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选》正统
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撰《扬州隋文选楼记》一文，谓：
唐人属文尚精《选》学，五代后乃废弃之。昭明《选》例以沉思翰藻为主，经、史、子三者皆所不选。唐、宋古文以经、史、子三者为本，然则韩昌黎诸人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选，其例已明著于《文选序》者也。[26]
这是阮元第一次明确区分“文”与“经、史、子”的不同，将韩愈诸人所取为文者排除出“文”的范畴之外。阮元文论观念遂发生重大变化。是什么缘故导致阮元作此截然不同于先前言行的论说呢？
阮元撰写《扬州隋文选楼记》一文，与其家族关系密切。
嘉庆九年（1804），阮元遵照父亲之命，按古礼与时制立阮氏家庙，祀奉祖宗。这与礼教及家族荣誉关系密切，是阮氏家族当时最为重大的盛典。阮元辗转多日，“卜地于扬州府旧城文选楼北兴仁街，鸠工庀材，越九月，庙成”。并根据古礼与清代时制，“奉高、曾、祖、祢四室木主及祔位主入庙，祭田、祭器、祭服咸备，以成礼制，以致孝敬”，郑重异常。[27]
当年，阮元的父亲便与世长辞。第二年冬天，阮元又遵其父之遗意，“于家庙西建隋文选楼。楼下为庙之西塾，楼上祀隋秘书监曹宪”。[28]
嘉庆十二年（1807），服阙之后，阮元撰文专门记述该事，并异常热心考证与文选楼、文选巷诸多相关之事，上所述《扬州隋文选楼记》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立家庙及按父亲遗命建文选楼，阮元似乎与《文选》结成了某种奇特的联系，对于《文选》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趣。在此之后，阮元除了广泛收集各种《文选》注及《文选》善本外，[29]还隐然以《文选》学的传人自居。其叙列《文选》传衍的历史，铭曰：“萧选曹注，学传扬州。”[30]“曹氏创隋，李氏居唐。祥符以后，厥有墨庄。阮氏居之，庙祀江乡。建隋选楼，用别于梁。”[31]隐然以自己承续曹宪、李善之后。还称曹宪《桂苑珠丛》“为小学训诂之渊海”，“元幼时即为《文选》学，既而为《经籍籑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把自己先前的行为也与《文选》学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又自称“此元曩日之所考也”。[32]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的阮元却连扬州文选楼为何人之居所也未考明。阮元曾有诗文记述登文选楼之事，谓：
元丁内艰伏处时，知江南名士孙渊如、洪稚存诸君薄游扬州，诗酒之会，多主方氏。扬州人不知名士为何等人，所谈为何如事。诸名士同登梁昭明文选楼，拜昭明太子。[33]
阮元“丁内艰”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此时显然以扬州文选楼为昭明太子的居所。嘉庆二年（1797），凌廷堪致信阮元讨论《扬州画舫录》之事，涉及文选楼，道：“二云先生尝言曹宪、李善皆扬州人，文选楼非曹即李，断非昭明之遗迹，盖昭明未尝渡江居广陵也。此论甚确，宜著之录中。”[34]由于一位非扬州籍学人的提醒，阮元才最终遍考古籍，确知文选楼为曹宪而非昭明太子的居所。洪亮吉《北江诗话》说：“扬州旧城有文选楼，土人相传，以为梁昭明《文选》之处，不知非也。”[35]若阮元真如其所撰文字中对《文选》学由始至终的熟习与热爱，何至出现古今颠倒、张冠李戴的情况，以至类同于口耳相传、不辨所以之土人，遗人以笑柄？
由此大概可知，阮元受父命建立家庙与隋文选楼，两事都与《文选》相关，使得阮元对于本来不甚热衷的《文选》学有了真切的联系，《文选》也变得与其固有学问息息相关，甚至与家族荣誉也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故而维护《文选》学的地位与正统也变得迫切与义不容辞。
当时，唐宋古文虽然流传颇广，各家其实颇有不同，一般未必排斥《文选》，真正与《文选》“为敌”的唯有桐城古文。
“桐城派”为文师法唐宋八大家，其实又有不同。唐宋古文大家虽对《文选》之弊多有纠正，并非一味排斥，其实意在熔铸两者之长。陈寅恪先生曾论及文章，谓：“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陈先生推论其原因，以为“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行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36]湘乡古文大家曾国藩也发现：“韩文志传中，有两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王、韩宏两篇为偶，柳子厚、郑群两篇为偶，张署、张彻两篇为偶，王适、毛颖两篇为偶，樊宗师、孟郊两篇为偶，推此而全集中可以为偶者甚多。”[37]其意亦要兼采散文、骈文之优处。而桐城派为文虽宗尚唐宋古文大家，其中又有取舍，对唐宋大家采骈文长处颇表异议。清季文章名家郑孝胥就曾指出“桐城派极贬子厚”，原因在于“子厚出于孟坚，班多骈，马多散”。[38]
桐城后人公认的桐城派开山祖方苞，作文谈文都宗尚唐宋，吸收前人成说，演化为一套古文“义法”，实际更多是方氏“义法”。这一“义法”于用词遣句方面颇多清规戒律，具有严格的约束，《文选》便在禁言之列。此或与方苞一向敬畏的李绂有关。《穆堂类稿》中专门列有《古文辞禁八条》，分别为古文禁用“儒先语录”、“佛老唾余”、“训诂讲章”、“时文评语”、“四六骈语”、“颂扬套语”、“传奇小说”、“市井鄙言”，当时“世俗谬以古文自负者，多习而不察”。[39]
方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点评沈廷芳所作文之语，直接清晰，最能看出其古文“义法”的戒律。方氏评道：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40]
方氏评语中所称“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显然针对《文选》以汉赋为宗、以俳偶为主。方苞并把古文与诗赋明确区分，以古文为正统，昭明《文选》中占绝大多数的诗赋都只能屈为歪道。其言曰：“盖古文之传，与诗赋异道。魏晋以来，奸佥污邪之人而诗赋为众所称者有矣，以彼瞑瞒于声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状，亦所谓诚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为流俗所不弃。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41]
桐城后起大师姚鼐，虽在文中推崇方苞，实际在文论上多有不同，颇承其伯父姚范之绪论。姚范《援鹑堂笔记》，于方苞治文、为人多有抵牾。[42]但是姚鼐在用语谨严，排斥《文选》与魏晋骈俪文方面，则与方苞一脉相承。最能显现姚鼐文章标准的《古文辞类纂》，其序目中明确排斥《文选》，称“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43]《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中又说：“声病之学，肇于齐、梁，以是相沿，遂成律体。”[44]对于沿袭《文选》而来的诗赋一律抹杀。姚鼐对于《文选》似乎有时也网开一面，以为不乏小用。其门下弟子陈用光曾记乃师论尺牍语，称：“用光尝问其体于惜抱先生，先生曰：‘是虽不足为文，然必取材于《昭明文选》，及东晋人诸帖，则其词雅驯矣。’”[45]不过，姚鼐座下高弟梅曾亮则记其师语道：“先生尝语学者，为文不可有注疏、语录及尺牍气。盖尺牍之体，固有别于文矣。”[46]其实只是说《文选》只可资尺牍之用，然而尺牍却显然排斥在文章之外，只可谓小道，桐城派为文是连尺牍气息也不能沾染，更何况《文选》只可资尺牍之用。
桐城古文虽立“义法”如此谨严，严格排斥《文选》及六朝俳丽语，后进在实际运用中却也多有逸出其外的。袁枚记朱石君讲古文弊端之语，其中之一便是“俳词偶语，学六朝靡曼”。[47]反过来说，从类似批评也可看出桐城始祖、大师倡导“古文”，排斥《文选》于文统之外而定为小道歪术，已经成为当时比较正宗的衡文标准，虽有后进横逸斜出，乃是守法不严，并不影响当时“天下文章出桐城”的大势。
因此，阮元突由骈散兼采的温和态度，一变为激烈地排斥唐宋古文于“文”外，其时又恰于立家庙与建隋文选楼之后，不可谓不巧。且事实上，所谓桐城派古文“义法”贬低《文选》，讥讽“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撼动《文选》地位，排斥《文选》在“文”外，其时早在阮元激烈排斥唐宋古文于“文”外之前。之前对其不表反感，且颇有认同之意，之后却一反前行，当与阮元此时一意接续《文选》之统相关，故起来捍卫《文选》学的地位，证明其正统。
随后，阮元逐渐强化这一论断，使之更为系统、完善。
阮元撰《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附和先前《隋文选楼记》，谓：“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并进而提出：“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为何必如此方可名之为“文”呢？
阮元以“或曰”为名，展开有关孔子《文言》的论述，进而强化其论断符合圣人之意，谓：
事当求其始。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古人言贵有文。孔子《文言》实为万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子也，史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自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得谓之不正。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合于班孟坚《两都赋序》所谓文章者，更鲜矣。[48]
阮元以昭明《文选》接续孔子《文言》，排除桐城古文于文统之外，诘其“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49]与桐城古文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