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创新劳动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在研究包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劳动在内的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上，目前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我们对这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只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创新发展西方经济学就可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它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中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丢弃。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西方经济学出于政治原因，抛弃了用以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动力根源的劳动价值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撇开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人的特性和历史，它的局限性是比较大的。相反，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劳动问题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西方经济学广阔得多的理论框架。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争取独立、富强、民主、平等、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了市场经济。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劳动基本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这些经验和成果，笔者认为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劳动的研究，需要冲破西方经济学的束缚，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不断成长。
一 有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劳动作用的经济理论演变
创新劳动是包含在劳动之中的，所以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创新劳动，首先必须承认劳动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人们对劳动作用的认识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15～17世纪，西方国家曾主要依靠集军人和商人于一身的“商人”们的对外扩张，到殖民地去贱买贵卖，掠夺当地资源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而且很多商人确实是通过贱买贵卖、巧取豪夺取得了大量收入。所以那时的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很推崇商人的劳动，认为财富和一切收入都是从流通领域来的，商人的劳动创造了最多的财富。
后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在商业的生产力大于农业的重商主义观念影响下，不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支援国内制造业和扩张“对外贸易”，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例如，法国17世纪中叶的著名重商主义者、当时的财政大臣柯尔培尔就颁布粮食限价令，人为地将农产品价格压制在低水平上，并禁止本国原料和谷物输出，其目的就是要为从事出口生产的制造业提供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所以，当时法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因得不到应得的收入而死于营养不良和饥饿，农村经济濒于崩溃。17世纪前期法国厉行重商主义和殖民扩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到18世纪上半期已大为损伤，其在北美建立的殖民地丧失殆尽，国外市场被英国夺去，对外贸易也随之日益困窘。
在上述背景下，法国出现了一些为农业说话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商业劳动虽然可以使一部分人的财富减少，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加，但是无法增加财富的总量。他们从财富和物分不开这一现象，推论出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本身的创造及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和矿业依靠土地才能创造物质，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所以，只有农业才是生产收入的，其他工商业只有改变物质的形态，通过这些活动才能分到农业创造的收入。据此，他们认为从事农业的人应该得到最多的收入。
产业革命以后，土地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却不断增长，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等自然科学原理也出现了，这使很多经济学家想到，工商业固然不创造也不增加物质，农业产品也只是自然物质的变化形式，财富实际上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由此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集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成果之大成，写了一部世界公认的标志经济学正式诞生的书——《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用劳动说明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2]
虽然亚当·斯密，特别是李嘉图比较彻底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但是在他们的理论里，按照自然规律（他们把市场经济运作看成自然规律），劳动者也就是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基本生活费用的工资。这是自然的，是不可改变的，而且也是对生产、经济发展有利的。例如，按照李嘉图的理论，工资、利润和地租都是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一旦增加，人口就会增加从而把工资压下来，所以工人只能得到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工资；利润一旦增长，资本就会增多从而把利润压下来，所以利润在长期中有下降的趋势；只有地租增加但无法增加土地，所以地租总会增加。为了发展经济，只要通过自由贸易进口国外的粮食，把国内粮价和地租压下来就可以增加利润，工资低下对经济发展不仅无害而且有利。
在李嘉图的时代，工业革命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分配方面的矛盾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同为统治阶级，矛盾比较尖锐。工人阶级刚刚产生，处于社会地位极低的被压迫状态。所以，李嘉图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是代表工业资本家与地主阶级在分配问题上进行抗辩。由于当时工人阶级劳动者主要是依附于资本家的，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毫无顾忌地肯定了劳动在创造价值中的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效用价值论或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强调了需求的作用，将劳动与物等同了起来。例如，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他将劳动与资本、自然因素（土地）并列为物，认为它们是生产的三要素，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是由作为人的企业家来结合的，企业家在利用它们的过程中创造生产物，形成商品的价值即效用。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间人的企业家获得利润，劳动者获得工资，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这些收益都是他们提供服务的报酬，利息则是使用资本的租金。利润、工资、利息和地租是由供需的比例决定的，例如，资本和土地的数量如果大大多于利用它们所需的劳动者的数量，那么工资就会提高。
萨伊主要从维护和扩大企业家利益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表明财富的生产既需要人的劳动也需要有物质生产要素的事实，但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因素而物是被动因素、人有权参加收入分配而物本身不参加收入分配的事实。这样，在企业家与工人的关系中，萨伊片面强调了企业家的作用和利益，事实上将工人等同于物，将工资等同于物质生产成本，将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说成了物与物之间或人与物之间的分配关系。他的这种片面性至今仍保留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之中。
19世纪后期，劳资矛盾和供需矛盾都很突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马克思采取先研究劳资矛盾后研究供需矛盾的方法，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实质，继续研究了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表明了社会生产力运动规律和劳动在财富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另一些经济学家，如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不再主要关注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而是着力研究如何克服当时的供需矛盾问题，把实现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当成经济研究的主题，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局部均衡论等有关将价值和价格相等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关注的不是劳资矛盾和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供需矛盾和静态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为此，它们撇开劳资之间的财产差异和矛盾，撇开人们除市场交易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和偏好差异，在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着重论述价格是如何波动的以及价格波动是如何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
国外西方经济学家重新研究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关问题，是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和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经济理论产生以后，这些经济理论抛弃了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承认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来源于劳动的理论，继承发展了萨伊等人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的理论，将劳动与资本（近年来又将企业家才能、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收纳进来）等同起来，把它们统称为“生产要素”。这些理论虽然没有说劳动是物，但也没说劳动和物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是把劳动等同于物，不敢再提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来源于劳动。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后来的很多西方经济学家不再研究价值理论，只是由于各种政治原因回避了经济学中的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劳动在发展经济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例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在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原素，在一特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3]世界各国都把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效率的一般尺度，这表明劳动价值论将人的作用和权利与物区别开来的做法，是得到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
很多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也知道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他们并没有认为只要按生产要素分配经济就可以发展了、经济发展方式就可以转变了，他们在论述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时，实际上强调的也是劳动的作用。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姑且承认，当真存在着能力和财产完全相同的个人，假使其中某些人更加喜爱闲暇，而另一些人更加喜爱在市场上出售的物品，那么，就有必要通过市场所决定的报酬的不平等来得到全部报酬的平等或待遇的平等。”[4]他还说：“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社会里，收入分配的直接道德原则是‘按照个人和他所拥有的工具所生产的东西进行分配’。”[5]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魏克塞尔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自由竞争对保证产量的极大化是一个足够的条件。但这个极大化可能是与某一生产要素——在这里是劳动——的分配份额的减少密切联系着的，甚至还以这种减少为条件的。这一点就证明，那些认为在自由竞争下可以找到充分的手段以使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和欲望得到极大满足的想法是严重错误的。”[6]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则赞许地说：“英国、意大利、法国、瑞典和其他国家，对于不劳而获的资本收益施加限制，因为能够得到这种收益的是那些幸而拥有城市扩建土地的人，是那些能成功地投资于未来事业的精明的投机商。”[7]他们没有说，财产多的人不劳而获、少劳多获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善于赚钱的人和善于生产的人之间的两极分化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总之，劳动在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和劳动价值论作为说明劳动的这种作用的经济学基础理论，都在世界各国的长期实践和理论争论中得到了检验和证明，成为很多出于政治原因不愿意承认它们的经济学家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和理论。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劳动理论，很需要看到劳动的这种作用和继承说明劳动这种作用的劳动价值论，结合中国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强调劳动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优势及其相关范畴和功能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依据唯物史观揭示经济发展动力根源的经济学，对于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劳动问题，具有其他理论不具备的特殊优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前，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肯定了劳动在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主体作用，但出于其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资本稀缺的现实，他们在对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论证中，主要强调了企业家获取利润、进行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工人及其获取工资、积累人力财富、发挥创新劳动对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面作用，或者论述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做出论证。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马歇尔和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再主要研究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在对经济资源静态最佳配置的供求分析中，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将工资等同于需要尽力压低的物质生产成本，只从需求者的主观评价方面说明静态资源最佳配置状态，不从供给者的劳动贡献和奖励方面说明动态资源最优发展状态，明确地将利润归因于资本的自然果实。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广泛传播，资本主义无法再按原始资本主义状态发展以后，西方经济学界终于重新认识到研究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必要性，从20世纪30年代起，陆续出现了一些隐讳地强调人在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例如，索罗等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用将劳动拟物化的方法，把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原因归于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他们虽然把劳动的作用等同于在劳动者身上耗费的生活资料价值的作用，但还是把80%以上的增长原因归结为人的劳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只不过他们没敢对技术进步的原因做出解释。
罗默等人的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用人力资本和知识等显然与人的劳动密切相关的人的素质因素，对技术进步的来源做出了解释，并指出“干中学”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来源之一，这已经接近指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都是人的劳动带来的，但他们还是没有勇气捅破这层窗户纸，把劳动带来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事实讲出来。
另一些不只是从技术层面研究发展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也比较隐讳地承认了人的劳动在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主体作用。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只要把一部分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中，减少社会上的剩余劳动力，使劳动力摆脱闲置和低效利用状态，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状态就都会因此得到改善，利润就会增加，生产力就会提高。
舒尔茨等人的人力资本理论把投在劳动力身上的费用称为人力资本，把人们通常称为消费的大部分内容都归结为人力资本投资，称它有五种形式：保健支出、厂商进行的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教育、适应就业形势或变化所引起的移民。对于承认利润的取得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来说，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要大于物质资本投资。不过，舒尔茨像罗默等人一样，回避了劳动在人力资本的取得和作用发挥中的作用问题。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虽然把广大劳动者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等同于物，但并没有把企业家等同于物，他认为企业家是可以组织和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企业家的创新视为同一物，将创新定义为企业家对生产要素执行新组合的经营创新，称利润的产生和经济的发展都是企业家个人经营创新活动的结果。与将利润说成资本的自然果实相比，这种论证确实反映了较多的事实，但它把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都归结为企业家这个阶层创新的结果，抹杀了社会其他阶层对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贡献，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与上述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明显更具包容性地突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人本身的发展是财富的主要积累，是真正的积累和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真正的财富被追逐利润所掩盖。[8]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开始，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价值、使用价值、劳动力、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剩余价值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创立了他的整套经济学理论。这套理论为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劳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否存在内在矛盾、是否存在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阻碍的理论，在论述它的合理性的同时，重点要揭示它的内在矛盾和问题。这种学说虽然是以早期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但同时也是对一种不存在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这些其他机制的纯市场交换机制的市场经济，即单一市场交换机制的市场经济的科学抽象分析。
西方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和矛盾。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和矛盾，没有采取各种措施缓解这些问题和矛盾，那么世界各国的经济就都无法达到今天的发展地步，各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都无法不断实现转变。为了顺利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揭示创新劳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我们很需要充分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范畴。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首先必须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值范畴。价值的定义很多，比如效用价值论认为有用就是有价值；供求价值论认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就是价值；生产费用价值论认为生产产品用的所有成本加到一起，就是这个产品的价值；哲学上还有把某种信仰称为价值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又常把商品的平均价格看作它们的价值。
这些价值定义对不对，与它们有关的理论能不能成立，不能以其中一种定义、一种理论是否与别的定义、别的理论一样来判断，而要以这种定义能否反映某种客观事实，以及这种理论对于解释客观现象是否有用为标准来判断。只要一种定义、一种理论能反映和解释独特的事实，它就能成立，用不着和别的定义、别的理论一样。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是可以有不同含义的。
有人把价值定义为由供求决定的价格，然后说马克思的价值因为不等于他们定义的价格所以不能成立。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是无效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价值本来就不是他们讲的价格。用定义去堵别人的嘴是没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价值定义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是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这种定义是否有道理呢？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范式里，效用有它的位置，那就是个别人对客观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价。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的是商品社会、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下的价值并不一定取决于个别人对客观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价。
在商品社会里，人们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并不是为自己用的，而是要卖出去，只有对别人有用、对社会有用，其才具有价值。商品在被生产时存在分工，有分工就存在交换。人们生产一件东西不是为了自己消费也不是对自己有用，而是要对别人有用。如果一种东西生产出来后，对别人有用，能卖得出去，那就存在一种社会关系。产品在交换的情况下，就有交换价值。
为什么要把它定义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里可以看出，一个人本身对生产的贡献就是花费的劳动。人们在市场中的交换，在本质上是一种劳动的交换。在交换关系里确实也有物，但是物的贡献、物的交换和人的贡献已经不是一码事了。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劳动价值论？该理论是为了把物的作用撇开，纯粹地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比如一个拥有一百亩土地的地主，他对生产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对生产的贡献就是出让这一百亩土地给别人耕种所操的心。土地自然可以长庄稼，这是它的生产力和它对社会的贡献。但这个贡献并不是地主的贡献，而是土地的贡献。如果在生产中还要利用某些资本，那么不从事经营管理的资本所有者对生产的贡献，就是把资本这种物出让给别人使用所操的心。机器、厂房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资本所有者的贡献。
有人说企业家才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一种贡献。如果一个人很有企业家才能，但是他并不从事任何经营管理，那么他对财富的生产是不可能有任何贡献的。所以，地主所操的心、资本所有者所操的心、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活动，才是和劳动者的劳动可比的、他们对生产的实际贡献。
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价值抽象为用劳动来说明，说它体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有道理的。按照这种经济学，商品交换实际上就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的实质就是通过商品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价值只能依附于商品之中，也就是必须依附在使用价值中，价值的载体是使用价值，但是我们不能把价值理解为物，理解为使用价值。价值仅仅是一般劳动，是一种社会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价值。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别的理论的最大区别。什么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指人的劳动有与物相似的一面，人可以干活，但牛也可以耕地，驴也可以拉磨，机器也可以打钻，自然也可以发力。什么是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指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有人所独具的、只有人和人才能相比的那一面，它才创造马克思所说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思想，在马克思的一段话里表达得很清楚：“李嘉图，象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象亚·斯密一样（虽然斯密有一次出于幽默把牛称为生产劳动者），强调指出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李嘉图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前后一贯地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仅仅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多少懂得（李嘉图更懂得）应该把物的交换价值看作仅仅是人的生产活动的表现，人的生产活动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和物及其作为物在生产消费或非生产消费中的使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以物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活动即人的各种劳动的相互关系。”[9]承认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大特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什么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0]，也就是说，谁的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它创造的价值就更大。现在有人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成体力劳动价值论，似乎是说这种理论说谁累或哪里人多就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歪曲。现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劳动过剩，这证明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有人认为，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测量，由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推论出的按劳分配没有可操作性，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没用的。这是混淆了基础理论和具体分配形式的说法。事实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按照这种理论可以推论出的按劳分配，是一种可以用于分析如何分配才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而不是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分配形式。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可操作的分配形式，如按供求分配、按资分配、按土地分配、按等级分配、按企业分配、按学历分配、按资历分配、按岗位分配、按地区分配、按行业分配、按职业分配、按劳动时间分配、按劳动成果分配、按需分配等，都只有在尽可能注入更多的用劳动价值论可以推论出的那种按劳分配的因素，或尽可能向那种按劳分配方向调整的情况下，才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收入分配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而且涉及政治、社会和伦理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结合许多理论来研究，马克思也并没有认为根据他的理论可以在全社会实行“不折不扣”的按劳分配。[11]
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劳动，还需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简单劳动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需要经过任何专门训练的、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复杂劳动则是经过专门培养和训练、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一个复杂劳动的产品，在价值上可以与若干个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各种复杂劳动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是商品在交换中通过商品生产者背后的社会过程自发地形成的。
但是，现在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主要从事复杂劳动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创造的价值不能用他们的劳动来说明，只能用他们拥有的人力资本来说明。按照这种说法，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都不算劳动者，他们实际上没干什么事，只是凭着有知识的资格，才做成了他们的事业，得到了较高的收入，他们是一群只凭资格吃饭的不劳而获者。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作为人力资本的知识，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取得，取得了知识才有能力做复杂劳动的人，也只有在从事复杂劳动的过程中才能发挥其在创造价值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作用。只有人力资本却不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是不可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也不可能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任何作用。现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人们创造的价值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的作用却相比发展中国家增加了，这不是发达国家的人用人力资本代替劳动的结果，而是这些国家拥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用复杂劳动代替简单劳动的结果。人力资本的增多使简单劳动贬值，但使复杂劳动增值了。人力资本根本不可能使“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消失，相反，它却使复杂劳动创造价值的作用比以前更大了。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一大功能，就是指出了价值的本质是商品交换表象的背后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有些学者提出的要素创造价值论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概念，实际上是要素创造使用价值论。有些学者提出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的论点，是混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与价值创造的关系。这些论点都是把劳动力等同于一般生产要素，把劳动拟物化，而且把生产要素参与财富创造的过程等同于创造价值的过程，这就抹杀了劳动者不同于物的特殊作用。
和上述这些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透过物的关系，揭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认为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需求去改造自然的能力。除了偶然的巧合，物不会自动按照人的愿望为人类提供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财富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的人对财富的创造没有贡献。现在有些学者一谈劳动价值论，就只敢讲价值，不敢讲财富，似乎劳动价值论只能解释一个虚无缥缈的价值，不能解释财富的来源。其实，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提出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目的都是要说明财富的来源。
当然，马克思确实批判过拉萨尔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而且他引用过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2]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财富的生产离不开物，而不是要和有些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他提出劳动价值论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论多么重要，它在生产过程中都只是一个被动的因素，人们不能指望总是靠巧合从它那里得到新财富。人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他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对于人来说的新价值，这才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例如，马克思指出：“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13]
举个例子，比如这里有土地也有种子，但是它们并不一定能长出庄稼来，即使长出来也可能很少，根本不够人用，可是只要你把种子播撒到土地里，就可以长出一片庄稼来，比如棉花。如果你不去收割这些棉花，那它们也就没什么用，烂在地里了。可是如果你把它们收割回来，它们就可以有很多用处，你把它们纺成线，它们就可以捆东西；你把它们织成布，它们就可以包东西；你把它们做成衣服，它们就可以穿；你把它们设计成时装，那它们除了可以穿以外，还有观赏的价值，它们的价值随着劳动投入的增多越来越大。
从原始社会到现在，人类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难道这些转变都是自然的恩赐吗？显然不是。这是人们通过劳动，积累知识并改造自然才得到的！这个事实是很多经济学家都承认的，例如，马歇尔说：“那些最不容易出产财富的地区现在是最富庶的。北美洲的国家比南美富，南美的国家远比那些靠近赤道的国家富，这里居住着南欧移民。两大陆由北到南人力资源的分层化，基本上影响了现代的贸易方向；但这种影响是自身作用，而不是最终原因。因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国家财富是由人口的特性，并非由自然的恩赐所支配。”[14]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解释和说明这些其他理论没有说明的事实。能够解释和说明事实的理论，就是具有科学性的理论。[15]正是利用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突出了劳动和劳动者的作用，它称资本家投在劳动力身上的资本为可变资本，认为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在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推动技术进步的活的因素和最终原因，因而，可变资本的投入是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和起点。
可变资本包括对劳动力体力和智力的投资，即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健康投资包括人的饮食营养投资、健身防疫投资和医疗卫生投资，它保证可变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劳动力是“活的人体”，有健康的体魄，这样他们才能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正常发挥作用。劳动力的体力及其健康状况是可变资本发挥其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能力的基础，尤其是那些高智力和高复杂度的科学劳动者，更需要强壮健康的体魄，否则，“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16]
教育投资是对提高劳动者素质所做的投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十分重视国民教育的普及，认为教育至少包括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17]，并指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8]。所以教育投资是可变资本投资最重要的内容。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将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技术进步能力，其“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19]。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论述表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提到过的技术进步、知识、剩余劳动力、人力资本、企业家创新等促进因素，最终都要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和创新劳动中才能发挥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际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再借鉴其他经济学家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共同用劳动和创新劳动创造的，经济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靠广大劳动人民共同用劳动和创新劳动来创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新劳动最重要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