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文与时文
阮元千方百计撰文为《文选》立正统，为骈文正名，排斥唐宋古文出“文”外，极尽辩驳之能事。然而，其得心应手的文章体式却仍复是散文，甚至考辨“文”义的文章也多不出唐宋古文的范围。阮元也不讳言，谓：“或问曰：子之所言，偏执己见，谬托古籍，此篇书后自居何等？曰：言之无文，子派杂家而已。”[50]颇有自贬其文以攻对方之意。阮氏集中十之七八皆为散文，可见此君对于文章的体式未必如其宣称的那样看重，哪怕这些文章辨析的内容本身便与文体密切相关。令人怀疑其除了维护《文选》的正统地位外别有隐情，欲借论述《文选》学来掩饰，其真实用意要更深刻得多。
早在嘉庆十二年，阮元便已确立排除唐宋古文于“文”外的基调。然而，之后的两次结集，内容皆以说经之文为主，却都以“文集”命名，与其宣言相悖。是疏忽？也可见其未必对古文真的那么排斥。
嘉庆十二年，也就是阮元最初排除唐宋古文于文外的那一年，阮元刊刻初集十八卷，虽自称：“元不能学为古文，但能效唐人经疏，分析事物，期明其意而已。”还是将其命名为《揅经室文初集》，其中多为说经、史之文。[51]
嘉庆十八年，阮元《揅经室文集》刊刻初成，门下弟子张鉴受命记述此事以为序。张鉴谓：“师综核九流，神识超迈，溯文字之原，探名物之始，以希达于道德成一家之说，故其要言精义，疏通经证，则有若贾公彦、孔颖达，遣词纪事必资后人考证者，始著于篇雅，不欲以空疏无据者貌拟古人，是以集中说经之文为多，说经之道以平实求其是。”[52]文集中还是以唐宋古文所主的说经之文为主。
直到道光三年（1823），阮元再次结集，始去掉“文”字，直名为《揅经室集》。阮元解释为：
余三十余年以来，说经记事，不能不笔之于书。然求其如《文选序》所谓“事出沉思，义归翰藻”者甚鲜，是不得称之为文也。[53]
如此方才符合其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宣称的“文”论。即便如此，集子还是将“不能不笔之于书”的说经之文列于集首。虽然其势不能不排除唐宋古文于文统之外，阮元的文论还是与其实际操作矛盾重重。
其中应该别有隐情。阮元为争《文选》正统而作的《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露出些许端倪。
纵观阮元一生，不管是以官员的身份公开发表言论，还是友朋间私下商量议论，多对八股文取士有所保留，乃至直接批评。嘉庆二年（1797），阮元提督浙江学政时典试优行生员，策问道：“以四书义取士，垂数百年，明初剿袭成书，为《五经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经术教士，当若何提倡以矫空疏杂滥之弊欤？”[54]虽然以前朝之事作为引子，避开政治利害，重心显然还是针对当下，因为清朝科举取士主要还是承袭明制，仍以四书文为主。[55]晚年与梁章矩通信更是直言道：“弟生平最怕八股，闻人苦读声谓之唱文，心甚薄之。故不能以此教子弟，子弟竟以不能攻此，未有科名。”[56]
奇怪的是，阮元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极力揄扬其曾颇表贬论的明代八股文，谓：
明人号唐、宋八家为古文者，为其别于四书文也，为其别于骈偶文也。然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选举志》曰：四子书命题，代古人语气体，用排偶，谓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且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后而昧于前也。是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派，为文之正统也。[57]
必须指出的是，阮元此处揄扬的八股文体乃是骈偶四六文，与散行相对，符合阮氏当时整体叙述中抑散扬骈的论调，似乎同样在排斥散行的唐宋古文以提倡骈偶文体。不过，若仔细梳理清代四书文体的变迁、“古文”与时文相互影响的关系，阮元隐含批评当时“以古文为时文”的四书文之意便会渐次显现。
清代文人学士提出“古文”这一说法，乃承袭自明人，以与当时应试的时文相区别。程廷祚《与家鱼门论古文书》称：“夫三代以来，圣贤经传皆文也。其别称古文，自近日始。一则对科场应试之文而言，一则由唐、宋诸子自谓能复秦、汉以前之文而言。”[58]李塨《阎户部诗集序》也称：“自唐以排俪为时文，明以帖括偶比为时文，而指仿经、史散行者为古文，而诗与古文，遂为才子文人所竞上。”[59]
时文、古文之区分，多少由于清代之前科举多以骈偶的经义文为主，故以散行的拟仿经、史者为“古文”。因为自明以来，“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之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虽然“嘉靖以后，文体日变”，[60]总以骈偶为主。而顺治六年（1649）殿试，明令取消明末以来对策使用四六骈体的形式，[61]顺治十六年又谕：“场中作判，务宜随题剖断，引例明确，不专以骈俪为工。”[62]透露出科举应试文体发生重大变化的消息，随之影响文体做出相应的调整。
田雯在《作古文》中叹息：“今之作古文者，率学唐、宋八家，然于八家中断不学柳，直学欧、曾，以其与时文相近也，以前后照映为篇法，以简少妥贴为尽美尽善。呜呼！文章丧矣，今日遭此一辈蒙面人！”[63]程廷祚也指出：“后代言文者，率以唐、宋为依归，而日趋于时。以日趋于时之文而自命为古文，明者之所哂也。”[64]以致不少文人学士所作“古文”也颇带有一些时文气，引来廖燕做出分别，称：“古文与时文则有异……世亦有以时文而为古文者，然只可谓时文中古文，而不可谓古文中之古文也。”[65]当时也有特立独行者为时文鸣不平，起而矫之，郑燮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其称：“无论时文、古文、诗歌、词赋，皆谓之文章。今人鄙薄时文，几欲摒诸笔墨之外，何太甚也？”[66]由此可知，当时学人文士大概多以“古文”与应试时文相对，虽然时文被看作应试小技，纯属形下之器无关道义，但因朝廷功令趋向，普遍影响了追逐功名的文人学士对于“古文”的做法与宗向的变化。
总体而言，顺、康、雍年间的时文，虽与明代八股文在文体上有了较大改变，渐渐趋向散行，但是实际上尚无明确定式。到了乾隆元年（1736），皇帝鉴于时文风尚的多变，钦命方苞编选四书文作为程式，才有了一定的式样。
上谕称：“顾时文之风尚，屡变不一，苟非明示以准的，使海内学者于从违去取之介，晓然知所别择，而不惑于歧趋，则大比之期，主司何所操以为绳尺，士子何所守以为矩矱。”[67]朝廷目的在于“明示以准的”，使时文体式趋于统一以便操作，至于如何选取，以何为标准，乃至选出程文后紧要处如何解说，方苞都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上谕称：“方苞于四书文义法，夙尝究心，著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68]
方苞定有选文《凡例》，显示其选择时文范本虽兼采，实有宗尚。《凡例》称：“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踰。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意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苶然矣。至启祯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題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冺。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虽说其中各有所长，亦各有所蔽，实际在方氏眼中高下分明，其后方苞有分别，称“有明正嘉以前先辈之文，有极平淡简朴而清古可味者，惟间存一二，盖必天资最髙，变化于古文久，乃得之，非中材所能仿效也。启祯杂家余习，至于国初犹未能尽涤，一时名稿中颇有脍炙人口，而按以文律求以题义，则未能吻合，不可以为法程者。”明显认为正嘉时期“以古文为时文”的做法为上乘。
方苞解释时文上品乃要“发明义理，清真古雅、言必有物”，也可体现这种趋向。方称：
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创意也。文之古雅者，惟其辞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而依于理以达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69]
其实就是融贯散行的“古文”于时文之中。由此八股文定下固定的范本，之前偏向骈偶体也明确改为以散行为主。自此熔铸方苞不少心思的《钦定四书文》，成为乡会试考官们批改时文的依据，也成为士子们普遍学习、诵读的样板。之后，清廷再也没有选编新的钦定四书文程式。[70]
方苞受钦命选定四书文程式，经朝廷颁行天下，又有皇帝明谕主考官衡文应以此为准，[71]“以古文为时文”遂成为士子作文之圭臬，王昶称当时之“时文，皆粹然圣贤之理，体制格调，多与古文合；且非夙习于古文，时文亦不能以工”。[72]方氏之文章与义法于是大受士子欢迎，“古文名家以桐城方氏为最”的论调也越发普遍。
与此同时，毁亦随之，方苞文章也成为一些名家批评的靶子。不过时文毕竟是朝廷功令所在，批评往往多落实于方苞之古文。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钱大昕引用王若霖之言，称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细细回味此言，其实意味深长。以当时文人学士对于古文的推崇，能以古文之体、法、意写作时文，当然既密切符合朝廷功令，又与纯从熟烂时文选本中绕出来的八股文有如天壤之别，但若此人所为“古文”只是“以时文为古文”的“古文”，那么其“以时文为古文”本不高明，再加之于时文之上，其等级也自然不能如自诩的那么高，则此语极有可能批评的不仅是“古文”，也及“时文”。当然，方苞作为浸润古文多年的名家，自有其独出特立之处，未必如批评者指摘的那样逊色。[73]然而不少后进学人，昧于功利，缺乏锤炼，浸润“以古文为时文”久之，“遽欲以此为古文，则毫厘疑似之间愈近，而实愈相远”。[74]
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以朝廷法令的形式奠立了四书文“以古文为时文”的做法，确实引起文人学士所尚文体的改变，万斯同所言：“今天下文人，溺于陋习，藐韩、柳而陋欧、曾者犹比比也”[75]的局面为之一改，桐城派文章随即拥有全国范围的影响。因而各家批评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的做法，动摇桐城文章的地位，引起自叙桐城文章脉络的姚鼐之激烈反驳。
姚鼐反驳道：
士不知经义之体之可贵，弃而不欲为者多矣。美才藻者，求工于词章声病之学；强闻识者，博稽于名物制度之事，厌义理之庸言，以宋贤为疏阔，鄙经义为俗体。若是者，大抵世聪明才杰之士也。国家以经义率天下士，固将率其聪明才杰者为之，而乃遭其厌弃，惟庸钝寡闻不足与学古者，乃促促志于科举，取近人所以得举者，而相效为之。夫如是，则经义安得而不日陋？[76]
其立论主要着眼于古文与时文并无截然区别，分别只在由何人所为，以人见高下：
论文之高卑以才也，而不以其体……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足以必传于后世也，而何卑之有。故余生平不敢轻视经义之文，尝欲率天下为之。夫为之者多，而后真能以经义为古文之才，出其间而名后世。使人率视为科举体，而无复为古文之志，则虽有其才而不能自振也。[77]
颇针对“以时文为古文”的批评语。甚至上纲上线，称时文“又承国家法令之所重，而士乃反视之甚卑，可叹也！”[78]意在力挽狂澜，维护经义体的尊严，更在维护桐城文章之所以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前提。
桐城派“古文”与“时文”息息相关，牵此则动彼，形成联动的紧密关系。阮元洞见桐城“古文”与“时文”的症结，其批评便落实于此。故其批评颇具技巧，表面上似承袭于向所私淑的钱大昕，与人书称：“近代古文名家，徒为科名时艺之累，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竞趋之。”[79]实阮元的批评更偏重于“时文”。前引阮元语，极力揄扬明代四书文，称其“四书排偶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派，为文之正统也”，看似力图树立骈偶八股文承接“文统”，其实也是说方苞、姚鼐所坚持的“以古文为时文”的散行四书文非文之正统，其意乃在批驳朝廷功令的四书文范本，故需慎而言之。
之后，阮元在广州开学海堂课，其中几次策问，便有意与先前文论呼应相援，更可见阮元用意。阮元在策问学海堂诸生“文笔考”，问：“六朝至唐皆有长于文、长于笔之称，如颜延之云‘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是也。何者为文？何者为笔？何以宋以后不复分别此体？”颇有意思的是，在诸生尚未应答之前，阮元便已先命其子阮福拟对，作为示范，明显导人趋向。
阮福拟对之文颇符阮元意，或其拟对之文意即授自阮元。阮福称：“自明人以唐、宋八家为古文，于是世之人惟知有唐、宋古文之称，窃考之唐以前所称似不如此也。”广泛援引古籍，转展证明唐宋古文乃六朝时所谓“笔”，不是“文”。阮福又称其上呈的六朝文人分辨“文笔”的资料，其父见而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笔之分，足以证《昭明序》经史子与文之分”，以为阮福此文“可与《书文选序后》相发明也”。[80]其旨在弥补《书文选序后》只是一味排斥唐宋古文非“文”，而不能具体指出当时流行称谓的疏漏。然而，诸如陈澧所揭出的正史中有关文笔内容于阮意不同者，本习焉常见，反忽视不见。[81]这或可说明阮元早有定见，只在搜文以证明之。
与文笔策问配合呼应的是，阮元还在策问学海堂诸生四书文的渊源流变，动员学海堂诸生编辑《四书文话》，考辨四书文的历史传承与流变。阮元《四书文话序》虽明说：“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明以四书文取士，何尝无邪党？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82]言下似在为其素来厌恶的四书文正名，实际只是宣言而已。事实是，阮元鼓励学海堂诸生作四书文源流考辨的结果，最终都指向四书文以四六骈偶体之文为源头为正宗。[83]而且，以阮福拟文为例，诸生所作《文笔考》，已先期证明骈偶体为文之正统，唐宋散行之文只可称为与文相对之“笔”。以此为据，现行“以古文为时文”的八股文程式不可称“文”，更不是文之正统，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这与阮元先前证明唐宋古文非文之正统的办法同出一辙。阮元之意也一以贯之。
阮元考辨文笔之事，在所谓文体问题上，确实引起了后世学人的诸多争论。尤其到了民国时期，因为北京学界桐城派与江浙派的纷争，一度又成为热点，成为相互攻击立论的思想资源。可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进行，白话文逐渐成为文章体式的主流，桐城古文与骈体文相继退居主流之外，争论也就失去意义，一切都归入历史的故纸堆。
然而，阮元文笔说的意义远非文体问题可以涵盖，其影响也比单纯文体的变化发展深远得多。阮元借魏晋时期的文笔旧说，旨在厘正“文”义，树立《文选》所定文章的正宗，鞭锋直指以桐城古文义法为圭臬的四书文程式，隐喻破除四书文正统与科举三场中首重地位之意。这与阮元在科考中首重第二、三场经解史策，贬低头场四书文，为同一运思，两者不可分割。可见阮元的抱负远在近人所谓的文体问题之上。在这一运思的发展中，阮元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两书院，专课经解辞赋，不课时文，便是顺理成章之事。[84]而诸如《经籍籑诂》、《皇清经解》等经解书籍的编撰，提示了寻根溯源的治经法则，不仅规正诂经精舍、学海堂诸生的经解之学，成为之后浙粤学术的正宗，更通过科考与书院的示范与影响，成为之后清人治学的重要根据之一，影响直至晚近。
晚清民国学界高贤，面对西学东渐大势，国人渐失旧步而实不知新的情形，提出“科学宜用西国相沿教法，古学宜用我国相沿教法”。[85]便因若要会通中西，首先便要识得中西学的不同脉络，深入其中，以见大端，而非皮相附会。若以外来系统解释固有学问，往往南辕北辙。邯郸学步，不仅不识新，更失旧有。至于如何识得古学脉络，前贤多提醒从清学入手。阮元本身承袭惠戴以来学术，沟通浙粤学术，实是清学发展变化的大关键之一，甚至与当前学问发展也有潜在联系。若简单地以后来分科观念割分阮元，不仅不能知古，也不能知今，更不能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