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几个有关创新劳动的重要理论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集中表现在社会成员劳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和切实保证上。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需要去改造自然，创造人类财富，是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体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破除把劳动等同于物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观念，在全社会贯彻落实“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搞清与创新劳动相关的各种理论问题，以促成能够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的创新劳动越来越多，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的创新劳动类型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界，较早研究创新问题的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同一物，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的经营创新，称这种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①采用一种新产品或者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性；②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验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并不必然建立在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之上，它也可以指在商业中处理一种产品的新方式；③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有关国家的某一制造部门以前未曾进入的市场；④掠取或者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不管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⑤实现一种工业上的新的组织，比如形成一种垄断地位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地位。[20]
熊彼特的这种论述表明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这是很值得借鉴的。但他的论述里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就是把创新只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为了否定社会其他阶层的作用，又将劳动区分为领导劳动和被领导劳动、独立劳动和工资劳动，借此论证只有企业家的领导劳动和单干者的独立劳动才具有创新性，工资劳动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21]
与熊彼特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不仅企业家和单干者，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的人民都具有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由最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共同创造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以物质财富的存在和增长为基础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劳动者必然构成一个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22]，其在直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同时，也为一切创新劳动得以进行创造了条件。
人类社会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劳动产品和财富，都是劳动者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改造自然而创造的。从最原始的石器到现代最先进的计算机，都是劳动者在积累了无数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用创新劳动发明的。以创新劳动为首要因素的生产力，是人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源。社会各阶层人民所共同做出的创新劳动，是科学技术这类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富的唯一积极源泉。
领导劳动是可以有创新的，但领导劳动不一定都是创新劳动。一般来说，企业家创业初期的领导劳动是有较多自主创新因素的，不然他们很难成功创业。创业以后，他们不一定每天都进行创新劳动，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在按照规章制度进行常规管理。特别是那些在较大程度上只是为单纯追求金钱而创业的人，更有可能连常规管理劳动都懒得去做。他们有的把企业交给经理人，自己坐拿红利；有的把企业卖了，把钱存到银行坐吃利息；即便是仍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每天都做创新劳动，他们在创新想法不成熟和创新条件不具备时，要用守成劳动和常规劳动去积累知识和等待时机。
被领导的工资劳动不一定都是没有创新的劳动。在劳动成果和自己的劳动贡献联系不紧密、自己不愿意做此项劳动，但为生活所迫又不得不做时，被领导劳动者或工资劳动者会只做常规劳动。但是，当劳动成果和自己的劳动贡献联系紧密或自己热爱所从事的劳动时，工资劳动就同时可以成为创新劳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大部分售货员的被领导劳动或工资劳动确实没有太大主动性，广大顾客对他们是“请不动、惹不起、离不开”，买东西大都要遇到“脸难看，事难办”的尴尬。可是改革开放以后，售货员的劳动大都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有紧密联系，他们的劳动就普遍变成了主动劳动和有创新的劳动。顾客一进商店的门，不论老板在不在，他们大都能想方设法把货物销售出去。销售领域是如此，生产和研发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被领导劳动者在权责利明确、业绩和本人利益联系紧密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做出创新劳动的。
其实，即便权责利不明确，只要被领导劳动者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把这项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他也是可以做出创新劳动的。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各个领域都涌现大批劳动模范，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不处于领导岗位，只是普通工资劳动者，却做出了突出的创新劳动。著名的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就是其中一个代表。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百废待兴，即将开业的北京百货大楼招聘营业员，尽管规定只招25岁以下的年轻人，但已经36岁的张秉贵因有“多年的经商经验”而被破格录取。他做梦也没想到能当上“新中国第一店”的售货员，在宽敞明亮的柜台前体面地为顾客服务，他感到无比光荣，焕发出对这项工作的极大热爱。北京百货大楼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客流量大，加之物资相对匮乏，顾客通常要排长队。张秉贵便下决心苦练售货技术和心算法，练就了令人称奇的“一抓准”“一口清”技艺。所谓“一抓准”，就是指张秉贵一把就能抓准分量，顾客要半斤，他一手便能抓出5两；“一口清”则是指非常神奇的算账速度，遇到顾客分斤分两买几种甚至一二十种糖果，他也能一边称糖一边心算，经常是顾客要买多少的话音刚落，他就同时报出了应付的钱数。
除练就了“一抓准”“一口清”技术以外，张秉贵还有被誉为具有“一团火”的工作精神。他采用“接一问二联系三”的工作方法，即在接待一个顾客时，便问第二个顾客买什么，同时和第三个顾客打好招呼，做好准备。他在问、拿、称、包、算、收六个环节上不断摸索，接待一个顾客的时间从三四分钟减为一分钟。他不仅技术过硬，而且注重仪表，坚持每周理发，每天刮胡子、换衬衣、擦皮鞋。
张秉贵很注意研究顾客的不同爱好和购买动机，揣摩他们的心理。为了精通商品知识，每逢公休日别人都在家休息的时候，张秉贵却蹬起自行车，来到工厂、医院和研究单位，仔细了解糖果知识。由于熟悉顾客和商品的特点，张秉贵甚至可以针对一些特殊的顾客推荐商品：对于消化不良的顾客，他介绍柠檬糖或咖啡糖；对于肝病患者则介绍水果糖；对于嗓子不好的顾客，他便建议买薄荷糖。张秉贵通过眼神、语言、动作、表情、步伐、姿态等调动各个器官的功能，商业服务业的简单操作，被他升华到艺术境界，他被称为“燕京第九景”。在百货大楼的30余年，张秉贵不断创新，将自己的柜台服务经验，编写成《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并到各单位表演、讲课，听众达十万人次。
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光有处于企业经营领导地位的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很不够的，处于其他社会地位，包括在企业经营方面暂时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各阶层人民的创新劳动也很重要。这一点在18世纪瓦特和博尔顿精诚合作共同促成第一次产业革命的事例里可以生动地反映出来。17世纪末期，由托马斯·纽科曼发明的发动机已经投入商业使用，在英国的矿井里用来抽水。这种发动机就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巨型计算机一样，笨重，效率低下，但是价格昂贵。在1780年前，蒸汽机还非常罕见。瓦特在当时是格拉斯哥一名极有天赋的数学家，只是在一家小企业做一名维修工。就像亨利·福特原来是修车的、比尔·盖茨原来是计算机技师一样，瓦特并不是世袭的企业家，在那家小企业他和合伙人约翰·克雷格整日以维修机器谋生，收入仅为每年600英镑。
约在1763年或1764年，瓦特维修了一个纽科曼的发动机。他立刻被这种能量转换效率低下的机器里的活塞吸引住了。很多能量就是在这里被浪费掉了。瓦特构思了一种装有密封活塞的效率更高的发动机。如果将发动机放在另一个机壳内，那它的能量损失将会更少，而且操作更加简便，更具经济价值。就像个人电脑一样，它应该是有商业价值并且宜于操作的。然而瓦特那时最需要的是资金和市场，于是他找到了企业家博尔顿。
博尔顿恰好能为瓦特提供他所需的一切。在1759年接手一个五金店后，这个伯明翰企业家很快将它发展成伦敦最有声望的公司。博尔顿组织生产机箱、铰链等一些机器，每年的收入约为3万英镑，他的水力车床和工具是当时最先进的。博尔顿所拥有的那样规模的企业急需新的工业生产技术。瓦特的新发动机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1774年，博尔顿和瓦特合伙，他购买了瓦特发动机一半的专利权，在他的工厂里竖立起一台蒸汽机。很快，矿井开发商都求助于博尔顿和瓦特，希望他们开发一种经济实用、高效率的蒸汽机，可以投入实际的商业使用。这种情形就像20世纪80年代，一些小企业寄希望于微软公司和IBM公司能够开发有商业价值的软件一样。为了使蒸汽机的工业生产有更大的利润，他们得到英国政府的许可，获得了对蒸汽机生产的长期垄断权。这种企业合伙经营方式和刚开始起步的微软公司及IBM公司并无二致。博尔顿负责经营创新劳动，承担瓦特的科研经费；瓦特则负责技术创新劳动，继续更新他的发动机。1782年，瓦特发明了转缸式发动机，并被广泛地运用于铁路、汽船和工厂达一个世纪之久。
这种将革命性的科学技术和敏锐的商业眼光连接在一起的结合，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当今都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缺一不可的共同源泉。当时瓦特和博尔顿联手发明的几十种发动机为将蒸汽动力带入广泛的商业使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还带动了铁路事业的发展和产业革命在英国的率先发生。而在20世纪末，微软等计算机公司将计算机新技术与商业眼光结合，也在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带来了美国新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变。
这类事例表明，不仅很多从事经营劳动的企业家，而且很多从事其他行业劳动的工人，都具有创新劳动能力，他们创新劳动能力的发挥，对企业的创新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重要影响。应当承认，现在一些先进的机器通过自动化的程序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只需要劳动者做一些程式化的事情去操作，这种工作对创新劳动要求不高，就像竞争不激烈的环境对企业家的经营创新劳动要求不高一样。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只依靠这类无创新的劳动，企业是不可能长期存活和发展的。新时代不仅要求企业家的经营劳动，而且要求社会其他阶层各种类型的劳动，都必须含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因素。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笔者把创新定义为一切能够创造出满足人们新需要的新型使用价值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一种涉及面广、影响力大，而且十分复杂的活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把国内外现有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归结起来，形成以下几个要点：①它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创始、演进和开发；②它是科技成果首次商业化应用；③它包括发明构思、产品设计、试制生产和商业应用等所有环节；④它泛指自新思路的形成，到向市场推出适销产品的整个过程；⑤它以新的技术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并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⑥它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或者是对企业、产业的生产函数做出某种改变。笔者认为，它的基本含义是第一点，其他几点作为这一定义的外延，为区分不同创新劳动的类型提供重要根据。
二 创新劳动与科技进步的关系问题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必须尽可能向劳动者的劳动注入更多的科技含量，以不断增强劳动者利用高科技手段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力。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没有读过《资本论》的经济学家，常常依据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理解为体力劳动价值论，把科学技术与劳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既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更多地依赖科学技术，劳动就越来越不重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
其实，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理解为体力劳动价值论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23]他还指出：“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24]他还充分肯定了科技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把科技看作是财富的最可靠形式，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方面。[25]
为了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确说明创新劳动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我们可以提出高科技含量劳动和低科技含量劳动的概念。高科技含量劳动是指，要运用比现行社会一般水平更高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才能从事的劳动，它基本上相当于《资本论》讲的复杂劳动，但更加明确和强调了这种劳动所包含的科学技术内容。低科技含量劳动是指，运用比现行社会一般水平更低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就能从事的劳动，它基本上相当于《资本论》讲的简单劳动，但更加明确地指出了这种劳动的低科技含量特征。创新劳动可以在创新科学技术、推进科技进步的同时增加劳动的科技含量，这导致高科技劳动产生，高科技含量劳动产生以后又可以产生良性循环，促使更多创新劳动的产生和推动科技进步。高科技含量劳动和创新劳动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它们可以共存于一个人的劳动之中，即很多高科技含量劳动同时就是创新劳动，很多创新劳动同时就是高科技含量劳动。
目前，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在肯定科技进步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作用的同时，否定劳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性意义，主要是由于他们受西方经济学把劳动等同于物的惯性思维影响，把西方经济学有关经济增长的索罗模型，当成了分析不同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的唯一依据。索罗模型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26]，它所运用的方法对于分析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贡献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没有考虑创新劳动的存在，也没有对劳动与物、存量与流量、高科技含量劳动与低科技含量劳动加以区别。因此，根据这个模型算出的劳动贡献必然很低，根本不能反映一个国家劳动者的实际劳动贡献，更无法反映一个国家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的实际贡献。
现在基于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对各生产要素产出贡献的计算，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有形要素（如资本和劳动）投入之外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估计总量生产函数后，可以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产出效益后的余值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
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通常采用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其一般形式为：
Y=F（X，t）
其中，X=（X1，X2，…，Xn）是要素投入量，t为时间变量。
由此得出增长方程：
其中
，，αi是第i种要素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即为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很多统计学家，根据这个方程的方法计算了我国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都是劳动贡献份额很小。例如，张塞等的计算结果是，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劳动投入的贡献率除1990年外，均低于20%，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均低于10%。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明显分为两个阶段：1991年以前，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是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中最高的，1979～1981年连续高于100%，随后有所下降，但始终高于50%；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入的贡献率迅速下降，除1996～1997年有所回升以外，其他时期的贡献率均低于50%。与资本投入的贡献率相反，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较低，其在1979～1982年和1989～1990年为负值，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明显提高，1992～1994年科技进步贡献率高于50%，1994年以来科技进步贡献率持续下滑，经济增长又转为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实现。1978～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以资本投入推动为主，其贡献率平均为64.04%，其次是科技进步，贡献率为18.29%，劳动投入贡献最低，为17.65%。[27]
这样的计算结果，不可能全面反映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实际贡献。因为这种计算所使用的表示劳动投入的数据，只是代表劳动者生活资料价值的工资，没有包含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的贡献；它所用以计算劳动贡献份额的回归系数，是在不考虑科技进步的假定下，引入全部国民收入都是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贡献的结果的约束以后，用过去劳动者生活费用投入和过去国民收入的关系推算出来的。
用这样的方法算出的劳动贡献份额，只是在排除技术进步因素以后，按照过去代表劳动者生活资料的那些物质资料和在资本费用上投入的那些物质资料之间，对国民收入的旧的贡献关系，算出的所计算年份的这两种物质资料之间对国民收入的新的贡献关系。但是，这种物质资料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反映劳动者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实际的情况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相当于他们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把资本的原有价值转移到了新产品上，并且用超过他们生活资料价值的劳动创造了企业的利润和整个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
资本等物是生产得以进行的重要条件，但它们除了巧合，不会自动按照人的愿望增加自己的财富，它们的旧价值也只有靠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被转移到新产品中，所以它们的贡献就是使生产得以进行并可以转移旧价值。它们的利用状况和旧价值转移状况，都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如果利用它们的是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它们就可以被利用得好，它们的旧价值就可以被全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劳动者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较大的价值和财富。相反，如果利用它们的是低科技含量劳动，就会发生相反的结果。真正反映劳动在经济发展中贡献的指标，是可以用于把人与人相比的劳动生产率这类指标。
由于人和物是不同性质的事物，它们各自的贡献，是不能用同一尺度衡量的。比如，如果我在没有与别人合作的情况下写了一篇文章，我就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它的价值是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用不着说这篇文章是我和我的衣服、裤子、鞋、电脑、笔、纸、房子，乃至宇宙和地球一起写的。从使用价值方面看，宇宙和地球当然比我有用、比我作用大，但它们不属于人类，不管写文章这回事儿，我的文章写得好，说明我对它们利用得好，我对人类的贡献就大。如果那些物有原有价值，这些价值就能被我转移到新产品上，能否转移则全看我的劳动如何。它们就是它们，除了巧合，它们不会自动改变自己适应人类。
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法把科技进步增长率看作经济增长率扣除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增长率以后的余值的做法，把科技进步说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本无法说明科技进步的来源。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新增长理论，把科技进步归因于人力资本，但仍然没有说明科技产生的真正来源。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科技进步和教育培训费用等人力资本的物质投资，虽然一般有正相关的关系，即如果把“干中学”等也算作人力资本投资的话，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也可以有交叉，但它们毕竟是两个过程而不是一个过程。谁能知道在一个人身上花费多少人力资本和物质投入才可以制作出一部《史记》呢？这显然不是可以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如果不去研究司马迁，不去研究司马迁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不去研究他的那些经历，不去研究他的那些高科技含量劳动，怎么能光用物质投入来说明《史记》的产生呢？
第二，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只有从事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才能创造科技成果，只具有人力资本却不从事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的人，仍然不可能创造任何科技成果。例如，同样是一个徐庶，其在刘备手下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但到了曹操手下，因为不愿意给曹操干事，于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他明明知道庞统要使用连环计给曹操来个致命的一击也不说，因此他的人力资本没有创造任何科技成果。
第三，人力资本无法离开高科技创新劳动而发挥作用，人们却可以在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中学习和积累人力资本，增加创造科技成果的能力。这种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在接受教育和培训中所花费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现在人们都承认，教育是人力资本增加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学生是最辛苦的劳动人群之一，这意味着人们承认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是人力资本即我们所说的人力财富的来源。二是“干中学”所花费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有的人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很善于在实践中刻苦自学，最终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本，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例如，我国的大数学家华罗庚就主要是依靠“干中学”所花费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了大量人力资本，发挥了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巨大作用。可见，有人力资本不一定能发挥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却一定可以积累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人类财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可以在19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福特公司的一个有趣的故事里反映出来。当时，福特公司的一台电机发生故障，整家公司这方面的行家都被难住了，没有人知道毛病出在哪儿。这些行家对这台电机进行多次研究，仍然一无所获。最后他们不得不请来德国著名的科学家——斯坦门茨。斯坦门茨在那台电机旁不断地观察，不断地计算。最后，他在电机上画了一条线，然后对福特公司的人说：“请打开电机，沿线将里面的线圈减少16匝。”人们照做了，电机果然重新开始运转了。结果，斯坦门茨要价1万美元，经理不禁愕然，让他填材料费用单。只见斯坦门茨挥笔写道：“画一条线，1美元；知道在什么地方画线，9999美元。”一条线的画法，从表面上看似乎简单、容易，却体现劳动者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推进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对推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任何物质财富的形成，首先要有能量来促进物质的转化、分解和重新组合。在原始社会，人类主要依靠低科技含量的简单劳动来提供物质运动所需要的能量，也就是主要靠消耗体力。但人类低科技含量劳动的体能十分有限，所以当时人们所能得到的劳动成果极其微小，甚至难以维持温饱，根本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人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寻求人体外的能量来代替人自身的能量。这个用自然能量来代替人们自身能量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用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代替低科技含量常规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创新劳动促成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
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要创造更多财富，人们就必须消耗更多的脑力。因为要使物质按人们的高要求来运动、分解并生产预定的产品（财富），就必须有更好的劳动技能，包括对产品和劳动过程的更好设想（设计）、对自然能量的更好控制和对加工工具的更好制造与操纵等。而劳动技能的获得和劳动工具的制造与操纵等，都要求劳动者花费更多的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
在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依靠单纯的人类低科技含量体力常规劳动创造财富的情况已经大量减少，人类至少要采用简单的工具和依靠畜力来进行生产。在工业社会里，单纯的低科技含量体力常规劳动更是日益减少，更多的是运用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来操作各种机器。创新劳动的科技含量越高，采用的工具和自然动力就越多，创新劳动的效果就越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越快，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来支撑。
在当代，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源泉。高科技含量创新劳动积累，是指劳动者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扩大与深化来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满足人们以及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取得的累积性进展。高科技含量劳动积累包含科学发明及其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创造财富中应用的累积性进展。高科技含量劳动积累所形成的科学水平的提高，是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而高科技含量劳动积累所形成的技术进步则是科学发明的扩展与应用，它们密切相关、互相促进，但对财富增长直接产生影响的是技术进步。正如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8]而科学技术是由劳动者发明和运用的，劳动者的高科技含量劳动积累可以创新科学技术，并利用科学技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财富的不断增长。
三 创新劳动与常规劳动的关系问题
一些经济学家看到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不断用机器代替人工，用脑力代替体力的现象，由此得出结论说在现代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越来越不需要靠劳动了。这里的关键点是，他们只看到企业家的常规劳动可以包含创新劳动，没有看到其他社会阶层劳动者的常规劳动也可以包含创新劳动，他们没有搞清常规劳动与创新劳动的关系问题。与他们的看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不仅企业家的常规劳动可以包含创新劳动，而且社会其他阶层的劳动者的常规劳动也可以包含创新劳动，只有让社会各阶层劳动者都不仅做常规劳动，而且也做创新劳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顺利实现。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哲学世界观观察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以物质财富的存在和增长为基础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劳动者必然构成一个社会人民群众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29]，他们这种具有创新因素的劳动在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其他一切劳动得以进行创造了条件。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一切转变，都是劳动者用自己的智力和体力改造自然的结果。创新劳动是科学技术这类真正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富的唯一积极源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创新劳动与常规劳动区别开来，分别做些分析。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所谓创新劳动是指能够创造满足人们新型需要的新型使用价值的劳动。相对的，常规劳动是指只能创造满足人们常规需求的常规使用价值的劳动。由于这种劳动只能生产出满足人们常规需求的常规使用价值，因此在人们消费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劳动只能保障财富不致减少，却很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财富增长。但是，从事常规劳动的劳动者满足了自身和社会对常规使用价值的需要，这就为有风险性的创新劳动得以进行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此，我们应该公正地承认，常规劳动也是创造财富的（尽管这种财富不是新型的）劳动，从事常规劳动的劳动者也可以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重要贡献。
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人从事常规劳动，富人和穷人都有安于现状的劳动者。在现代社会，确实有些人在穷的时候很富有创新精神，一旦富裕了就小富即安，只愿意做些常规的工作，不愿意创新发展。对于这些劳动者的行为，我们虽然不必大加鼓励，但似乎也没有必要过多指责。人们创新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生活得更好吗？而意趣和休闲就是很多人对生活质量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有时需要放弃诸多外在的事物，关注生命自身的情趣、意愿和人性所乐道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创新劳动，其中有不少也属于常规劳动。例如，有些京剧演员就愿意去唱一些原汁原味的老唱段；有些木匠就愿意做些仿古的旧式家具，等等。当然，这种逍遥和放松的生活需要你具备能够逍遥和放松的前提资格，即具备一定的富裕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休闲和轻松并不是人人都能俯拾皆有的。相反，成功者和富有者才有这种条件。
禁止富人做些常规劳动休闲放松就一定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吗？恐怕未必。因为人类的一切进步和改善都是首先以少数富人生活的改善进入人们生活领域的，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更多的人才有过这种生活的条件。富人生活宽松一些，选择性多一些，对于尚未富裕的人的劳动可以形成一种激励。我们大都不喜欢那些不思进取、少劳多获、在享乐中度过一生的大款、息爷。但是，这些人在整个社会有机体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他们的行为可以唤起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给了很多尚不富裕的人以很大的从事创新劳动摆脱贫穷的动力，这种动力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分重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常规劳动的穷人，大多是社会上付出辛劳多、得到报酬少的人。人们常说：离得开还能够赚钱的工作是事业；而每天必须上班，一旦离开便无法赚钱的工作就只能是职业。从事常规劳动的穷人大都依靠从事职业才能生活，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赚得的收入却还不如富人收入的一个零头。富人因为拥有赚钱的“事业”，所以他们有很大的机动性可以选择闲暇和娱乐。从事常规劳动的穷人则不然，他们往往一生都在为工作操劳，为职业奔忙。工作对于大多数从事常规劳动的穷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一旦失去工作，便没有了生活来源，生活陷入困境也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推进，中国劳动者从事创新劳动的机会越来越多，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从事常规劳动的穷人转而从事创新劳动变成富人。在有更多的从事创新劳动的机会面前，各个阶层从事常规劳动的人中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提升能力、增强意愿来从事创新劳动。《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中国人也有一句至理名言：求人不如求己。从事常规劳动的人如果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学会从事创新劳动和不断从事创新劳动。
有人把从事创新劳动的能力，看成少数“人力资本”或“人才”先天具有的才能，大多数劳动者都不可能具有。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先天的资质远没有后天的学习重要。应当承认，劳动者创新劳动能力的差异不仅存在，甚至有天壤之别。劳动者创新劳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他们劳动创新的程度。很多劳动者都渴望在人生旅途中有个能施展自己创新劳动的场所。在创新劳动的竞技场上，有的劳动者争得了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佼佼者；有的劳动者几经拼搏也弄不出个头绪，甚至陷入迷茫之中，怨恨自己天生就没有创新劳动能力。
现在一提“人力资本”或“人才”，人们常常会联想起名人，似乎只有知名人物，才是具有创新劳动能力的人才。其实，知名度不是人才的标志。一个继承了巨额财产的无能者，一个被别人捧上皇位的傀儡皇帝，也可能人皆知之，但都称不上是人才。人才应该是指具有较强创新劳动能力并积极从事创新劳动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期望有更多的人才，家长希望儿女成才，青年也渴望自己成才。因此，如何得到具有较强创新劳动的能力也就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创新劳动能力同人才一样，并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马克思曾指出：“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30]在这句话之前，马克思还引了亚当·斯密的一段话：“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31]劳动者创新劳动能力的形成，虽然有先天的因素，但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别一般是很小的，更多还是靠劳动者的后天努力。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32]只要具备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原本从事常规劳动的劳动者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就有可能成为具有创新劳动能力的人才。常规劳动和创新劳动之间、常规劳动者与创新劳动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因创立划时代的相对论而享誉全球，在一般人看来，爱因斯坦一定是个“天才”，脑袋特别发达，与众不同。为了揭示爱因斯坦脑袋的奥秘，美国病理学家玛姆斯·哈维博士在爱因斯坦逝世后，征得他家属的同意，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了长达20年的解剖、研究，其结论是：他的大脑既不比常人大，也不比别人重，至于组织上的变化，也未超出正常范围，脑细胞的数量和结构，也与同龄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脑细胞上的轴突比常人高一些，颜色也显得深一些，这种现象表明他生前脑细胞的运动频率相当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33]由此可以看出，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发挥创新劳动，在科学上做出巨大的创造性贡献，主要不是靠天赋，而是靠勤奋，即靠勤于思考、勤于学习、勤于工作的后天创新劳动。
如果说过去早期工业革命时代发展生产力主要靠增加人的常规劳动去操作机器，比如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加，那么现在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发展生产力必须主要靠人类创新劳动去发展科学技术，依靠人的创造性思维的发挥和发展。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国家和企业就没有竞争力，就无法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使越来越多的原来从事常规劳动的劳动者转而从事创新劳动。
科学技术不是上帝赋予的，而是人类通过创新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不能完全靠进口；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也要成为科学技术的出口大国。买来的技术如果没有被创新劳动加工改造，只能起较低层次的作用，它们只有在被劳动者用创新劳动掌握、控制进而加工改造以后，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发展科学技术，就要动员所有的劳动者勤奋学习，掌握知识，发明创造。如果广大劳动者的创新劳动能力很低，即劳动者只能从事一些常规劳动，那么即使引进了现代科学技术也很难普遍推广和发展。
劳动者的创新劳动能力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如记忆能力、分析或综合能力、判断能力、理解能力等。但是，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创造能力。从事创新劳动必须以批判的态度审视一切看起来似乎毋庸置疑和习以为常的东西，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判断一切问题。所谓发明创造，就是对旧事物的改造和扬弃，就是一个“新”字。离开了“新”，就谈不上任何创造。创造的反义词是保守，而保守的核心是“旧”字，即维护一切现存的事物。劳动者在对旧的、习惯的、流行的、现成的事物、知识、观点、结论、原理和答案的改造和扬弃中，产生满足人们新需要和更切合客观实际的事物、知识、观点、结论、原理和答案，这就是创新。
劳动者的创新劳动能力，是在劳动者的劳动中取得和发展的，是劳动者在劳动中使自己的潜能与社会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的社会化的结果。要想使从事创新劳动的劳动者大批涌现，就必须有一个能够促使、鼓励人人勇于创新、乐于创新的社会机制。人在怠惰的状态下不可能从事创新劳动，不可能增强创新劳动能力，不可能确立创新劳动意识。就像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使人身体强健、灵敏和坚韧一样，只有经常进行心理锻炼、思维训练才能使人的心理素质、智能素质得到发展。创新劳动能力是在反复的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劳动者的创新劳动能力只有在适合其形成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更好地发展。
创新劳动和常规劳动不是截然分开和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和结为一体的。常规劳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并非毫无用处，这种劳动是维持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这种劳动使用常规技术满足人们的常规需求，在人类消费水平变化较小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强度的加大或劳动时间的延长，也能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它主要还只是维持现状，不具备破旧立新的作用。
在人类发展史上，常规劳动通常是创新劳动的基础，又常是创新劳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转化而来的，是对人类过去创新劳动的肯定。从生产力运动发展的角度看，每一代劳动者的劳动，都是先前各代劳动者劳动的继续。每一代劳动者劳动的前提和条件，都是先前各代劳动者历史地给定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这种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对于新一代的劳动者来说，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为常规劳动利用的。它们使新一代劳动者从一开始运用常规劳动就可以接近上一代人所达到的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不论被新一代劳动者继承的前一代劳动者的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如何，按照这种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所做的劳动都不能算作新一代劳动者的创新劳动。
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每一代劳动者都必须在上一代劳动者留下来的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从事创新劳动，改变常规劳动的运行轨道，带动经济的更快发展。这种创新劳动或者是生产了能满足人类新需要的新产品、新服务；或者是开辟了发展的新领域、新途径；或者是创办了协作的新企业、新组织；或者是提出了科学的新原理、新方法；或者是做出了研究的新发现、新发明；或者是制定了制度的新规则、新法律；或者是创造了更有效率的新工具、新手段。这种创新劳动的成果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地提高劳动效率，增强人类驾驭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
人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程表明，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不是简单地重复上一代的生活，而是在上一代人留下的生产方式和科技水平的基础上，除了从事常规劳动以外，还要进行创新劳动，并且不断用创新劳动生产的自动化工具替代常规劳动，在创造出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使人本身改造自然的能力即“人力财富”也同时得到发展。常规劳动和创新劳动之间具有互补关系。没有常规劳动，创新劳动无以立足；没有创新劳动，常规劳动就不会改造和提高，就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变。创新劳动和常规劳动的结合和不断积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能动主体力量，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是由此产生和扩展的。
[1] Michael E.Po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The Macmillan Press Ltd.，London，1990.
[2]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第26页。
[3]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第180页。
[4]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第154～155页。
[5] 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第154页。
[6] 魏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137页。
[7]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商务印书馆，1981，第26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2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第19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2页。
[1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第10～15页。
[12]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57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第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252～253页。
[14] 转引自〔瑞典〕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第98页。
[15] 马克斯·韦伯指出：“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9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21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30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23页。
[20] 〔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第73～74页。
[21] 〔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第24～25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116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90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5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34～35页。
[26] 参阅Robert M.Sokow，“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ume 39，Issue 3 （Aug.，1957），pp.312-320.
[27] 张塞主编《中国国民经济管理理论与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第84～86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11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60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160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7页。
[33] 陈文安主编《创新工程学》，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