛云光等部兵。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吐蕃尚结赞请出兵帮助唐朝收复被叛将占领的京城，唐朝即予接受，并派秘书监崔汉衡使吐蕃，催促吐蕃发兵。吐蕃方面对发兵提出一些要求，按照尚结赞的说法是：“蕃法发兵，以主兵大臣为信；今制书无（李）怀光署名，故不敢进。”其实就是希望唐朝能够答应出兵的条件。而唐朝内部对借助吐蕃兵平定叛乱也有不同意见。掌兵大臣李怀光就持反对意见，他提出了三点理由：其一，如果攻克京城，吐蕃军队必然大肆劫掠，没人能够阻止。其二，此前德宗皇帝已经发布诏书悬赏，如果谁能攻克京城即赏赐百缗，吐蕃发兵5万，假使攻克的话，要求按照敕书求赏，500万缗从哪里出？其三，吐蕃军队虽然可以前来援助，但是必然不会担当前锋，而是勒兵自固，观察形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诡计多端，不可信任。于是，李怀光不肯签署敕书，而尚结赞自然也不肯出兵。[28]
但是，吐蕃军队还是参与了平定叛乱的战斗。这一年四月，浑瑊诸军出斜谷（今陕西眉县南），崔汉衡劝吐蕃出兵助之，尚结赞担心邠州的军队没有出发，会袭击自己的后军。为了解除吐蕃的担心，崔汉衡命其将曹子达将兵3000前往与浑瑊军会合。吐蕃于是派遣论莽罗依将兵2万紧随其后。朱泚遣其将韩旻进攻武功，浑瑊军失利，收兵于武功西边的西原。在那里遇到了曹子达和吐蕃兵，他们联合起来在武亭川打败了韩旻所部，斩首万级。接着，浑瑊带兵屯扎奉天（陕西乾县），与李晟东西相应，对长安形成威逼之势。[29]
吐蕃参与唐朝平乱出于利益而非大义的真相很快就被验证。五月，吐蕃在打败韩旻后，就大肆掠夺而去。当败亡之际的朱泚派遣属部田希鉴带着大批黄金丝绸来贿赂时，吐蕃也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这让朝廷方面十分担忧，尚结赞此前还多次派遣使者和浑瑊相约共同攻克长安的日期，在收受了贿赂后，便以吐蕃军中出现疫情为理由，引兵而去。德宗担心李晟、浑瑊的兵太少，正寄希望于吐蕃的援助来收复京师，却听到吐蕃兵马撤离的消息，极为忧虑。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七月，当朱泚之乱被平息后，吐蕃来要求唐朝履行承诺，唐朝内部对此又出现分歧。原来，德宗发吐蕃兵讨伐朱泚时，曾经许诺成功后以伊西、北庭之地割让给吐蕃。德宗准备召回两镇节度使郭昕、李元忠，按照原来答应的条件满足吐蕃的要求。李泌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之人，势孤地远，尽忠竭力，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诚可哀怜。一旦弃之以与戎氐，彼其心必深怨中国，它日从吐蕃入寇，如报私仇矣。况日者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受赂而去，何功之有！”群臣都赞同这个意见，德宗于是决定不割让土地给吐蕃。[30]此后，吐蕃则以此为借口多次进入唐朝辖区，大肆进行劫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