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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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海堂与江浙学术入粤

阮元“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1]且执牧多地,吸纳各系人物,沟通各地学术,影响之后的学术递嬗与世局变动,为晚近历史上极为关键之要人。因此,阮元研究一直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由于阮元一身兼具事功学问,宦事各大省,治学兼通博采,[2]论者往往就其事、学一端立论,或进而再细分门类,如此虽可收集中功力之效,得具体问题的进展,但往往不见其整体运思,反而影响认识局部。对于学海堂在阮元整体抱负与运思中的位置,即是显例有一。

嘉道年间,阮元先后在杭州、广州创设诂经精舍、学海堂,规定专课经解辞赋不试四书文,改变了清代书院应课与科举考试一一对应的常规,论者据此多以为阮元意在避开科考,提倡纯学术,与其本意距离颇远。[3]作为历掌各地文衡又以地方大员领袖学界的阮元,深通科考与学风相生相应的密切关系,其宏大又兼缜密的运思都与此密不可分。他通过援引古老的文笔之辨,参与乾嘉诸儒文论之辨析,且注入新意,从孔子文言的角度分辨骈文、散文学统正邪,论定桐城散文为“笔”,而非继承孔子正统之“文”,鞭锋指向方苞奉钦命确定的以古文义法所定四书文程式之正统性,主要目标即是削弱四书文在科考中的绝对地位与至高无上的影响力。

阮氏更通过科考阅卷的实际运作,违例先阅第二、三场的经义策问,削弱头场四书文的作用,抬升第二、三场经解策论的地位,以此引人入学。在诂经、学海两书院内专课经解辞赋,不课时文,与科考三场间的偏重正是一一对应,为同一运思下的不同步骤。与此配合,在此前后阮元尚组织士子据其意思与做法,编撰《经籍籑诂》、《经郛》、《皇清经解》等经解书籍。若严格按照阮元本意进行,这些经解书籍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要将经典中的重要概念,按照时间的先后,掘其本源与变迁,以见经典本意与后来附会的不同,有消解宋儒解经正统之意,以此构筑阮氏经解之学。而科考与书院的提倡,确立了类似的治经办法与规矩,一度传衍扩大。

考究此事,可知阮元节节配合的运思,可深入理解阮元的抱负与趣向。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极大影响后世学术的整体走向与变动,为晚近学术递嬗的一大关键,由此入手,颇可资考究浙粤学术递嬗乃至清代以来学术的渊源流变与士风消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