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与出路
一、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前人对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开辟了一些道路，但是这些道路中却有一些是走不通的。如果强行按照那种道路走下去，其研究将会远远地离开修昔底德的本意。在这些走不通的道路中，最危险的道路就是对修昔底德的过度解释和臆断。这样的问题在前人的研究中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施特劳斯身上。施特劳斯思想的深刻性与他学术研究中过度解释和臆断的广泛性同样突出。他的研究可以称为“施特劳斯式的研究”。
为了强调对修昔底德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舍去施特劳斯研究的深刻性，而单独提出他在研究中的过度解释和臆断问题。
施特劳斯的过度解释和臆断随处可见。如上节所述，施特劳斯曾在一篇长篇文章中分析过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题问题，认为修昔底德的意图在于就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作出一份真实清晰准确详尽的叙述。但是，修昔底德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份叙述呢？施特劳斯认为是因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人卷入其中的最大的战争，因而是迄今为止所有战争中最值得注意者。施特劳斯继续追问：修昔底德为什么要证明特洛伊战争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大呢？施特劳斯自己回答说：“特洛伊战争的名气得自于荷马的诗篇，特洛伊战争的威望得自于荷马的威望；因此，通过质疑特洛伊战争的威望，修昔底德质疑荷马的威望。通过证明古人的虚弱——他们在力量、财富和勇气方面的虚弱——修昔底德证明了古人的故事皆不可靠且不真实；他证明了古人在智慧上的虚弱，尤其是荷马在智慧上的虚弱。通过证明那些投身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希腊人更优越，修昔底德证明了他自己的智慧更优越。……故修昔底德使我们直面荷马的智慧与修昔底德智慧之间的抉择。一如同时代人柏拉图，修昔底德也在与荷马竞赛。”在这篇长文中，施特劳斯在多处都表达了这个意思。他曾说：“我们已经看到，修昔底德的智慧把自身呈现为荷马智慧的一个替代物，更确切地说是荷马智慧的完成。”“修昔底德通过他对这场战争的叙述而成功地挑战了《伊利亚特》的崇高地位。”他还说，修昔底德挑战了荷马，他相信他的智慧应该取代荷马的智慧。[124]
施特劳斯的这些臆断是在厚诬古人。修昔底德之所以写作这部战争史，是因为他认为“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这次战争是所有的战争中最伟大的一场战争。”可见，修昔底德对自己写作原因的交代是很明确的。同时，他对自己的写作目的的交代也是很明确的。他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125]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修昔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目的有两个：第一，展示政治生活的规律，以便使人们清楚地了解过去和将来的类似事件。第二，他想使自己的著作垂诸永远。在修昔底德清楚无误的表白中，根本没有与荷马的智慧竞争的意思，更不是要逼迫读者在荷马的智慧与自己的智慧之间作出抉择。所以，笔者认为，施特劳斯在这里对修昔底德之所以要证明特洛伊战争没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大的解释是完全说不通的，纯属臆断。
在对密卡利苏斯事件的解释中，施特劳斯同样作出了臆断。为了能赶上他的思路，笔者这里从他的一个思想框架说起。
施特劳斯研究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一个宏大的框架，这就是“运动与静止”框架。在上边提到的那篇长文中，他认为，战争是一种运动，正如和平是一种静止。最大的运动预设了对抗者拥有最大的力量和财富。这种最大的力量和财富是在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内积累或储藏而成的。它的积累或储藏并非处于运动之中并通过运动，而是处于静止之中并通过静止。这意味着：最大的静止在时间上先于最大的运动。但是，静止并非人首要的或最初的状态。因为早期的人所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要远远少于当前的人，并且这种虚弱和贫乏是因为运动在过去的时代占主导地位。在最古老的时代，完全没有静止而只有运动。财富和力量凭借静止才出现。[126]
最初，希腊人像野蛮人一样生活，所有人都无分别，均为野蛮人。长久的静止，以及最大的静止，不仅是积累力量和财富的条件，也是希腊性（Greekness）得以出现的条件。希腊性只是例外，是野蛮的海洋里的孤岛。[127]
在《城邦与人》中，他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力量和财富不是在运动中建立的，也不是通过运动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和平中和通过和平建立起来的，好的东西是安定而不是运动，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希腊性也是在和平中建立的。施特劳斯说：“漫长的安定时代才是希腊性出现的条件。”“这个最大的运动削弱、危害、毁坏的不仅是力量和财富，还包括希腊性。”[128]
施特劳斯讲到，在最大的运动中，长期所建立起来的力量、财富和希腊性被使用并耗尽，下降开始了。这个最大的运动削弱、危害、毁坏的不仅是力量和财富，还包括希腊性。它很快就给城邦带来了停滞不前和骚乱，这种骚乱使城邦再度野蛮化。那种通过建立希腊性而缓慢地克服的最凶残的野蛮主义，在希腊这里再度出现了：雅典出钱给色雷斯的雇佣兵，让他们去谋杀希腊这所“学校”所照管的“儿童”。[129]
这是一个过度解释。色雷斯雇佣兵杀害密卡利苏斯一个学校的儿童，是一个悲惨事件。这个事件说明色雷斯人的野蛮，修昔底德对此有明确说法。他说：“色雷斯人种，和一切最残酷的野蛮人一样，当他们无所畏惧的时候，是特别喜欢杀人的。”[130]这个事件并不是修昔底德的某种暗示，暗示成希腊的野蛮化，更没有把密卡利苏斯这所学校的儿童被色雷斯人杀害事件暗示成雅典人使人杀害希腊这所“学校”所照管的“儿童”。
施特劳斯在对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中所存在的过度解释与臆断还有很多。这主要体现在《城邦与人》中。例如，施特劳斯认为，修昔底德被迫通过展示古代的贫弱来证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至高无上，因为人们认为特洛伊战争是至高无上的。特洛伊战争的声誉归功于荷马。因此修昔底德质疑特洛伊战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来质疑荷马的权威。他通过证明古代的贫弱，来证明古代所给出的描述在关键方面并不正确；他在智慧方面证明了古代的贫弱，尤其是荷马的贫弱。他证明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爆发时的希腊是发展到顶峰的希腊，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智慧优胜于荷马的智慧。……修昔底德使我们面临荷马与修昔底德的智慧，并从中作出选择。他参与了与荷马的竞赛。施特劳斯还说：“一句话，也许把修昔底德看作是荷马的竞赛者，比把他看作是科学历史主义学家更具启发性。”这哪里是更具启发性，分明是更具判断的胡乱性。[131]
在谈到修昔底德把特洛伊战争拖了十年解释为是因为金钱的缺乏时，施特劳斯竟然说这种解释很乏味，更进一步说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处理很平庸。他还臆断说，这种乏味和平庸的处理深深地影响了塞万提斯对骑士的处理。施特劳斯的这些解释真是匪夷所思。这里提到塞万提斯受修昔底德的影响，属于过度联想。[132]
施特劳斯在谈到弥罗斯政府不许雅典代表对自己的人民讲话时说道：“正如战争爆发在即，伯里克利不允许斯巴达大使对雅典人民说话一样——因为他害怕斯巴达人可能会欺骗雅典人，弥罗斯政府也保持同样的警惕来防止这种危险。”[133]此处施特劳斯对雅典和伯里克利的意图就领会错了，因为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对此有明确说法：“只要斯巴达人离开他们的本国，雅典就不接见他们的任何传令官或使节。”“如果斯巴达人有话要说，首先要把军队撤回自己的领土内，然后派使节来。”[134]所以，事实并不是施特劳斯所认为的这样。
施特劳斯赞扬克里昂在派娄斯事件中反对和平，是一种卓越的战略性判断。[135]这个观点完全不顾修昔底德的明确说法。修昔底德说：“克里昂主战，因为在和平安宁时期，人们会注意他的不良行为，会不相信他对别人的谗言。”[136]
如果我们没有阅读原著，仅仅依靠施特劳斯所提供的路标来认识修昔底德或其他思想家的话，我们就很有可能得到错误的结论，也就是远离修昔底德和其他思想家本来思想面貌的结论。所以，笔者认为，“施特劳斯式的研究”是一条死胡同。这样说，丝毫不减损施特劳斯研究的深刻性。笔者所要强调的只是，在阅读施特劳斯著作的时候，必须同时阅读他所研究的思想家的原著，以求既能获得施特劳斯深刻的思想见地，同时，又能不被施特劳斯带入彀中。施特劳斯的过度解释和臆断提醒着研究者，解释也要有节制，否则就会成为解释的癫狂。
二、解决问题的出路
以施特劳斯为典型的前人，在对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研究的时候，所存在的这个突出的问题，告诫着笔者：在对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进行研究时，一刻也不能忘记修昔底德本人的原则。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中，修昔底德在回顾了希腊的历史之后，批评诗人和散文编年史家写作的缺点时说道：“我相信，我根据上面的证据而得到的结论是不会有很大的错误的。这比诗人的证据更好些，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他们的主题的重要性；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证据更好些，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不在于说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听众的兴趣，他们的可靠性是经不起检查的。”[137]
批评了错误做法以后，修昔底德提出了正确的做法。他说：“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是研究古代历史的话，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结论。”[138]因此，解决修昔底德研究中的突出问题的原则便是修昔底德本人所讲的“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结论”。
同在第一卷第一章中，修昔底德对演说词和叙事原则的说明也印证了他本人的这一写作原则。
对于演说词，他说：“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139]
对于叙事原则，他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140]
修昔底德本人对演说词和叙事原则的说明告诫着我们，历史的叙事要谨慎地以事实说话，对于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同样也要谨慎地以事实说话。我们的研究必须“用最明显的证据，得到合乎情理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检验。所有形式的过度解释和联想、臆断都为本书所不取。
在对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中，走在“施特劳斯式的研究”路线上的前人很多。他们或是自觉如此，或是不自觉如此。不管怎样，对待前人的研究结论和观点，我们还是要多一点警惕，少一些迷信，力图通过独立的思考，去接近修昔底德的本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