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诠释“帝国”与“帝国治理模式”
要解答上述问题，就需要对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帝国”和“教化工程”进行一番阐释。首先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是“帝国”一词。若将“帝国”一词用于形容明清两代的统治，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解，甚至感到不安或不快。在多数的中文语境之中，“帝国”（Empire）这个词太多与“帝国主义”（Imperialism）联系在一起，让人联想起19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殖民帝国，特别是大英帝国。在久习于革命话语训导的语境中，帝国被理解为（甚至是具象化为）一个对领土和权力贪得无厌的饕餮巨灵（Leviathan）。帝国惯于穷兵黩武，依靠坚兵利器鲸吞周边的国家，攘夺其所至之处的所有财产和土地，并且使用种种酷戾手段役使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这种眼光之下的“帝国”几乎成为了七宗罪中“贪欲”的化身和残暴的代名词。尤其是19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帝国扩张领土的目的已不仅仅是在舆图中添上更为宽广的国界线——那种为扩张而扩张的旧帝国主义模式已成明日黄花，而为新的模式所取代。此一模式下，“帝国”扩张的目的，乃是经由政治控制以获取经济利益。[14]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殖民帝国的触角开始触碰中国，并最终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成功地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当中。按照上述观点，中国就自然而然地沦为了“帝国”的受害者。[15]“帝国”和“帝国主义”成为了近代中国建构的饱受伤害的历史记忆当中负载屈辱最多的一部分。
本书在这里无意否认近代中国遭受过殖民帝国带来的灾难。但需要指出的是，用一个在19世纪生成的“帝国”概念去指称17世纪、18世纪甚至更往前的中国情势，实为大谬。然而，沉溺于近代对“帝国”明显带有贬义的定义之下，而对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则又是一种杞忧。同时，这也使我们忘却了“帝国”这个词在中文中最基本也是最原初的定义——只需将组成这个名词的两个字分开解释再合并在一起即可：“帝国”就是由皇帝统治的国家。中华帝国拥有“帝国”这个词的基本概念所引申出的三个最基本特征：以皇帝为中心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维系这一集权体制所需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以及在这一体制统治之下的广袤领土。[16]故而，在本书中，我们用“帝国”去指称明、清两代的中国，毫无疑问是极为恰当的。同时，在本书中也运用了与明、清两大帝国类似的概念，如明代、明朝、清廷、清朝或清代等。
但是诚如前文所言，“帝国”这个概念亦需要进行复杂化的理解。如前所述，帝国是一个版图非常“巨大”的国家。诚然，翻开历代舆图即可看到，中华帝国自秦汉直至明清，领土不断扩大，版图也像宣纸上滴下的墨汁一样不断向四维扩张，形同西方殖民帝国之所谓“扩张主义”（Expansionism）。然仔细查考，实形同而质异。中华帝国的所谓的“扩张”，在帝国时代的时人眼中看来，则更多的是恢复传说中帝禹所划分统御的天下九州的旧疆，并将帝国在那里的统治巩固坐实而已。[17]从另一个更为现实的角度来讲，中华帝国周边环伺的边疆部族对帝国的侵扰不断，使帝国防不胜防。帝国不得不以攻为守，借扩张为手段以剪除威胁，保障边疆安全。而对本书所研究的清帝国来说，虽在一向以中国自居的汉人眼中视为异族，然其定鼎中夏后，即以前朝汉人政权之统治中心为中心，以中国为帝国之重。清而视明，确系版图大广，然而仔细查考其扩张之领土，除清人龙兴之地满洲以外，即为其协同盟友蒙古、新疆二地。清之视蒙、疆，视为外藩屏障，非是征服而来，惟其僭号不臣，清帝国方以宗主的身份去讨伐叛逆，若其倾心称臣归附，则清帝国待之殊礼，许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自治”，远不同于在帝国的核心地区所实行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经常被滥用的术语，即“中央集权”（Centralism）。套用泰勒（A.P.Tayor）讽刺性的比喻，这个词常常让观看者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怪诞景象：帝国的统治者——皇帝像盘踞在网上的蜘蛛一样，挥舞着无数只手臂，操控着手下的大群提线傀儡般的官僚对整个帝国进行统治；皇权从皇帝那里通过这些官僚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又从帝国的各个地区汲取养分和忠诚以使帝国国祚绵长。这种解释看似可以自圆其说且条理分明，但却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帝国之所以为帝国，恰因其复杂性使然。对一个体积庞大的帝国而言，其能够真正进行直接控制的就只有它的帝国中心及其周边的核心区域。而与帝国中心山河杳远的边疆地区，帝国则手段有限，力所不及，只能采取派驻代理人的间接的统治方式。对帝国而言，要整合其境内的或远或近的不同臣民，就不得不向广阔的空间让步。本书所讨论的清帝国，即是最为典型的范例。统治着一个领土广袤包含着不同种族和人群的清帝国，其真正能够直接进行管理的地区，其实就只有京师以及周边的直隶地区。对环绕其外的更为广大的帝国领土，则按距离帝国中心地区远近，施行从半直接到间接再到自治的统治和管理。
前两种情况所囊括的地区，乃是儒家经典《尚书》中所划定的“天下”范围，即是前文所提及的“禹贡九州”。清帝国将其划分为十八个行政区划——“省”，由帝国中央向地方派驻代理人的方式进行治理。但具体而言，亦各有别，最为靠近帝国中央的受帝国半直接控制的省份与帝国直隶的省份，如河南、山东、山西等省，[18]常被合在一起称为“内地”，若从文化和种族的角度来看，则这些以汉人为主要臣民构成的省份亦被狭义地称为“中国”或是“中原”。基本上，这些省份只存在一套帝国的地方官僚体系，同时也是清帝国从明代继承下来的一整套汉人政权的官僚体系，包括从巡抚直至下层的知府、知县等。那些帝国实行间接统治的省份，则处于帝国边缘，与邻国[19]或与下文将要提及的第三类自治地区交界的省份，如广西、云南、贵州等省，这些省份固然亦存在总督、巡抚等来自帝国中央授权进行统治的正规地方官僚体系，但同时亦存在一套与帝国官僚体系平行的具有半自治性质的“政治共同体”[20]，这些政治共同体一般是山林草泽之间非汉族裔所组成的部族政权（“苗蛮之属”[21]），如桂、滇、黔省的土司和苗寨等，帝国同意这些部族政权在政治上实行自治（“各君其君，各子其子”[22]），作为交换，这些部族政权认同帝国的统治并对其输贡臣服。[23]而第三种情况，如蒙古、新疆、西藏等，清帝国则如前所言，采取更为经济也更为实际的方式进行治理，仅仅是将其以藩封待之，派驻将军或是大臣作为参赞，以提醒这些半自治的王公和活佛们，帝国天威近在咫尺。
如前文所述，在传统的治史者眼中，清帝国对于这些不同的地区，采取一种同质性的统治策略——“汉化”策略，有关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兹不多述。现在正在兴起且方兴未艾的“新清史”研究，则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目光投在清帝国的内亚部分，即上文所述的满、蒙、藏等第三类地区，着重研究清帝国对第三类地区的武力拓殖以及对当地“少数人群”的控制。“新清史”常将清帝国与欧洲地理大发现以降兴起的拓殖帝国相提并论，并且声称找到了两种帝国模式之间的若干共同点。[24]尽管“新清史”在叙述中会不断提醒自己和读者清帝国与西方殖民帝国截然不同，但在“新清史”的具体研究中，将西方拓殖帝国的诸种特征拿到时空背景大相径庭的清帝国身上进行“对号入座”，得出的结论自然给人以清帝国绝类西方的殖民帝国的感觉。[25]这就使得“新清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前文所言的用19世纪生成的西方“帝国”概念去阐释时空迥异的清帝国的自我矛盾当中。[26]近来有学者在继承“新清史”多元的研究视角之基础上，开始纠正其太过关注满、蒙、藏等第三类地区的偏颇，重新关注清帝国治下的内地省份，“江南”成为他们关注内地省份的代表。张勉治的研究以“南巡”为视角，认为清帝国对江南这一内地省份的治理如同第三类地区一般，采取“武力威慑”的策略。[27]杨念群的新著则从更全面而多元的角度探讨了清帝国治理江南的策略，认为清帝国作为异族政权能够建立其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现了对核心文化区域“江南”的成功改造和治理，其对江南的治理策略与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方略颇有不同，并非传统“汉化模式”所能完全解释。[28]
除了第一个“汉化”的治理模式研究以外，后面两类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选择具有鲜明特征的区域进行研究，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不是满、蒙、藏等这些不入传统帝国划定的“九州”之内的帝国的内亚边疆，就是全然为汉人的内地省份。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各具鲜明特色的地域之间并非有一条完全泾渭分明的边界，而是有着一条绵长而广阔的过渡地带，恰如前面所提到的墨汁譬喻，以京师为中心滴下的帝国权力的墨汁，在帝国舆图的宣纸上由近及远向四维扩散，每向远处扩散一些，权力的墨色就随之变淡，由墨色最重的汉地之“中国”至墨色最浅的边地的“蛮夷之所”和边疆的蒙、藏之区，中间有着自然而宽广的渐染之处，而这块渐染之处既非完全的内地，亦非全然的边省，处在一个非中非外的特殊之地，故而不是被随意划归内地，就是被推至边境，时常被轻易地忽略不提。但恰恰是这种归属的模糊性，成为了这块横跨边界的渐染之地最大“特色”。也只有这块尴尬之地，方能最好地显示出清帝国统治模式的多元特色的标本，因为帝国不得不将统治内地和边省的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模式以种种恰到好处的方式整合在一起，方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
再没有哪个省份像广西一样如此鲜明地具有“渐染之地”的全部特征了。在17世纪一部由私人编纂的百科全书《三才图会》[29]中，编者如此介绍广西这个模糊而尴尬的地方：
广西，古百粤地，当岭南右偏，三江襟带，提封甚广。然内给藩封，外困边圉，而风声气习，又视广东特异。如府江绵亘八百里，则已半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为寇窃。不但古田、荔浦县苦其蚕食而已。浔州则大藤峡跨在黔、郁二江之间，诸蛮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则投窜。虽有上隆州五屯所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兴安、西延六峒与武冈州、阳岗接壤，徭实据之，是为桂林北境之患。柳、庆以西，则八寨号为盗区。洛容怀远，竝罹惨毒，而宾州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带，惟岑氏最强，思田既已残破，则泗城州犹婴樊之虎计，非削弱不可也。
广西“内给藩封，外困边圉”，跨越内地和边徼两个区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融合在了一个行政区划当中。对身在“中国”的汉人来说，这个模糊之地无疑是相当危险的，时时有蛮夷剽掠之险。身在此处，不免给人一种无所归属之感。
同时，《三才图会》编者亦指出，正是这种模糊性使广西内部危机重重，帝国对其难于治理。这丝毫不奇怪，因为处于临界点上的事物最难把握。帝国对地方治理的一个关键之处就在于如何拿捏分寸，恰到好处。对帝国直接和半直接的内地省份，其内部凝聚力较强，帝国视之若坚硬磐石一般，需要竭力抓在手中；而边省苗蛮和塞外蒙藏则各为君长，不相统属，如同一盘散沙，抓得愈紧，沙子就从指缝间流得愈快，故只能用手轻掬。而对像广西这样处在临界点上的省份而言，则如同介于磐石和沙子之间砂石，抓得太紧，则会变成沙子从指缝间流失；而动手太轻，则又难以抓牢。帝国治理之难，恰在于此。可以说，帝国对广西的治理并不属于上文所提及的“汉化”、“边疆”与“江南”三种治理模式。那么，帝国的权力究竟以何种方式深入广西？当采取如何方式方能恰得其当地将其握于掌中？面对这样一个模糊而尴尬的非中非外之所，帝国又当采取何种治术以治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