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三种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交汇、碰撞和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西方文化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近现代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百多年来，三种思想文化潮流在中国交汇、碰撞、融合，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生态，影响并主导着中国的文明进程，对中国社会的走向起着决定作用。中国现实社会的深层矛盾和冲突，都与这三种思想文化的纠结相关。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在世界的和平崛起，首先必须促进三种思想文化的融合，形成既能传承历史，又能引领潮流、走向世界的一体化的中国新思想文化。

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经历了五千年文明洗礼，形成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其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深深地植根于中华儿女身心之中，是中华文明历史传承的主流文化。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屡屡遭受内乱、外侵，之所以不灭种、不断代，能将古国文化传承至今，就是因为中华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聚合能力和存续能力。现实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用的语词概念、价值判断标准、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目前，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有关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易经、儒家、道家、法家等国学经典琳琅满目，国学大师亦俗亦雅的各种讲座频频出现在大学和城市的各个讲堂，可见国学生命力的强盛。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自由民主思想、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相继传到我国，渗透到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影响我国社会生活和制度选择的参照系。英语作为从小学到大学的基本课程，已成为国人的文化符号并融入知识结构，康德、黑格尔、笛卡尔的哲学，斯密、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格劳修斯、卢梭、孟德斯鸠、边沁等的政治学和法学，其思想理念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并影响到我国政府决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等政治元素，主导着中国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成为国人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既相互融合又不失其真，在与西方现代文明交汇中既能合流又能导向，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时代课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力图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毋庸置疑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制约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传承历史、引领潮流、走向世界。这些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强调“仁政”与“和谐”，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相矛盾；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关于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相冲突。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围绕走什么路、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以什么为纲、以什么为中心、朝哪个方向发展、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前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经历了“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后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内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各方面的改革，对外不断扩大开放。前30年的主旋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后30年的主旋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文化的多元交汇和深度磨合。

三种思想文化的交汇、斗争和磨合，不断引发中国社会深层的一系列变革。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都能感受到三种思想文化的矛盾和冲突。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试图独尊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清洗，结果导致思想混乱、政治失控、经济几近崩溃。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面向西方世界的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了，但深层的政治矛盾、利益冲突、观念冲突却日益尖锐复杂，到了不解决就可能爆发全面危机的地步。

传统文化的忠孝礼义要求我们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要求我们做一个奋力拼搏的人，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要求我们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安分守己、奋力拼搏、无私奉献是三种不同的行为机制和人格特征，人们在人格定位和行为取向上处于三难选择的尴尬。西方自我为主的道德，中国传统的仁和道德，马克思主义的党性修养，在道德的取向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冲突。汶川地震范美忠该不该跑，南京摔倒的徐老太该不该扶，郭德纲的相声算不算“三俗”，人们在热议之后又显得茫然无语。根本原则上的冲突导致深层问题的无解，从而导致思想和行为的混乱、失控。为了顺应现实，人们不究本源，只求利益，在表面上下功夫，官员追求政绩，平民热衷赚钱，理论家敷衍理论，科学家亵渎科学，官场浮夸，民间浮躁，学术浮飘。“浮”风盛行之下，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被庸俗了（功利化、工具化了），千百万人为之付出生命的马克思主义被讲乱了（“左”派、右派、杂派莫衷一是），引领潮流300年的西方文明被讲偏了（不问根由，断章取义，各取所需）。长此下去，中国就会出现叶茂、干弱、根浅的病态，一旦遇到飓风，后果难料！

现实的表象使人迷茫、错乱、浮躁。权、钱、色、名、利，日益膨胀的欲望，如果失去理性的约束，就会成为引人走火入魔的“五毒”。它会泯灭人们的良心，销蚀人们的骨气，腐化人们的灵魂，将人逐步异变为政治动物、经济动物、文化怪物。走火入魔的“五毒”是寄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癌细胞，不从根本上消除，就可能出现“现代化”鼎盛之时就是社会机体败亡之日的悲剧。

二

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从浮躁到理性的新时代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结合点。第一，以人为本的理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理义相通，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思想异中有同，为传承历史、走向世界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既能汇聚潮流，又可引领潮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二，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党作为先锋队的先进性与国家的全民性和社会发展的和谐性统一起来，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主体概念统一在以人为本的宗旨上。国家是人民的社会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是由中国人民优秀分子组成的既代表国家又代表人民的政党，党立足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政权。这是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是党作为执政党的法理基础。在此法理基础上，可建立和完善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开创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第三，从以人为本理念引申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明确了发展的目的，规范了发展的路向，界分了发展的误区，为实现发展的整体性、共同性、公正性、有序性、长远性确立了原则和方法，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发展的本质，丰富了发展的内涵，指明了发展的路径，为充分发挥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功能把握了方向。

第四，与以人为本理念相辅相成的和谐社会理念强调了人际之间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它为满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主体的发展诉求，为消除各种矛盾、化解各种冲突，实现制度功能最优化和人民利益最大化明确了制度取向。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三种思想文化的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消除迷茫、错乱和浮躁的病态现象提供了治本良方，开启了中国理性文明的新时代。

三

以人为本必然追求思想解放 以人为本首先是确立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自由人联合体”的构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之处在于它的“解放”理念。首先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解放，再就是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进而更重要、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从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制和压迫中得到全面解放，成为可自由发展、充分发展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以“自由人”为社会元素，组建“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实现了阶级、民族和国家的解放，夺取了政权，确立了执政地位，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每一个具体的人从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压制和压迫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自由人”。这是更漫长、更艰巨、更精细的历史过程。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启动了这一过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新的命题开始了新的实践。

人的解放是全方位的解放。从被压迫阶级变为国家主人，享有宪法赋予的公民权，是政治解放；从被奴役、被剥削者变为自主劳动、自享劳动成果的劳动者，是经济解放；从迷信、愚昧的文盲、半文盲变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是文化解放；从包办婚姻到自由恋爱，从宗法治理到民法治理，是社会解放。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的解放史，人类对社会制度的选择关键在于看哪个制度最有利于人的解放，最有利于人的发展。

人的解放首先是思想解放。人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文化解放、社会解放，归根到底是实现人思想和行为的自主权。行为受思想支配，思想的自主权更为重要。追求思想的自由自主是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源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改革创新、发展进步。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桎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三个有利于”的论断，走出了姓“资”姓“社”的误区，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一国两制的构想，创新了国家制度，为港澳回归和国家和平统一找到了出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命题，突破了制度和体制的禁区，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党的理论，为党的建设和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了发展的新思维，展示了发展的新境界。

以人为本的新思维，必将思想解放的主体扩展到每一个人，将思想解放的内容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思想解放的“大主题”上，我们已突破了不少禁区，形成了与时俱进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但在涉及每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小主题”上，人们的思想深处仍然受制于强权势力、习惯势力和旧的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潜规则”盛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思想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或思维弃权，或不敢说“不”。从有组织的官方思想解放到自发的民间思想解放，从全局性的“大主题”的思想解放到全方位的“小主题”的思想解放，将引发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促使中国社会在更深、更精细的层面上实现质的飞跃。

四

以人为本必然指向社会公正 以人为本意味着尊重每个人的应有权益，建立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权益的社会制度，实现被绝大多数人认同的社会公正。

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不同于阶级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的社会公正。阶级利益至上，强调统治阶级的利益优先，由此形成以统治阶级为核心，按不同阶级、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利益关系远近确定利益格局，所谓社会公正是大格局不讲公正（如城乡二元格局）、小格局才讲公正（如同厂工人之间的工资分配、同村农民之间的工分分配）。国家利益至上，强调国家整体利益优先，先强国后富民，从而形成强国与富民不同步的利益格局，所谓社会公正是无条件的强国，有条件的富民。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对各阶级、各阶层、各地区、各利益主体统筹兼顾，一视同仁，力求实现社会各成员的利益合理化和最大化；从持续发展的角度处理国强和民富的关系，寓国强于民富之中，含民富于国强之内，力求强国与富民的同步实现。

以以人为本的理念审视现实的发展格局和利益格局，我们发现要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有很多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主要是：（1）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在政治地位、经济利益、文化权益各个方面差别太大，二元化趋势严重；（2）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发展失衡，地区性差别越来越大；（3）社会各阶层收入差别过大，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4）凭借特殊身份、特殊地位、特殊关系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偏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破坏了公平竞争的规则；（5）官商勾结、潜规则运作形成的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一方面不断暗开不正当利益的渠道，一方面不断增加公众支出成本（如房地产市场）。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就必须在改革和发展中合理调整现有的发展格局和利益格局。

五

以人为本必然引发创新潮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向人们展示了发展的新境界，为现实点亮了理想之光。人们将各种理想、各种期望聚焦在未来的发展上，使发展更具有激活力、想象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以人为本的发展意味着发展的立足点是每个人所处的现实，着眼点是每个人发展的理想，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是个性化的发展轨道。当每个人都有理想且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发展过程必然是充满活力的竞争过程，而竞争过程必然是创新者胜出的过程。以人为本必然激发人的创新活力，必然以创新促进发展，以创新引领潮流。

当创新成为人们的自发行为时，不可避免地对现实产生强大的冲击力。主要是：（1）人人要求教育、就业机会均等，必然引发对现有教育体制、就业体制不合理状况的批判，提出改革的要求；（2）有志于科学研究、发明创造的人们要求在科研经费的支持上一视同仁，在科研成果的评价上公正合理，必然引发对现有科技管理体制和成果评价机制不合理状况的批判，提出改革的要求；（3）有志于国家公务管理的人们要求公务员系统的进入机会均等、评价指标合理、任免程序公正，必然引发对现有官场规则不合理状况的批判，提出改革的要求；（4）有志于市场创业的人们要求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竞争自由平等、市场规则公平合理、信用机制健全完善，必然引发对现有经济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不合理状况的批判，提出改革的要求；（5）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人们要求国家对国民福利一视同仁，关注弱势群体，必然引发对现有公益事业布局和管理不合理状况的批判，提出改革的要求。上述“要求—批判—改革”所形成的冲击波，其实就是创新的三个关键环节。没有要求，就没有目标；没有批判，就找不到突破口；没有改革，就实现不了应有的发展。理想意识、批判意识、改革意识是创新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国民素质。

当国民都具备了这种素质时，整个中华民族就真正站起来了。在理想信念的指引下审视现实，在改革创新中持续发展。这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我们展示的发展路线。

六

以人为本必然以理为治 以人为本必然追求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必然带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不会造成思想混乱，进而引发动乱？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1956年毛泽东首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度出现了思想大解放的局面，但1957年的“反右”运动迅速结束了这种局面；“文化大革命”时期，倡导“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造成了长达10年的思想混乱；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思想观念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潮涌而来，引发了严重的观念冲突，遂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遏制。由此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不想解放思想，而是解放思想的底线难以把握。以中国共产党的经典理论为底线，就难以容忍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然而，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今的世界潮流以西方文明为主流。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传承历史、引领潮流、走向世界，就必须直面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那么，思想解放的底线就必须定义在中国共产党宗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思想相互包容的区间内。这个区间内的思想是可沟通、可融合、可规范的，以此为底线的思想解放不但不会造成思想混乱、引发动乱，反而能在相互沟通中融合，在融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要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就必须对现有发展格局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要调整，就要有调整的根据。怎样才算合理，怎样才算公平，需要理论规范。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所持的理论根据也是不同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按资分配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可调控地统筹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生产要素流向价值增值高的地区和部门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规律，强势群体希望“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弱势群体希望“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原则、本质、规律、民意的基本层面存在诸多冲突的情况下，如何定义社会公正、如何实现社会公正，既是理论的难题，更是实践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从根本上寻求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寻求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点，在这个结合点上定义社会公正，建立理论规范，确定实践路线。

要引领以人为本的创新潮流，就必须在是非、善恶、利害、优劣的判断上确立价值标准。而要确立这个标准，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思想观念中的是非观、善恶观、利害观、优劣观融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价值标准。有了这个标准，人们才能有理想而不乱想、有批判而不动乱、有改革而不乱政、有发展而不乱步。

所有这些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归结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融合上，而融合的成果既不能是强制性的拼盘，也不能是混杂性的合成，更不能是“四不像”的怪胎，只能是“一理贯之”的新理念以及在新理念指引下的新路向。

在“自由人”的世界里，强权势力、权威人物都不可能真正服众，能服众的只能是大家公认的“理”。以人为本，建立最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信服的理的规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潮流中确立理的主导地位，以理服人、以理治政、以理外交，建立发展的新秩序，是中国传承历史、引领潮流、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三大潮流在中国的交汇、碰撞和融合，必将形成新的思想文化、开启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