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是指能够通过创造可以直接应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践活动的科技成果来满足人们新需要的劳动。如上所述，科技理论型创新劳动是一种创新理论的劳动，它所创造的理论一般还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尚未被“物化”），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则是一种可以把理论成果和原有科技成果更好地应用于生产过程的劳动，它是一种直接生产力（已经被“物化”），可以直接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历史作用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由来已久，在人类历史上一直直接地发挥着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作用。在原始社会，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是伴随着人类的起源而产生的。当原始人制造出第一把石刀的时候，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就随之产生了。原始人在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做出了一系列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例如，钻木取火，制造弓箭，编制纤维，使用金属铜，发明陶瓷、骨针、鱼钩、辘轳、磨盘、独木舟、帆、车轮，驯化牛、马、驴、骆驼等。
其中，使用天然火、保存火种以及人工取火、发明陶瓷技术是在人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历史上，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做出的最早的科技革命（火的发明是人类掀起的第一次能源科技革命）。在现代人看来，这些科技产品很简陋，无法与汽车、轮船和计算机相比，但是，从当时原始人所处的环境及其自身的条件来看，这就显得很伟大了。实际上，原始人的弓箭、狩猎、驯兽、车轮与近代的机床、汽车、飞机的发明和应用相比，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没有弓箭这样的复合工具，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机械和机器；没有车轮，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汽车；没有原始的粗糙纤维编织，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服装。原始时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在自然界面前所显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于今天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仍具有重要价值。
古代人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所发明的文字，是继原始人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火以后的又一次科技革命，从现代的意义上说，这次科技革命是人类的第一次信息科技革命。这是因为它使人类的语言有了一个载体，使人类的远距离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另外，古代人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的冶陶、冶铜技术，促进了手工业的产生，出现了一批新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群体——技术工匠，也促进了人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第一次社会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在古代社会中，中国和罗马的科技在当时是最高的，他们代表当时人类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创造的最高峰。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丝绸技术、铸造技术、造纸技术、磁铁和指南针技术、风车和水车技术、瓷器技术等；罗马人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土木建筑技术、水道、隧道和桥梁制造技术等。其中，古代中国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举世闻名，这不仅表现在当时中国人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创造的科技数量多，而且表现在他们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的科技水平高。
古代中国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不仅促进了本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转变，使其能够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国家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令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它还通过科技转移，促进了西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的发展。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近代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是以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创造的两次科技革命及其产业革命为表征的。
第一次科技革命也叫“蒸汽机革命”。它产生于18世纪30年代～18世纪末。它发生的地点是英国。它是以纺织机的改革为起点，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它掀起了一场动力产业革命。1764年，英国工人哈格里沃斯（1720～1778年）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使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的“珍妮纺纱机”。1768年，汤马斯等人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又发明了水力纺纱机，他们于当年申请了专利。1779年，青年工人克隆普顿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将上面两种纺纱机进行“杂交”，发明了“骡机”，推动了英国纺织技术的革命。1785年，发明家卡特莱特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用蒸汽机带动织布机的“蒸汽织机”，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1783年，英国工人瓦特（1736～1819年）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在前人的基础上，研制出了第一台双向蒸汽机，并得到了推广和使用。纺织机的改革使机器取代了手工操作，而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则实现了从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1778～1840年，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了20倍）[6]，形成了工业资本家和产业工人这两大阶级。后人把这个时代称为“蒸汽时代”。
第二次科技革命也叫“电气革命”。它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是以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为主要标志的。它掀起了一场电气产业革命。英国科学家法拉第（1791～1867年）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于1831年发现的电磁感应定律，为这场科技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1866年，被称为“近代德国科学技术之父”的发明家西门子（1816～1892年）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明了发电机，并得到了广泛使用。1876年，美国发明家贝尔（1847～1922年）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最早发明了电话。1879年，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1847～1931年）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电灯。1889年，西屋公司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交流输电。1896年，意大利发明家马可尼（1859～1906年）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无线电报。有了这些伟大的发明以后，电气工业由此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产生了一群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工业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在1860年的工业生产仅居世界第4位，它的产值仅为资本主义世界的10%，但到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增加了9倍，居世界第一位。[7]
原始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特别是古代工匠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是单个人凭借经验做出的，它主要是封闭的、保守的（正如秘方不外传一样）；而近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则更多的是以多人联合做出的，而且这种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大多是与科学理论密切相关的。此外，近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还改变了过去的分散状态，形成了一个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体系，它与经济密切结合，形成了产业。因此，近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也叫作产业科技创新劳动。近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不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优越于古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并且，它比古代技术更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现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主要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表征的。这场革命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末。它以无线电、电子技术为先导，以微电子学、电子计算机为中心，掀起了一场信息产业革命。从此人类跨进了信息时代。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两位工程师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电子计算机；1947年，巴丁等人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了晶体管；1959年，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又发明了集成电路；1957年，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创造了晶体管（第二代）计算机；1964年，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创造了集成电路（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创造了微机（第四代计算机）。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创造的这场科技革命带来了大规模信息产业（如网络信息产业等），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还发明了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医疗技术等，这些高科技或高新科技作为跨世纪的科技，正在得到迅速发展，正在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巨大的贡献。另外，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以往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特别是近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现代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把开发高科技与促进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改善结合起来，力争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展规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遵守一定的客观规律，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展也有它自身的规律。每种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萌芽—发展—成熟的周期，它的发展速度也相应有一个慢—快—慢的过程，其一般遵循以下几条规律。
第一，“自我增长”规律。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展有其相对独立的自我增长的特点。这就是说，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在科技规范和科技实践、科技继承和科技创造、科技方案与科技试验、科技目的与科技手段、科技结构与科技功能、科技的专门化与科技的综合化等这些科技内部矛盾的作用下进行自我增长和自我发展。上述科技矛盾是促进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自我增长的内部动力。
第二，“兼容折中”规律。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展是使相冲突的要求得到妥协，从中找出最佳方案的过程。人们在运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一般要综合全面地考虑各方面因素，兼容折中，按照最优化的方案，进行最佳化的设计和实施，以便取得最佳效果。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会在这种寻找最优化的妥协中得到发展。
第三，“渐进跃迁”规律。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展是以渐进跃迁的方式进行的，不存在没有渐进的跃迁和突变。虽然过于强调技术发展的渐进性有可能忽视其中的突变性，但这样的表达却可以突出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自身特点。从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展一般都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说法较好地表达了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渐进跃迁特点，如果只强调其中所存在的突变性，则会忽视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中的渐进性和实践性。
第四，“兴衰交替”规律。每种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展都有一个兴衰交替出现的周期。这个周期表现为：开始孕育—快速发展—成熟完善—稳定并趋于退化。如果把这个周期在坐标系中表示出来，会出现一个“S”形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生命周期。
上述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自我增长”规律主要强调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自主性，以及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兼容折中”规律，主要说明的是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在设计、决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原则；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渐进跃迁”规律，表述的是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方式；而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兴衰交替”规律则强调的是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演化规律。这些规律只是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一般规律。事实上，不同种类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都存在各自的规律，这些规律相对于上述规律而言，是特殊规律。
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发明中，发明者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明动力既来自自己的发明心理欲望，又来源于与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相关的经济、政治、科学和教育等这些社会环境。前者是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的内部动力，后者是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的外部动力。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明初期，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者的发明理念、行为、创意等因得不到周围人的同意或认可而受到讥讽、打击甚至迫害。以后，当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者的成果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时，他们就会受到欢迎，成果也会获得迅速发展。另外，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发明方法上，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者要根据社会需要，确定发明对象的功能，然后把发明对象的整体功能分解为若干部分功能，由此对所要发明的对象进行建构，再把这些部分科技建构进行组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最后完成科技发明。此后，该发明经过试制、功能试验、改进、定型直到最后投产。在发明所需要的创造性思维方面，发明者既要运用精确性与模糊性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也要运用系统、信息方法进行科技发明。
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转移中，科技器物转移将会最先得到实施，即超前转移，而科技制度及科技观念的转移则相对滞后，并因此导致在转移双方间产生摩擦。发展中国家既可以单独进行科技引进，也可以通过交换各自的产品或原材料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引进科技产品；转移双方还可以通过相互合作经营和管理等方式进行科技转移。科技转移也体现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的“S”形规律。
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转移中，模仿是主要转移手段，模仿者的比例呈现“S”形曲线，这就是说，模仿者的数量遵循着少—增多—饱和的规律。另外，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转移中，还存在商品输出、直接投资和科技输出的周期循环规律，这就是说，某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企业在进行科技转移时，先是向外输出自己开发的新商品，以此去占领市场，获取利益。当他们在输出地也能够生产相同产品时，该企业便由原来的商品输出改为直接投资，直接利用当地的人力和原材料生产，以此降低成本，回升利益。此后，当输出地企业也能够模仿该产品时，该企业则又改为向当地的企业进行科技输出，以此实现利益的再获得。
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创造中，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者运用先进的科技成果创造的产品，在最初投放市场时，因不能立刻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而处于销售低潮，此后，它将随着消费者的认可、欢迎而出现销售高潮直至达到消费高峰。其他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先后模仿生产类似的产品，并争先投放市场。这时，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发明发展到技术扩散阶段。当许多家企业都生产销售相同产品时，就会出现创新产品的市场饱和现象，直到最后产品过剩，销售又回到低潮。
此时，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企业又通过新的市场调查，进行新的科技创造，开发新的产品，进入新的科技创造周期。这就是说，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创造过程，也存在一条创新初期（低潮期）—高潮期—创新扩散期—饱和期—低潮期的规律。只要掌握了这条规律，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企业就能够在创新高潮期，及时调整创新策略，及时进行新的科技创造，向市场推出新的商品，以此缩短饱和期，避免或推迟低潮期，促使企业持续进行科技创造，保持经济效益的持续性。
上述只是概略地谈一下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发明、转移和创造过程中所存在的特殊规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规律。全面了解和掌握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展过程所存在的规律，有助于科学地开发和使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从而保证直接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能够可持续发展。
三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驱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是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者运用自身或外来的科技成果，进行设计开发，将其并入生产和市场过程，使其产品化、商品化，获得经济及社会效益的活动，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包括以下几种不同的路径。
（一）物质生产路径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从物质生产路径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就是通过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者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和利用各种新材料、原料和新能量以及各种机械设备、各种新工具以及各类新产品等来实现的。
首先，各种新原料、材料的不断发明，使其从原来的自然领域进入物质生产领域，从而拓展了物质生产的存在范围，丰富了物质生产的内容，成为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根基或根源。不难想象，如果人类只停留在依赖于自然界产生的石头上，那么，人类也只能滞留于狩猎等原始社会中；如果没有铁的发明，人类就进入不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乃至工业文明；如果没有晶体管以及各种合金材料的发明制造，人类也就进入不了电子计算机时代和信息社会。
其次，伴随着各类工具尤其是机器设备的不断发明和制造，近代两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以及现代的高科技革命和高科技产业的不断兴起，人类彻底告别古代的工匠技术时代，并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在其中享受纷繁多样、不断涌现的物质文化成果。因此，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通过在物质生产路径中发明和使用能够满足人类新需求的新型科技设备，加快了物质生产发展的进程，奠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物质基础。
最后，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通过在物质生产路径中创新和制作各种产品、商品，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变也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例如，火药及各类武器的发明，虽然增强了人们战胜自然及天敌的能力，但它作为统治者和霸权者的武器，也残杀了无数无辜的人民；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发明，虽然促进各地区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加快了文化发展的进程，但它也成为各种犯罪的滋生温床，成为危及人类生命（交通事故等）、造成环境污染（如尾气排放、噪声干扰）的隐形杀手。这促使人们日益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证自然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确定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向和目的。
（二）制度体制路径
制度体制指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包括国家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体制、法律等，是对这些因素或内容的总括。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科技发明改变了制度体制有关的。在农业社会，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发明的铜、铁等制造技术，促进了各种农耕技术和军事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它促进了社会分工以及私有制、阶级以及国家的形成。在工业社会，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创造的蒸汽机和电气科技革命、现代新科技革命引起了制度体制的重大变革，这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第一，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变革。在农业技术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封建集权统治被资本主义统治所代替。
第二，由人治社会转入法治社会。自从发明了工具机和蒸汽动力机以后，生产由原来的手工化变为机械化和专业化，而自动化则是专业化的更高形式。专业化的形成又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复杂化，即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出现了技术工程师、技术主管、技术官僚等大批中产阶级。另外，机械化、专业化生产导致失业现象严重，加剧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为此，政府被迫颁布了许多经济法律和社会法律。
第三，大规模机械化生产极大地解放了劳动生产力，从而促使民主政治逐渐形成。
第四，机械化、工业化在加剧国际竞争与对抗的同时，又扩大了国际的技术经济合作，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政治的一体化。
第五，信息技术（如计算机技术等）的发明及应用，在权力、法制、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政治制度、体制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变革。日益兴盛的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将会对已有的制度体制产生强大冲击。对此，各国政府正在重新考虑由此产生的权力统治、政治组织结构、劳动与失业、技术统治与官僚统治的矛盾等一系列新问题，以便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制。
另外，计算机技术被应用于政府的决策、领导人的选举等方面，从而形成了技术治国论、专家治国论等理论，这将成为制度体制发展的新生长点，成为未来制度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者及其创造的成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制度体制的组织成分和统治结构，从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三）精神文化路径
精神文化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及过程，它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感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价值观念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因素。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通过精神文化路径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表现在：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所创造的科技成果的使用，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产生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巨大影响。
任何一项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的成果，它本身都包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新的知识和新的价值。这些新的文化特质随着人们对这种科技成果的使用，而进入人们的生产及生活领域中，改变着人们传统价值观念，建构新的价值观念。例如，钟表的发明使人们对时间的认识由模糊变得精确，生产及生活节奏及效率随之加快和提高。现代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又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时间就是生命”愈来愈成为人们现代时间价值观念中的重要因素，从而进一步改变人们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和节奏，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
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者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楷模和榜样，他们所具有的创新意识、风险意识、勇敢、坚韧及奉献精神，也成为人们价值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促进其价值观念的转变。现代乃至当代的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者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整体，这些劳动者不仅在其自身的科技领域中工作并取得硕果，他们还广泛地活动于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已经或正在成为经济、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这样，科技应用型创新劳动者的精神品格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75页。
[2]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375页。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2～83页。
[4] 〔苏〕列·索·勃利亚赫曼：《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第42页。
[5] 〔苏〕列·索·勃利亚赫曼：《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第42～43页。
[6] 盛维勇、张明国、王东梅：《科学技术哲学教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第178页。
[7] 盛维勇、张明国、王东梅：《科学技术哲学教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