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笔考与桐城义法

清嘉道年间，文人学士挖掘远在魏晋的文笔旧说，借此厘正“文”义，奠立骈文正统，随即引发驳论，争议绵延，影响直至今日，遂成晚近“文学史”上一大因缘要事。其事之“始作俑者”，即是以封疆大吏意图领袖学界的阮元。^[4]

晚近学人对阮元“文笔”说频加考辨，概而言之，可分两类。一类多着力于判定阮元所正“文”义是否合于古义（“文”之古义、魏晋时人“文笔”旧义），进而以此定其说的高下，正反皆有立论，纷争依旧。此类以清季民初为多。应该注意的是，这类学人在考辨之中，其实多借以阐释各自意见，借古讽今，与当时学界各派的纷争相纠缠，舞剑之意多在别处。集合诸家所论，重在文笔本义，故不论此层是否真正解决，尚缺少阮元发表文笔说之运思、用意这一层，不能彻底解释阮元之举，此案遂不足以定谳。一类重在探究阮元发表文笔说的动机、本意，各家虽论述重心有所不同，却因阮元此说鞭锋涉及桐城派古文，阮元又多被视为汉学专门名家，故一致得出此事因缘于清中期之后日益激烈的汉宋之争的解释。^[5]问题在于，即使承认清代学界存在截然的汉宋分争，是否学人文士为文的骈散趋向就与其治学的汉宋倾向一一契合呢？其说素不能令人信服，亦与事实不符。

故此事需撇开各种成见，跳出后来的学科框架，追循阮元自身的逻辑而渐次梳理。陈寅恪先生曾言：“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6]理清阮元文笔说的发轫及发展，可知此事决非单纯的文体之争，也非汉宋之争的文学反应。更为重要的是，阮元承袭惠戴以来学术，吸纳众多学人，沟通浙粤学术，深入解析其用意，可资理解之后学术与世局之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