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历史背景
一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越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制约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之后不久,法国发动了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越南重新陷入了长达9年的抗法战争,直到1954年北方获得解放。抗战胜利后,越南劳动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在北部地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对私人资本进行国有化,把个体经济纳入合作社,目标是建立只包含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终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计划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在越南有几个含义:一是实行社会主义大生产,包括对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和对农业实行集体所有制,同时进行生产关系、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三场革命”,对私人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二是“集体做主”[1];三是实行集中计划化经济;四是把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五是国家垄断对外经济。
经过5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60年,越南北方的国有企业部门占固定资产总值的83.5%,占物资生产部门流动资金总额的79.6%,占社会总产品价值的38.4%,占国民收入的33.1%,占工业总产值的57.3%,占基本建设部门总产值的67.1%,占商业流动资金总额的80.5%,占社会零售总额的45.7%;而私人和个体经济的工业总产值比重从1955年的89.2%下降到了1960年的5%。在农村,农业合作化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到1974年,几乎所有的初级合作社都转为高级社,97.3%的农户参加了高级社,社的规模调整到拥有200公顷土地,800个劳动力。[2]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所有物资生产部门几乎完全被取消了,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经济的重要生产领域占有压倒性的比重,1974年占工业总产值的97.7%(其中国有企业占72.2%),占农业总产值的69%(其中国有企业占3%),占基本建设的87%(其中国有企业占74.9%)、占商品流动资金总额的100%(其中国有企业占92%)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1.4%(其中国有企业占55.3%)。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剩下微不足道的比重,且主要集中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并以个体形式存在。1974年,只有6.67万名个体手工业者,占工业产值的2.3%。[3]
尽管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越南党内也出现分歧,一些领导人被迫辞职,其中包括长征被迫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但北方社会主义改造初期所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1958年,北方的工农业生产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1959年,越南北方粮食产量达519.3万吨,人均稻谷产量达334公斤,北越成为当时东南亚稻谷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4]这些成就,为越南取得南北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
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方解放,原南方政权“越南共和国”宣布垮台。1976年12月召开的党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越南劳动党”改名为“越南共产党”,并把“越南民主共和国”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此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包括对南方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并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组织生产和流通,使南方走向社会主义大生产,使南北两方的经济趋于一致。实际上,南方解放前的胡志明市周边,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根据越共四大的决定,南方要在5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到1980年,南方90%以上的私人企业被没收或者合并,87%的农户和78%的土地被强行集体化,约1/3的城市人口被赶到条件十分恶劣的“新经济区”。这一过激的政策,导致很多商业资本家逃往国外,南方大部分工厂停止生产经营,大片农田荒废,商业凋零,包括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等数百万人逃往国外,南方商业中心西贡从之前的初具繁华变成一片惨淡破败。
南北统一后,越南效仿苏联模式建立了偏重于生产关系、高度计划化的集中包给制经济体制。越共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并强调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因此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于是,在全国范围大规模投资重工业工程项目,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导致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比例严重失调。不久,全国大规模铺开的大型建设项目,由于资金和原材料短缺而不能竣工,大多数工厂停工倒闭;而农业生产也遭到了破坏,全国人均粮食产量到1978年下降到249.5公斤。1979年,越南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九龙江平原被洪水淹没近半年之久,而此后还连续几年自然灾害频发,越南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出现危机,数百万人口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原本是亚洲主要“谷筐”的越南,却在1976~1980年间,进口粮食达560多万吨。[5]
1981年召开的越共五大尽管对统包统管的做法有所反思,并做出一些调整,但总体思路是继续强调发展重工业,并延续四大的主观冒进的改革思维。而且,此时越南政府领导人的战争思维还没有扭转过来,在越柬和中越边境挑起战争,“被越南称之为‘西南边境和北部边境的战争’,是导致越南经济社会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6]由于军费开支巨大,国库亏空,政府只能靠印发钞票增加支出来源,直接导致了货币贬值。加上1985年9月,越南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流通领域的改革,实行了第二次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对生产和流通市场造成了巨大混乱,通胀率连续几年三位数飞涨,1985年通胀率高达191%,1986年飞涨到775%。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经济社会陷入了全面的危机。
二 国际环境的变化引起了越南领导层的反思
国际环境变化也是推动越南进行革新的重要原因,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越南在抗美和抗法战争时期,获得了中苏等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在统一后不久,越南与中国关系逐渐恶化,中国停止了对越援助。1978年底,越南出兵柬埔寨,这使得原来由于“得道多助”的外援也逐渐被终止,只有苏联每年援助不到20亿美元,也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弹药,而日本等西方国家也停止援助,美国则对越南实行了经济制裁。在没有外援加上国内生产不足的情况下,越南军费开支占财政预算的50%以上。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爆发后,越南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加上物资、外汇短缺,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20世纪80年代开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本国经济发展不佳,经互会成员对越南的援助减少,这使得主要依靠外援的越南的人民生活比抗美战争时期还要艰难。在这一背景下,越南不得不开始转变外交战略。
其次,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波兰从80年代初开始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政治“改组”“改革”“革新”等概念;波兰、匈牙利以及民主德国短暂的改革进程,也受到越南密切的关注。最为重要的是,尽管此时与中国依然处于敌对状态,但越南领导人通过香港等渠道了解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国长江畔召开的关于市场经济理论问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开放政策、建设沿海经济特区、农业改革给原本缺粮多年的10亿人口带来稳定的粮食基础,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被评为1985年的世界风云人物等消息,引起了越南领导人的强烈关注。
另外,在日本和其他东亚地区发生的明显变化对越南同样产生了刺激。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20世纪80年代,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跃成为东亚经济“四小龙”;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正在成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四小龙”出口工业化模式的巨大成功,对越南领导层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引起了他们对越南发展道路的反思。一些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深感不能再沿袭老路子,必须对过去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以尽快摆脱经济社会危机。
在国内和国际因素的推动下,冲破现实障碍寻求发展新思路的思维在越南民间和领导人中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