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保罗·圭雷利[1]
焦瓦尼·法雷塞[2]
一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FDI）
自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重要的变化。2012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下降，估计2013年会继续这一趋势。同潜在产出相比，2011年欧元区实际产出为GDP的-1.2%，估计2013年将达到-2.9%。失业人口已经上升至1900万人，2013年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而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状况要优于其他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201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达8.4%。此外，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提升，并增强了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中国和许多亚太国家重新调整了他们的发展战略，区域一体化在加速发展。
在欧洲对华投资停滞不前之际，中国对欧投资却迅速发展，引起了欧洲公众的热切关注。由于很多新的机遇目前尚不确知，人们可能高估了中国对欧投资的风险。欧洲对华投资在1992～2007年的15年间持续增长，使得目前欧盟的对华投资额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不包括维尔京群岛和中国香港，这些地区主要“归功”于“迂回套利”现象，即中国的资金到境外后又以“境外”投资的形式进入中国，旨在享受税收优惠和保护）。这说明在过去的20年里，对彼此的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欧盟和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双方都从中获益匪浅。为此，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并加以讨论。此乃本书选题的出发点，但并非全部，因为这只是意大利裕信银行（Unicredit）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IES/CASS）长期合作出版专论的最新成果。下面仅用寥寥数语介绍一下上述两个机构的十多年的合作历程。
[1] 《意大利经济评论》总编。
[2] 《意大利经济评论》执行主编。
二 长期合作
两个机构合作的最初动力源自意大利经济史学家路易吉·德罗萨（Luigi De Rosa）。1999年德罗萨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经济发展的专著中文版面世，引起了中国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对意大利和欧洲一体化的极大兴趣。于是，意大利裕信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在2002年签订了正式协议，合作先从出版系列专论着手。在长期合作过程中，先后出任《意大利经济评论》总编的马里奥·阿尔切利（Mario Arcelli）教授和保罗·萨沃纳（Paolo Savona）教授，以及执行主编米凯列·巴拉巴多（Michele Barbato）博士，中国方面的罗红波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副所长都作出了诸多贡献，在此深表感谢。我们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就共同感兴趣的专题召开的国际会议和出版的系列专论文集。专论文集的首发式暨研讨会分别在罗马、北京和上海召开，与会者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和学者。
这些文集均经过提前策划，议题从不临时决定，而是选自联合研讨会的热点议题。这些议题源于实践和现实而非理论，但论点都有理论依据和支持。为此，读者会发现本文集讨论的问题与之前出版的文集涉及的选题有所联系，以往议题包括从规模宏大的城市化进程、服务业的发展到金融自由化等，不一而足。
三 结构和内容
本集如同以往分为两个部分，共四篇文章。第一部分讨论中国对欧洲/意大利直接投资，收入了江时学撰写的《“走出去”战略与中国投资欧盟》，姚铃撰写的《关于中国对欧盟投资制约因素的研究》。第二部分聚焦欧洲对华直接投资，收入了弗朗索瓦·勒穆瓦纳撰写的《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阿莱西娅·阿米给尼、马尔科·桑菲利坡撰写的《意大利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格局变化》。
上述四篇文章剖析了近期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趋势、投资策略，以及中国和欧洲在过去几年里在国家和欧盟层面采取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推动欧盟和中国的双向投资需要一些新的观念，而新的态度只能源于新的认识。
1.欧洲（意大利）视角
尽管美国仍然是欧盟15国（指老成员国，下同——译者注）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重要的目的地，但欧盟对亚洲的投资比重正在上升，从1992～2000年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上升到2001～2010年的14%，增加了1倍。2001～2010年，中国内地成为欧盟对亚洲投资最为重要的目的地，仅次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金砖四国中，中国吸引的欧洲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低于巴西。也就是说，欧洲对中国的投资正在迅速扩大，而且有数据显示还有极大的增长空间。弗朗索瓦·勒穆瓦纳指出的这个发展趋势，支持了在中国投资的欧洲公司仍有开发潜力的观点。欧洲对华直接投资的一半集中于制造业（两倍于它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投资），而对服务业的投资仅占45%（欧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服务业投资比重高达61%）。在制造业，最重要的投资目标为化学工业、电脑和电子产品、机械和设备，以及汽车业。对服务业的投资集中于金融服务、批发和零售，吸引的资金相对较少。
当前的形势正在发生迅速变化。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表明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规模空前、城市工人的工资上涨、社会支出的增长，这将有利于一个小康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从而拉动对消费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这些新的发展机遇在未来几年将逐步显现。毫无疑问，它们为在华欧洲企业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当企业对市场的关注超过了对效率的追求之时，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性也就相对降低。
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的情况具有启发性。与其他欧洲大国相比，意大利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增长幅度较小。对华投资仅占意大利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7%，但它的分支机构和从业人员却日益增加。意大利的主要投资领域是纺织和工业机械，德国的主要投资领域是化工、工业机械和汽车业，而法国的主要投资领域是食品、烟草、纺织和化工。阿莱西娅·阿米给尼和马尔科·桑菲利坡指出，意大利的特点在于其主要投资重点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变化，目前正着力于零售业设施建设。德国和法国公司的投资仍集中于制造业的发展。换言之，市场导向的投资在意大利对华直接投资中正变得日益重要。
当然，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如人所愿。2007年，中国终止了对外国投资企业持续了近30年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后，外资公司与中国公司缴纳的所得税率处于相等水平，这表明中国从鼓励投资到提供更多选择的政策变化。此外，欧洲企业家认为中国还采取了各种市场保护主义措施。为此，在欧盟层面上我们能够做什么的问题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审视一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2.中国视角
事实上，增长的不仅是欧洲的对华直接投资，反之亦然。欧盟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亦是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一大接受地区。欧盟还是许多世界领先技术的创始之地。因而，正如江时学指出的，由于中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的“走出去”战略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欧盟对中国企业来讲变得更为重要。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为中国公司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为欧洲各国为平衡预算相继公布了私有化计划。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从2005年的1.9亿美元攀升至2007年的10亿美元和2011年的75亿美元。2011年，中国公司在欧洲完成了44项收购，而2010年仅有25项。众多事实表明，中国公司对欧盟的投资热情在持续增长。
中国政府决心鼓励和劝说更多的私营企业到欧洲投资。这将减轻一些欧洲人对中国的国家资本和公司收购欧洲企业的忧虑。欧洲有足够的空间吸纳外资，亦可从中获利，因为这些投资将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接受国的生产力。在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中，租赁和商业服务位居首位（占投资总额的81%，主要接受国依次为卢森堡、英国、荷兰和冰岛）；其次是制造业（占投资总额的19%，主要接受国依次为瑞典、德国、匈牙利、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和波兰）。
然而，正如姚铃所指出的，欧盟对中国的投资尚存在众多限制。中国企业不仅在技术和创新方面与欧洲企业存在差异，其经营和把握市场信息的能力也落后于国际水平。有些人认为，中国近年来才开始大规模地海外投资，因而还缺乏经验。中国企业在投资当地没有销售和市场网络，也没有聘用熟悉当地情况的顾问和律师，这些都增加了他们的困难。此外，还有制约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直接因素，例如在欧盟层面和欧洲国家层面的限制。在欧洲，中国的国有企业通常要经历更为严格的审批程序。中国企业家将这些限制视为针对他们的保护主义壁垒（欧洲企业家也有类似看法）。那么，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
3.跨越壁垒：更多合作、更多创新
如同在其他众多领域一样，这个问题并无简单的答案，但本专集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投资是欧盟—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对于双方来说利益攸关。对外直接投资在《里斯本条约》签订后应由欧盟统一管理，但时至今日，包括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签订协议在内的双边投资协议仍在执行，而且这些协议的投资保护标准也不尽相同。因此，制定一项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略——包括综合投资协议，已经刻不容缓。
这样做符合双方的利益。谈判将包括双方感兴趣的所有问题。在欧盟对中国投资（无论是新项目还是旧项目）更加开放的同时，欧洲企业在中国也将获得更多的保护。中国的投资不但能令欧洲的资产升值，还能为面临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压力的欧洲创造就业机会。
此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企业和人而不是政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在欧洲和美国，中产阶级不得不面对全球竞争、房地产市场低迷，以及紧缩政策造成的高失业率和储蓄缩水等问题，而新兴国家的新中产阶级队伍却在不断扩大，其潜力可能比预期的要大。就全球范围而言，据经合组织预测，至2020年中产阶级人数将从18亿增至32亿，至2030年将达49亿。其中高达85%的增长来自亚洲。这一全球性重大转移可能会打破现存的供应链，并导致新的投资流动。
显然，没有人会告诉我们哪些产品将被消费，由谁又会在哪里生产这些产品。因此，产品、流程和组织创新将是至关重要的。欧洲和中国的企业都在面临一个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