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考与学风
晚清名儒黄以周在《南菁讲舍文集序》一文中论及学校教士的变迁，谓：
古者王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国中俊秀之士，无不受养于学。学校一正，士习自端，而风会藉以主持。自唐代崇尚诗赋，学校失教，华士日兴，朴学日替。南宋诸大儒，思矫其弊，于是创精庐以讲学，聚徒传授，著籍多至千百人，而书院遂盛。有明以来，专尚制艺，主讲师长，复以四书文、八韵诗为圭臬，并宋人建书院意而失之。近时贤大夫之崇古学者，又思矫其失，而习非成是，积重难返，不得已别筑讲舍，选高才生充其中，专肄经史辞赋，一洗旧习。若吾浙江之诂经精舍，广东之学海堂，其较著者也……昔宋儒创书院以挽学校之衰，暨今钜公又建讲舍以补书院之阙，其所以扶朴学而抑华士者，意深且厚。[86]
此说屡为近人引用，佐证阮元建诂经精舍、学海堂不课时文，乃旨在设立远离科考的纯学术书院。细味黄以周语，旨在揭出国家教士养士一贯扶朴学斥浮华的精神。论及诂经精舍、学海堂矫正书院专尚时文之弊，正是强调国家设学教士与规整学风相一贯的关系，与科考引人入学之意反而较为接近。
黄以周此说，应与当时学问与科考隔阂的现状关系密切。俞樾答人问八股文字，道：“凡人欲立言传后，不必作八股文字，凡作八股文字，不过乡会两试借作敲门砖耳。”[87]明言八股与传世学问不同。费念慈致信缪荃孙谈自己入试与治学两方面的打算，也表示类似意思，说：“开春便一切屏弃，专心为世俗之学。至乡试后，便并力治小戴矣。”[88]陈衍也说：“科举之学，不知销却多少人才精力……老辈须中进士，方能专力经史学问，即令早达，亦已掷十数年光阴于无用。”[89]科举与经史截然殊途。晚清士人对于科考与学问的看法也适用于阮元所处的嘉道时期。
阮元早年即科考得意，后历任山东、浙江诸大省学政，熟谙科举取士的运作，也深知科考风气与士习学术的联动关系。嘉庆二年（1797），阮元督学浙江，典试优行生员，谓：
以四书义取士，垂数百年，明初剿袭成书，为《五经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经术教士，当若何提倡以矫空疏杂滥之弊欤？[90]
在考验士子之时提出一个有关考试本身的问题，且核心便是科考与学问之间的相生关系，颇可反观阮元的态度。
清朝的科举制度大体承自明制，八股文在科考中占最高的地位。虽在康熙二年（1663）曾一度“停止八股文体”，旋于康熙七年恢复旧制以八股取士。[91]此后，偶有停废八股的议论。乾隆三年（1738），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欲奏改八股，被大学士鄂尔泰力驳，不行。嗣后，杨嗣曾也曾上废制义以救时弊的疏章，也被驳回。[92]
清廷驳回废改八股上疏的同时，还屡次明令巩固八股的地位。乾隆九年（1744）上谕：“从来科场取士，首重头场四书文三篇，士子之通与不通，总不出四书文之外。”[93]乾隆十年又上谕：“国家设制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文。”[94]其间，雍正十一年（1733）与乾隆九年，清帝虽谕令士子应试与主考官阅卷时，应该三场并重，实际旨在矫正不看二三场的弊端，四书文的首重地位并未改变。[95]乾隆四十八年（1783）上谕：“各房官于头场阅荐既毕，即将二三场通行细阅，如实有出色佳卷，仍准补荐头场，听主考酌量取中。若头场制艺疵颣过甚，即二三场间有可采，亦不准取中。”[96]可见虽需三场兼阅，总是以第一场为主。
清廷政策体现执政者的通盘考虑，而不时强调四书文应高于二三场经解策问的地位，也透露了具体过程中或不免有逸出制度之外的信息。
阮元对于这些例外的事情似乎极为关注。他为谢墉作墓志铭，颇称其“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试者再，督学者再，论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经义策问，尤急甄拔”。[97]又记刘端临试礼部时，“大兴朱文正公时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经义用古注，识为积学之士，亟呈荐，已中式矣”。[98]为孙渊如作传又称：“乾隆丙午科，大兴朱文正公典试江南，文正在都与彭文勤公约曰：‘吾此行必得汪中、孙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经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实未就试。”[99]上述所言诸事有一显著的特点，即掌文衡者以学问甄拔人才为良举，而被考官从经义策问中识拔者也颇可资自豪。诸如此类，体现阮元对于科考三场偏重的态度。
阮元有此理念，与自身经历密切相关。阮元回忆乾隆五十年（1785）应科试的情形，称谢墉“拔元为解经第一人，复以诗文冠一邑。少宰曰：‘余前任督学得汪中，此任得阮元，皆学人也。’少宰之取士也，其学识高深，足以涵盖诸生，故诸生之所长，少宰皆能知之，知即拔之，无少遗。如兴化顾文子、仪征江秋史、高邮李成裕、山阳汪瑟庵、嘉定钱溉亭诸子，皆学深而不易测者，少宰悉识之，好学爱才，至今通人名士有余慕焉”。[100]第二年，阮元参加丙午科的江南乡试，主考官礼部侍郎朱珪“合经策以精博求士，于是平湖以第四人中式，元以第八人中式”。[101]可见朱珪等识拔阮元诸人，主要即据经策体现出来的学问高下。后人也因此赞叹朱珪重学能得通人，说：“朱石君先生每握文衡，必合观经策，以精博求士。乾隆丙午典试江南，一榜多名士宿学。”[102]中式者如“阳湖孙渊如、山阳汪瑟庵、嘉定李许斋、金匮徐阆斋、武进张皋文、歙鲍觉生、全椒吴山尊、桐城马鲁陈”，[103]多“通人俊士，海内以江南丙午科为名榜”。[104]
阮元深受影响，课士也颇重经解辞赋。“尝谓为才人易，为学人难。浙之学人，国初以来，如胡胐明、毛西河、朱竹垞、万充宗、全谢山、杭堇浦诸先生皆穷究经术，卓然成家。今诸生万余，岂无材力如诸公者，患不勤学耳。朱石君师谓元曰：‘经解、诗赋最易得人。’故元之以经覆试也极勤，录其有补经义者曰《浙士解经录》，惟愿学人辈出，以仰副国家表章经学之至意。”[105]
嘉庆四年（1799）会试是清朝科举史上有数的盛事，得人之众且优类似博学鸿词科。而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即是阮元。是科，朱珪为正考官，阮元等为副。胡国珍称：“珪文章奥博，取士重经策，尤锐意求才。”其“掌己未、乙丑二春闱，一时名流搜拔殆尽，所取如张惠言、鲍桂星、陈超曾、汤金钊、孙原湘、孙尔准、谢崧等，皆知名士。尝于闱中得吴山尊卷，再三咏读，大呼曰：‘山尊在此矣。’”[106]“是科二三场文策”，朱珪嘱咐阮元“一人披阅，乃选出长策一千三百余卷，穷三日夜之力，再选出二百卷，分为三等，以观头场，名士经生多从此出。论者谓得士如鸿博科，洵空前绝后也”。[107]可见真正阅卷者为阮元。
阮元坚持以学为本，使得本次会试鲜有遗珠。陈寿祺在此次会试中，“卷为人所遏”，阮元“言于朱文正公曰，师欲得如博学鸿词科之名士乎？闽某卷经策是也。遏者犹摘其《四书》文中语。元曰，此语出《白虎通》，于是朱文正由后场力拔出之”。[108]
此次会试得人多，主要缘于阮元从经解史策中求才，二三场显重于头场，故违例明显。会试结束后，阮元作有《嘉庆四年己未科会试录后序》一文，似向皇帝解释，称：
唐裴行俭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之远大不易见，观其文略可见之。文之浅薄庸俗不能发圣贤之意旨者，其学行未必能自立。若夫深于学行者，萃其精而遗其粗，举其全而弃其偏，简牍之间，或多流露矣。”故臣愚以为得文者未必皆得士，而求士者惟在乎求有学之文。[109]
其意思，则在强调通过科考引人入于经史之学。
嘉庆十年（1805），给事中汪镛上奏称：“乡会试阅卷，必先阅头场文艺，再阅二三场经文五策，俱各匀称，方可取录。”并称他在嘉庆四年充同考官时，“阅三场策卷后面先有墨笔记注圆尖圈点，实属违例。兹当会试之期，恐袭前辙，主试先阅三场试卷，既胸有成见，同考官或藉以迎合，致开倖进。请旨饬令总裁官遵照成例，先阅头场荐卷，再阅后场，以定去取，不得将三场试策豫为记注，以防流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其中所指人物，各人心照不宣而已。由此也可进一步确证阮元对于科考与学问的态度。皇帝据此发谕：“所奏甚是。乡会试三场，并设经文策对，原与制艺并重。然必须先阅头场文艺，择其清真雅正合格者，再合校二三场。”[110]
虽然中间小有风波，此次会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阮元爱重有学之人、阅卷喜阅经策的名声也随之远播。道光十三年（1833）三月，上谕以曹振镛为会试正考官，阮元等为副。[111]张穆记载俞理初会试情形，便说：“仪征太傅主会试命下，诸钜公辄相与贺曰，理初入彀矣。”可见阮元主考重学问的声誉已经影响士子的判断。虽然，“榜发，竟报罢”。究其原因，是由于“其卷在通州王菽原礼部房，礼部固力荐之，而新安相国深嫉迂诞之学，捆束置高阁。仪征初竟未之见也”。张穆在此次会试中“效写官之役”，故能得观俞理初试卷，称其“经义策问，皆折衷群言，如读唐人《正义》、马氏《通考》，而汰其繁缛也”。[112]明显以二三场的眼光看会试卷，并据此评判优劣。姚永朴《旧闻随笔》也记道：“俞理初先生正燮应礼部试……文达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第三场五策详赡者，以为必理初也。及榜发，不见名，遍搜落卷，亦不得，甚讶之。文正徐取一卷出，曰：‘此殆君所云佳士乎？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已摈之矣。’验之果然。”[113]
此次会试多从八股中取士，一般以为结果不佳，阮元颇失望。阮元致书王引之道：“今年会榜殊不慊意，策题索性不□，不过一空而已。”[114]曹振镛因此也为学人所诟病。光绪十九年（1893）沈曾植考御史因“文义奥博，多不经见之字”而不取，李慈铭就称考官张之洞“专守道光间歙县衣钵，力斥博辩宏伟之文，视学如仇”。[115]缪荃孙也称：“道光登极，新安当国，以为虚诞，尽选一无所知之人任事，而士风一变。驯至《三传》不知，《公羊》可以割裂，召陵为鲁，啖助可以灾。”[116]其中歙县、新安都指曹振镛。当时以为，经解策问需从经史学问中出，八股则不同，难易有别，关系学风陵替。李文田便谓：“阅卷仅凭首场，不足得佳士。”[117]
阮元重经解策问，主要也是欲引士子入“经解之学”。[118]嘉庆四年（1799）会试，第三场经史策问便由阮元拟题，其题都是阮氏眼中经解史论中的关键问题。如经部：
问孔子假年学《易》，雅言《诗》《书》，执《礼》，《易》有三而《周易》独传，汉、晋、唐、宋说能择其精而析其弊欤？乾坤象龙马，用九六，然则象数可偏废欤？《诗》言志，声依永，律和声，有《诗》而后有韵律欤？或《诗》韵必取同部，间有分合然欤？同部假借转注能言其例欤？……《仪礼》宫室制度若误，则仪节皆舛，试举正之。郑《注》后孰精其业，试指数之……郑《注》读为、读若之例与许慎同否？
如史部：
问正史二十有四，应补撰注释、音义者何？书表志与纪传并重，孰详孰阙欤？儒林、文苑、道学应分应合欤？……夫经述修治之原，史载治乱之迹，疏于史鉴，虽经学文章，何以致用耶？[119]
这些问题，在其集中有所反映，也是道咸时期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主掌文衡的学政主考，正是通过类似行为实现引导学风的目的。戊戌维新时期，陈宝箴与张之洞商量变更科举，便说：“若主试者仍有意偏重，则首、二两场皆为剩义。”[120]则三场的权重取舍，主考确掌关键作用。由此释放出的信息可影响一时学风。名儒朱一新便说：“考试之法，无论如何皆有流弊，其转移风气，挽颓流而使之正者，权则在乎试官。学政所以培养士子，主考所以示士子之趋向。”[121]并称“二三场亦须留意，我兄弟乡试即得力于此，此非仓卒可办，在乎平日读书”。[122]科考三场偏重与学风士习的更替相呼应。文廷式对此深有体会，说：“嘉庆十年，给事中汪镛奏请毋专重三场；咸丰元年，给事中王茂荫奏请毋专重头场。世风学术之变，于此可见。”[123]
阮元主掌一时文衡，通过提倡二三场经解史策，来约束时文之弊，引人入学。在此前提下，科考与学问不仅不隔阂，且互相影响，同向发展，这也应是历代学校教士、科考取才的用意所在。阮元开诂经精舍与学海堂课，专试经史辞赋，不讲八股文，与此关系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