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与存异求真一脉相承。存异既是求真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求同的前提。不能存异,就无法求真;求不到真,就很难求同。求真和求同相辅相成,只有真才有生命力,才有凝聚力,在真的基础上所求的同,才是真同。同不以真为基础,就是自欺欺人。
对同一问题,人们可能有相同的立场、相同的观点,也可能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这是常态。什么情况下相同,什么情况下不同,在哪些地方相同,在哪些地方不同,具体情况复杂多变。求同是为了达成共识、取得一致。当面对诸多不同时,先将有争议的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存而不论,尽可能地将相同的意见和观点集中起来,形成共识,然后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分析论证、实践验证,逐步使意见和观点向正确的方向趋同,这就是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
求同存异关键在存异。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决策权的领导干部最喜欢讲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认为只有统一,才有威信,才有力量,才有效率。面对不同意见时,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一言九鼎,自己说了算;有的讲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有的讲实事求是,科学决策。不同的决策方法,会带来不同的效果。
假设某市长召开常务办公会,研究城市主干道改造问题,五大十字路口是设红绿灯,还是修高架桥,或者是修地下道,大家有不同意见。此时,市长有三种选择,一是直接拍板,二是按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表决,三是要求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会后各自提出具体方案并做详细的经费预算和效益分析,交通部门将不同方案进行预期效果的对比分析论证,然后议决。可以想象,喜欢一言堂的市长会直接拍板,讲组织原则的市长会投票表决,讲科学决策的市长会先分析比较再做决定。我们在对三种选择的比较中不难看出,第一种选择体现的是长官意志,第二种选择体现的是组织原则,第三种选择体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长官意志下,人们虽不反对,但心中并不服气;在组织原则下,人们无话可说,但真理在手的人会深表遗憾;只有在经过认真分析比较的科学论证后做出的决策,人们才心服口服。三种决策方法有不同的真理含量、不同的实践效果。长官意志下的决策往往不经科学论证,复杂问题简单化,科学问题意志化,真理含量最低,实践中的风险最大。组织原则下的决策集中了多数人的意见,照顾到方方面面,做出的决策虽然不是最好,但不会大错。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将决策建立在可比、可证的分析论证基础上,内含纠错机制和优选机制,是既稳妥又积极的决策。
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体现的是求同存异的思维方法。讲实事求是就要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要在具体问题上求同存异。人们在具体问题上有不同认识,就要通过求是分出是非优劣。求是就是求真,求真就必须存异。
个性和差别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是思维无法改变的客观实在。要保证理性思维的真实性,就必须在存异的基础上求同。共产主义寄托着人类的最高理想,是共产党追求的最高目标,但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开始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情感、利益,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因而不同实践主体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就不同,存在各种认识上的差别,这是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我们不能否认或忽略这种真实,把抽象的未经验证的共产主义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按图索骥。我们只能根据已知的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各种探索性的实践,在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比较优劣,验证真假,稳步推进。
不讲存异,只讲求同,其结果不是真同,而是假同。人们可以强迫或欺骗别人认同某种思想观点,形成表面的认同。这种认同缺乏真实的基础,是经不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假同。假同违背理性,充满变异的可能,一旦强制和欺骗不起作用,在此基础上的所有构建都会瓦解崩溃。
通过灭异的方式求同是违背人性和理性的霸权逻辑,霸权逻辑是自取灭亡的逻辑。二战时期的德国法西斯认为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尤其认为犹太人是应该消灭的民族,实行惨无人道的民族灭绝主义,残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结果是犹太人没有灭绝,法西斯却走向灭亡。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有霸权兴亡的例证,都是从霸开始、以亡告终。
同和异是在同一思维层次上分解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也都有与其他事物相同的共性。在同一思维层次上,个性和共性的分解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在本真的意义上,一个人独特的个性和他的类属性是混为一体的,是我们的思维把这种个性和共性区分开来。之所以做这种区分,是为了我们的思维目的。当我们考察一个干部是否具备职务资格时,这个干部的个性特质和他的组织属性(党员、公务员、领导干部)是混为一体的。个性特质是个人思想和行为的领域,组织属性是按组织要求应有的属性,体现在组织规范上。不区分个性特质和组织属性,我们就会把干部当成说同样话、办同样事的“机器人”。失去了个性特质的“机器人”干部,是不可能有创新开拓精神的。区分个性特质和组织属性,在个性特质上存异,在组织属性上求同,合理地把握个性特质与组织属性的人格统一性,是我们考察和使用干部的理性思维。我们习惯说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其实很多情况下,是这个人的特点。从个性特质上说,无所谓优缺点,只有以组织属性或社会属性来判定时,才有优缺点之分。
一般来说,求同遵循的是共性原则、多数原则。共性是抽象出来的,容易失真;多数是向中间层的聚集,容易庸化。要保持求同过程中的真实和优化,就必须在各个思维层次上存异。人们常说,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其实,任何真理最初都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人们把求同的多数原则绝对化,那就会导致真理的泯灭。
中国有13亿人口,以不同的职业、行业分布在村(社区、工厂)、乡(镇、街道)、县、市、省的不同层次上,要形成一个既有统一意志又充满活力的国家和民族,就必须既要在组织属性上求同,又要在个性特质上存异。我们的制度和体制既要有确保统一意志的刚性,又要有确保个性活力的弹性。从国民到国家,中间有许多层次,从最低层次的普通公民到最高层次的中央政府,既是多层次的求同,也是多层次的存异。在每个层次上,都能明确哪些是该求的同,哪些是该存的异,既不因强制求同而失真,也不因强调存异而致乱。大国秩序贵在求同存异、化异趋同,万象归一统,一统生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