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从研究内容上看，首先，目前国内有关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的研究侧重于子女个数与性别结构（郭志刚，1996；郭志刚，2002）或者较广义的社会经济地位（张震，2001；王萍、李树茁，2007），尚未有专题研究城镇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口居住模式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发达国家（Costa，1997；Costa，1999；McGarry and Schoeni，2000；Engelhardt et al.，2005）还是发展中国家（Keller，2004；Edmonds et al.，2005），均有文献论证养老保险对于老年人居住模式或者家庭结构的重要作用。应该注意的是，即便是国外此类文献，对于养老保险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研讨也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文献提出了多种假说，比如“讨价还价模型”“利他主义模型”“财富吸引孩子的解释”等（Kotlikoff and Morris，1990；Costa，1997；Meghea，2003），但均未经过数据的验证。因此，值得关注的是，本书首次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了何种机制可以解释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影响。

其次，国内尚未有文献研讨与老年父母合住对成年子女劳动参与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Ettner，1996；Pezzin and Schone，1999；Michaud et al.，2010）与日本（Ogawa and Ermisch，1996；Sasaki，2002；Oishi and Oshio，2006）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曾得出彼此相反的结论：前者认为与老年父母合住加重了子女的照料负担，降低了子女的劳动参与；后者发现父母与子女合住时，会尽力协助子女料理家务，照料孙子女，从而使子女能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精力。中国的情况究竟是更接近于西方模式还是更类似于日本模式？本书首次利用中国的老人与子女配对数据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并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验证了居住模式对成年子女劳动参与的影响渠道。

从研究方法上看，如果试图探讨城镇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影响、居住模式对老年人健康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及居住模式对成年子女劳动参与以及健康评价的影响，那么，在实证分析中都不能回避因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自变量内生性问题。例如，就第一个研究问题而言，在模型中未能控制的老年人以往的工作性质或早期健康状况，既会影响他们能否享受城镇养老保险，也会左右他们当前的居住选择。就第二个研究问题而言，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受到居住模式影响的同时，也反过来成为居住模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第三个研究问题而言，老人与子女合住可能会影响子女的劳动参与；同时，也可能是子女因工作负担较重、健康状况不佳而倾向与父母合住。当自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时，最小二乘法估计只能得到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这时，如何识别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关系则成为实证分析中的一个难题。本书因此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以及固定效应模型尝试克服内生性，以识别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因果影响。

二 现实意义

更为全面地探究扩大城镇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影响 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分为两块：党政机关、事业单位^[11]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始，虽然养老保障体制建设所承担的财政负荷日益增大^[12]，但国家仍然出台多项政策^[13]，不断扩大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力求将城镇私营或外资企业职工、个体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制。本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揭示了城镇养老保险对于未来养老模式走势所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探讨了城镇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扩大究竟是企稳或者促进了老人与子女合居的模式，还是引发了“空巢”热潮。当前一种情况成立时，那么，在未来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之时，传统的家庭养老仍将继续发挥功用，以缓解一段时期的老龄化压力；当后一种情况发生时，那么，政府就需要加快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空巢老人的需求。

更为深刻地推究“老年空巢”现象引发的结果 近年来，空巢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若要将其界定为一个问题或一种危机，则需进行更为理性周到的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空巢现象常被认为是老年人收入水平提高后自主做出的选择（Costa，1997，1999；Engelhardt et al.，2005），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自主权与隐私权。在此情形下，不仅不需谈空巢色变，反而应将其视作老年人福利提升的风向标。但是因为国情的不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价值理念各异，社会化养老程度不一，所以空巢是福是患在中国尚未论定。就当前而言，有两方面的问题还未获得结论：一方面，空巢对老年人的躯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究竟有何影响？空巢是否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另一方面，子女脱离老年父母单独居住，对他们自身的劳动参与以及自评健康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只有当这些问题得到清晰的解答之后，才能对空巢现象的利弊作出客观全面的认识与评判，才能有的放矢地为政策的出台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为应对未来劳动力资源短缺的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中国政府紧紧把握住人口红利的机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不可避免地趋于老化，人口红利终将最后消失。曾毅（2006）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25年以后开始快速萎缩，蔡昉预计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进入零增长^[14]。这些警策性的预言在当前已见端倪：2009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用工短缺现象再次重现^[15]，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可见，保障劳动力供给、改善劳动生产率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而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子女，正值工作的黄金时期：在社会上，他们是劳动力市场的中流砥柱；在家庭中，他们又身处“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层，在抚养子女的同时更要肩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因而，探讨多代同堂模式对子女劳动参与以及健康的影响，对预测未来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评判未来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具有重要的前瞻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