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林朝虹[1]
摘要：潮汕方言歌谣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历史价值、民俗价值的民间口头文学，是一笔难得的人类文化遗产。以前此歌谣集和资料本存在着收集数量偏少，对象界定模糊，体式界定不清，用字不究、少有注释，版本不同、面目有异等问题。而明确歌谣结构形式，界定体式；采用合理方式选取歌谣，取舍有据；遵循用字原则，通过比较辨析，统一歌谣用字；运用方言学研究成果进行歌谣的注释以及按照歌谣主题，兼顾表达形式进行分类，这五个方面是在对上千首歌谣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原则和方法。总之，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对歌谣进行收集整理，将还原失真了的材料，使歌谣文本更接近原生态，更具研究价值，更有利于传承。
关键词：潮汕歌谣 收集 整理
歌、谣分称最早见《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传》：“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2]也就是说，是否“合乐”是歌和谣的最大区别。潮汕方言歌谣，丘玉麟在1929年出版的《潮州歌谣》代序中称之为“潮州歌谣”[3]，在其1958年出版的《潮汕歌谣集》中称为“潮汕歌谣”[4]；金天民称“潮歌”；陈亿琇在《潮州民歌新集》前言中称为“潮州民歌”[5]，简称“潮歌”；马风在《潮州歌谣选》代序中称“潮州歌谣”[6]；潮汕地区群众习惯叫做“畲歌”或“歌囝”。
这种流行于潮汕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究竟是“歌”还是“谣”？
据杨方笙研究，他认为：“现在尚在流行或可见的潮汕歌谣明显是‘谣’多而‘歌’少。潮汕传统婚礼上的‘青娘歌’因为是仪式的一部分，保守性强，因而还保存着歌的传统。其余的不论是儿歌、生活歌、爱情歌还是时政歌，多是只念不唱或只诵不唱的，那便只能叫做‘谣’了。”[7]据笔者从小至今所接触的歌谣，除了专门谱曲歌唱之外，民间口耳相传的、大人唱给小孩的也都是“徒歌”。正因为潮汕这种民间歌谣是谣，不是歌，因此叫“潮歌”或“潮州民歌”都不甚恰当。
旧时还将潮汕地区的民间歌谣叫做“畲歌”，例如歌谣“畲歌畲嘻嘻，我有畲歌一簸箕”。“畲歌”的得名，杨方笙在《潮汕歌谣》中引用学者的解释：“潮汕历史上有过一段较长的民族融合过程。夏商周时期，潮汕属于南蛮；秦汉至南北朝，潮汕的土著先民是越族的一部分；隋唐以后，生活在潮汕土地上的便有畲族和疍族；到了宋代，中原的汉族移民以及汉族文化已在潮汕获得优势和主导地位，但山中的畲族和水上的疍族影响还是不小。中原汉族文化、畲族文化和疍族文化相互间既有碰撞、又有融合。”[8]这符合文化上的交互规律，潮汕汉人喜爱畲歌的某些表达形式，甚至把融合了某些畲歌特点的歌谣叫做“畲歌”，也不足为奇，但不甚准确，容易与畲族自己的民间歌谣相混。
把潮汕地区的民间歌谣称为“潮州歌谣”或“潮汕歌谣”，都是以地域命名，不太准确，因为潮汕地区还有客家山歌和畲族歌谣；叫“潮语歌谣”或许妥当些，称 “潮汕方言歌谣”则更为准确。
一 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历史概述
潮汕歌谣的收集整理有两个高潮期。
一是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民间歌谣活动的高潮时期。毕业于北京大学的潮人丘玉麟于1929年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谣》（下称丘本1），称得上是筚路蓝缕的开山之作。金天民于1929年秋出版《潮歌》。同年，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会《民俗》杂志分期刊登了昌祚、鸣盛合编的《潮州儿童歌》。1945年林德侯编写《潮州歌谣》。这一时期是潮汕歌谣的初步整理阶段，做了许多属于比较筛选、正音正字等研究的前期工作。
1958年丘玉麟选注的较为完善准确的《潮汕歌谣集》（下称丘本2）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民间文学采风时期。80年代国家编撰《中国歌谣集成》，当时潮汕各县市编辑了潮汕歌谣资料本，共采录了上千首歌谣。八九十年代还陆续出版了几本歌谣集，如王云昌、孙淑彦《潮汕歌谣选注》[9]（下称王本），马风、洪潮《潮州歌谣选》（下称马本），陈亿琇、陈放《潮州民歌新集》（下称陈本），黄正经《音释潮州儿歌撷萃》[10]（下称黄本），林伦伦主编《潮汕歌谣新注》[11]（下称林本）。这一时期是潮汕歌谣收集的鼎盛时期，对歌谣的分类和表现手法做了初步探究。
21世纪以来，编选歌谣集的人少了，就笔者所见，仅此二种：蔡绍彬于2003年编辑出版了《潮汕歌谣集》[12]（下称蔡本），很是难得；杨景文于2010年以“歌册”之名出版了《短篇潮州歌册选》[13]（下称杨本），但其中多为歌谣，也可视为歌谣选集本。
二 歌谣收集整理的现实意义
如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去收集整理数量上千首的，不掺杂畲族歌谣、客家山歌的《潮汕方言歌谣评注》，对民间歌谣乃至潮汕文化的传承将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汕歌谣，渐渐失去了生存空间，处于濒危状态，必须及时做抢救性的搜集整理
潮汕方言歌谣是潮汕文化传承的一种载体，具有明显的民系族群地域特征，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民俗价值，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类别。保护潮汕方言歌谣，守望民族精神家园，就是保护人民的智慧和传统。
以前，潮汕地区大人哄小孩时可能会唱起歌谣，小孩最先学会背诵的也许就是潮汕歌谣，孩子们还可能边做游戏边唱歌谣。而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重视程度越来越淡漠，小孩进入幼儿园唱的也是普通话的儿歌，潮汕歌谣已失去了生存的语言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这对歌谣的传承是致命的一击。
据笔者2011年9月在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中文专业二年级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籍部分学生中所做的问卷调查，对于“畲歌畲嘻嘻，我有畲歌一簸箕”这样的经典歌谣，竟然只有9%的学生知道是潮汕歌谣，25.8%的潮汕学生从未唱过任何一首潮汕歌谣，孩子们已不知道“畲歌”为何物了。如今，许多潮汕年轻人对自己民系的歌谣非常陌生，甚至在潮汕老人中也很难找到那种原生态的口头歌谣。
潮汕歌谣已处于濒危状态，抢救与保护濒危文化遗产迫在眉睫。著名语言学家、潮汕文化研究专家林伦伦教授2011年接受《天下潮商》记者独家专访时再次呼吁“在幼儿园，多教教孩子们学唱潮汕歌谣”[14]。对现有潮汕歌谣进行收集整理、结集出版，录音存档，建设数字化资料库，将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整理歌谣，还原失真了的材料，使歌谣文本更接近原生态、更具研究价值
如能着重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去整理，将能解决以往歌谣集无法解决的俚俗土语的记录与整理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多本歌谣集和资料本的比较研究，运用方言学知识，对歌谣中方言字词的音、形、义进行辨析，确定歌谣用字原则，进行歌谣用字整理；按照合理的方式选取篇章，有所取舍进行收集，并分类整理；同时运用权威专家对潮汕方言词的考释成果，对歌谣中的方言词进行详细注释。这样的歌谣集将使一些失真的歌谣材料得以还原，使歌谣文本更真实、更原汁原味、更接近原生态，更具有研究价值；也将为后人从方言、民俗、文学、文化各个角度研究潮汕歌谣提供更翔实更宝贵的方言语料，保存的意义更大些，留传的价值更高些。
三 现行歌谣集本存在的问题
各种潮汕歌谣集或各县市民间歌谣资料本为歌谣的传承作出了贡献，但迄今为止，各版本在收集整理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收集数量偏少
表1中的数字，林本、蔡本是编者标记的，其他是笔者统计的。从表1统计的数字上看，资料本收集的歌谣较多，但实际上除了揭阳资料本只收集潮汕歌谣以外，汕头、潮州资料本都把畲族歌谣和客家山歌收入其中，这两本集子的413首与475首都包括了三种民间歌谣。而揭阳资料本责任编辑王云昌在序言中提到“我们在负责编纂《揭阳歌谣集成》（资料本）的时候，共搜集到揭阳歌谣几千首，然后遴选了700多首，编成这本集子”。其实按照笔者的统计方法，只有380首，数量相差太大。同样的统计问题也出现在王本，王本序言认为选编了200余首，笔者统计却为100余首。这里涉及下文讲到的体式问题。
表1 潮汕歌谣集、民间歌谣资料本收集歌谣统计表
王本、丘本、马本、陈本、林本、黄本虽然收集的歌谣数量较少，但都是以潮汕歌谣为收集对象；收集歌谣数量庞大的蔡本，在收集对象、歌谣体式上却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将在下文阐述。
（二）对象界定问题
汕头、潮州资料本虽然把潮汕歌谣、畲族歌谣和客家山歌作为收集对象，但我们不能说是对象界定有误。因为20世纪80年代大面积的歌谣调查，收集的标准与范围都没有统一，而冠以“民间歌谣”的资料本，在潮汕揭三市，严格来讲，包括潮汕歌谣、畲族歌谣和客家山歌这三种歌谣才是全面的。
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潮汕歌谣”是指以潮汕方言为载体的一种流行于广东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海丰中部的潮语歌谣，不包括畲族歌谣和客家山歌。
蔡本书名曰“潮汕歌谣集”，收集的700多首歌谣却包括了畲族歌谣，有畲族情歌、生活歌、长篇叙事歌如《高皇歌》等。笔者认为，这就是收集对象界定问题，如蔡氏所收集的歌谣，其实是“潮汕地区歌谣集”，并非潮语歌谣集。
另外，“歌谣”与“歌册”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歌册以描述故事、刻画人物为主要特点，内容复杂，篇幅长，能够独立成册。两者还有诸多的不同。譬如体制不同：歌谣是口头文学，属于民歌；歌册是说唱文学，属曲艺类。艺术形式不同：歌谣句式自由，长短不一，单双句不论；歌册则必须偶句，除说白外，往往是四句一节，每句七言。杨景文的《短篇潮州歌册选》中的《百屏花灯》《正月思君在外方》《正月点灯笼》等其实都是歌谣，这些也是其他版本歌谣集所收录的。杨本选录的70几首“歌册”绝大部分是潮汕歌谣，因此本文把它纳入研究对象。
（三）体式界定不清
潮汕歌谣有诗体、变体、叠体、曲体等结构形式，其中叠体是潮汕歌谣中最具特色的结构形式。我国近现代各地的民间歌谣中，重章叠句、往复重沓的形式极为少见，而在潮汕歌谣中却非常普遍。1923年12月《歌谣》载有刘声绎投寄的潮汕歌谣，其中“门前一丛柑，数来数去三百三；欢喜阿兄会选［bou53］（俗称妻子），选个长短脚。门脚一丛梨，数来数去三百个；欢喜阿兄会选［bou53］，选个无下颏（下颏：下巴）”。这是一首两章叠体歌谣，但编者却把它作为两首，就是不大懂得潮汕叠体歌谣的结构特点。
上文讲到王本和揭阳资料本在歌谣数量上与笔者的统计相差一半，细读王本，可以发现是因为王氏在叠体歌谣的认识上有偏差，导致在歌谣结构形式特点上把握不准或者说歌谣体式界定不清。譬如王本的《蜘蛛》：
蜘蛛食饱坫瓦槽，自幼缀着父母无；也无糜饭好食饱，也无闲工好踢跎。
蜘蛛食饱坫瓦窗，自幼缀着父母穷；也无糜饭食到饱，也无闲工伴同寅。
蜘蛛食饱坫瓦楣，十五十六做风台；风台吹掉蜘蛛布，蜘蛛无布哭哀哀。
蜘蛛食饱坫瓦墘，十五十六做风时；风时吹掉蜘蛛布，蜘蛛无布哭啼啼。
上面应该是两首叠体歌谣，前八句为一首，后八句为一首，每首都是两章叠体。然而王氏在“解题”中却说：“前二首是一位贫穷子女对生活的哀叹。后二首寓意自然灾难对生活的摧毁。”[15]很显然，他是将两首叠体歌谣当成四首诗体歌谣统计，却又只给一个标题。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蔡本，譬如蔡本前16首是来自1814年修的《澄海县志·风俗》：
悠悠溪水七丈深，七个鲤鱼头带金；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哥儿空费心。
悠悠溪水七丈浏*，七个鲤鱼游过沟；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哥儿空费劳。[16]
（*浏：应是“流”，流：白读为［lau55］。）
这里蔡氏是把它作为两首标记，但蔡氏应该明白叠体的结构形式，在后面又说《澄海县志》中的歌谣后来演变成：
七丈溪水七丈深，七尾鲤鱼头带金；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阿哥空费心。
七丈溪水七丈高*，七尾鲤鱼泅过沟；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阿哥空费劳。[17]
（*高：这里应是白读为［lau55］的“流”，群众不知“浏”如何读，文人按押韵改为“高”。）
这样就把一首叠体歌谣标记成了三首，蔡本上述标记的24首歌谣，其实只能算8首叠体歌谣；又譬如把一首《二十四孝歌》[18]标记成了25首歌谣，等等这些，再加上潮汕歌谣本不应包括畲族歌谣，蔡本的761首歌谣中，真正的潮汕歌谣首数就要比标记的更少些。
（四）用字不究，少有注释
以往歌谣集和资料本多数在用字上不甚讲究，同一方言字（词）或用方言同音字、近音字代替，或用方言近义字代替，或用普通话近义字代替，甚至是同一版本的不同篇章中还有不同的用字。譬如经常唱到的“晏夗”，晏［143］[19]：白读为［ua～213］，迟；《礼记·内则》：“孺子早寝晏起”。夗［
］[20]：睡觉；《说文·夕部》：“夗，转卧也”，都是本字（词）。
而各版本记录是“暗睡（丘本2[21]、王本[22]）、暗睏（蔡本[23]）、晏鼿（陈本[24]）、暗夗（林本[25]、黄本）”等。
显然，用“睡”代替“夗”，是用普通话同义词替代的方法；用“鼿［uk5］”则是方言俗字；用“睏（困）”是方言近义字替代。
而“暗夗”和“晏夗”，潮汕方言都有这两种说法，但“晏”、“暗”不同音，前者不闭口，收-ng，后者收-m尾。“晏”是迟、晚，“暗”是黑暗，所以用“晏”更准确，更具潮汕俚俗味，但好几个版本却用了“暗”字。
在以往歌谣集中，用方言同音或近音字代替是个较普遍的现象，譬如“经布”记成“耕布”，“底个”记成“地个”，“虼蚤”记成“胶蚤”等等。而据《潮汕方言词考释》考证，经［ke～33］，《说文·糸部》：“经，织也。”底［ti11］：疑问代词，什么，何；唐杜荀鹤《钓叟》诗：“渠将底物为香饵，一度抬竿一个鱼。” 虼蚤［ka33tsau53］：跳蚤；《元曲选·桃花女》：“哈叭狗儿咬虼蚤，也有咬着时，也有咬不着时。”[26]像上文《蜘蛛》，不少版本都把“坫瓦槽”中的“坫”记成同音字“店”。
网络上的歌谣，用同音字的现象更为严重，新欧洲网站——战斗在法国-典藏室 ——“潮州文化”栏目中的歌谣基本上是用同音字记录的，譬如其中一首“鹿日生掏卡铃，卡买响盗住匠，住匠依担昧昧昧，掏行掏棒呸”，很难看得懂。经过仔细研读，笔者把它整理为“值日生，偷敲铃；敲响，投组长；组长伊呾□□，头行头放屁”。
在以往的歌谣集中，也少有注释。注释得最规范和较为详细的，是林本，但该书由于受丛书字数、篇幅统一的限制，所收歌谣较少，仅为115首。现有资料本基本没有注释和解题，丘本、陈本、孙本、马本等对方言词的注释都很不够，过于简单。
（五）版本不同，面目有异
由于尚没有潮汕方言通用字表，且前人对于民间歌谣的整理研究，大部分基于文化、民俗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化、民俗、语言结合的角度，不少人缺少方言专业知识，因此对歌谣这种口头文学的记录，同一个词、同一篇章都可能有不同的形式。譬如表示游玩，玩耍的方言词“踢跎［t‘ik2（5）t‘o55］”，有“敕桃”“踧跎”“踢跎”“秃桃”等不同版本的不同记录；又如“新妇”“媳妇”，各版本各自选用，甚至同一版本在不同篇章中的记录也有不同，这些都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还有，由于歌谣这种口头文学在民间的口耳相授，或者唱者甲唱者乙，或者甲地乙地，或者此时彼时，由于人、地、时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唱出的歌谣内容基本相同但表达上略有不同，或者起兴不同，或者个别词句不同，或者句式稍有不同等等，这样使得同一首歌谣在不同版本中有不同的面目。如何处理好版本不同、面目有异的歌谣，即做好内容基本相同的歌谣的取舍工作，是收集整理数量较多的歌谣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四 歌谣收集整理的原则与方法
笔者在收集整理大量潮汕歌谣的过程中，遵循了下面的原则与方法。
（一）明确潮汕歌谣结构形式，界定体式，这是收集整理的前提
如果对歌谣的结构特点不清楚，体式界定不很明了，可能连自己收集整理了多少首潮汕歌谣这样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了。潮汕歌谣可以分为诗体歌谣、变体歌谣、曲体歌谣和叠体歌谣等四个类别。诗体歌谣是指在同一首歌谣中只有一类句式，或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句式统一、句数不限的歌谣。变体歌谣是指在同一首歌谣中有两至三类句式，但以一种句式为主，其余句式只出现在个别诗句中，这一类歌谣可以看成是诗体的变通形式，称为变体歌谣。曲体歌谣是指在同一首歌谣中有三类及以上句式，类似民间歌谣的“小曲”，这一类歌谣称为曲体歌谣。叠体歌谣是指或诗体或变体或曲体通过往复重沓而成为意思相近或相反的两个及以上章节的歌谣，类似于诗经的复沓体，这一类歌谣称为叠体歌谣。笔者曾对845首歌谣进行考察分类、统计，结果如表2。
表2 潮汕歌谣各种体式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诗体歌谣和叠体歌谣是潮汕歌谣两大体式，各占歌谣总量的1/3左右。明确歌谣体式，才不至于将一首叠体歌谣当成两首或几首诗体歌谣或变体歌谣。像表中《畲歌畲嘻嘻》，这首歌谣是由变体往复重沓而成意思相近的两章叠体歌谣，并不是两首歌谣。明确歌谣篇章结构形式，界定歌谣体式，不仅仅关系着歌谣的统计，也关系着歌谣的取舍和分类，所以说它是收集整理的前提。
（二）采用合理方式选取歌谣，取舍有据，这是收集整理的基础
笔者参考了十几本歌谣集和资料本共2000多首歌谣，通过合理方式取舍，最后收进歌谣集的有1003首。舍去的除了不是潮汕歌谣以外，就是内容相同、重复的歌谣，内容基本相同的歌谣则是有所取舍的。如不进行取舍，一味地“取”会有重复收录之嫌，一味地“舍”也会有“遗珠”之憾。主要遵循以下四个取舍依据。
1.只有起兴不同的歌谣，只保留一首
如林本第75首《天顶一粒星》[27]：
天顶一粒星，
着雅
又后生。三顿食饭免物配，一头看 一头扒。
陈本《龙眼叶，青又青》[28]：
龙眼叶，青又青，
着雅
又后生。三顿食饭免物配，一头看 一头扒。
诸如这一类只有起兴不同的歌谣，没必要两首同时保留。
2.内容基本一致且主题相同的歌谣，只保留一首
如南澳资料本《人呾有缘做亲姆》[29]：
一把红箸五十双，专请亲姆坐厅中；人呾有缘做亲姆，囝儿有缘结成双。
一把红箸五十枝，专请亲姆坐厅边；人呾有缘做亲姆，囝儿有缘结夫妻。
陈本《一把红箸》[30]：
一把红箸五十双，专请青姆坐厅中；人呾有缘做青姆，仔儿有缘结成双。
一把红箸五十枝，专请青姆坐厅边；人呾有缘做青姆，仔儿有缘做夫妻。
林本第26首《俺今有缘做亲姆》[31]：
一把银箸有十双，放在桌上团团红；俺今有缘做亲姆，囝儿有缘结成双。
一把银箸二十支，放在桌上团团圆；俺今有缘做亲姆，囝儿有缘做夫妻。
像这样在不同版本中面目有异的歌谣，内容基本相同，只是表达上有些变化如起兴和个别词语、歌句不同的，是同时保留还是只选取一首，主要依据主题。如果主题完全相同的歌谣，像此例，唱的都是男女双方老人在儿女婚事谈成之后的快乐心情，就保留其中的一首；如主题略有不同的，则分别保留，见下例。
3.内容基本一致，但主题有所不同的，可同时保留
如林本第55首《臼头舂米心头青》[32]：
臼头舂米心头青，怨父怨母怨大家；怨我爹娘收人聘，叫我细细做呢会理家？
臼头舂米目圈红，怨父怨母怨媒人；怨我爹娘收人聘，叫我细细做呢会做人？
林本第56首《一把红箸廿四支》[33]：
一把红箸廿四支，怨父怨母怨媒姨；怨父怨母收人聘，叫我细细嫁了爱做呢？
一把红箸廿四双，怨父怨母怨媒人；怨父怨母收人聘，叫我细细就嫁人。
这两首歌谣内容基本相同，从主题看，都是旧时妇女埋怨早嫁的歌谣，但《臼头舂米心头青》还透露了早嫁之后必须担负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抒写了不堪重负的怨言。这一类歌谣，可以同时收集保留。
4.内容基本一致但体式不同的，可同时保留
陈本《天乌乌》[34]：
天乌乌，擎枝雨伞等阿姑；阿姑有钱唔坐轿，跋到一身尽是塗。
丘本2《一只鸡囝啯啯呼》[35]：
一只鸡囝啯啯呼，走去大路待阿姑；阿姑有钱唔坐轿，跋到一身生撮塗。
一只鸡囝啯啯啼，走去大路待阿姨；阿姨有钱唔坐轿，跋到一身生撮泥。
这两首童谣都是用孩子的眼光看事情，认为大人有钱不坐轿子弄得一身泥巴，真是不值得，语言诙谐，充满童趣。但体式不同，前者是变体歌谣，后者是叠体歌谣。由于往复重沓，内容更为丰富，因此这样的歌谣也可以同时保留。
（三）遵循用字原则，通过比较辨析，统一用字，这是收集整理的重点难点
以往一些材料有失真现象，如陈本、孙本、吴嘹注本等版本记录潮人在冬至搓汤圆的习俗叫“舂圆”或“舂丸”，实际上潮人不说“舂［tseŋ33］圆”，而说“挲［so33］圆”（林伦伦《汕头方言词汇（二）》第十二“饮食起居”，记为“挲［so33］圆”，解释为“用两个手掌搓汤圆”）；又如表示“怎么”的方言词，丘本、陈本、王本、普宁资料本都记为“怎呢”，甚至王本在一处还写成“如何”，吴嘹注本、南澳资料本则前后不同，有的记成“怎呢”，有的写成“做呢”，按照方言词读音辨析，“怎呢”是读为“［tsa213］呢”，而潮人往往不说成“［tsa213］呢”，而说“［tso213］呢”，因此记录为“做呢”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总之，笔者在收集整理时，尽量还原一些失真材料，使之更接近原生态。
在整理歌谣，确定用字时笔者遵循下面四个原则。首先，如有老百姓已经知道的通用字就用通用字，包括训读字和土造的方言俗字，如用“嘴”不用“喙”，用“脚”不用“骹”。群众普遍使用的方言字，一般予以保留，如“□（娶）”“□（妻子）”等。其次，用专家已经考证出来的大家能够接受的本字，如“囝（孩子）”“夗（睡觉）”等。再次，在字典上查找不到且不是群众已经通用的字，则笔者大胆创新，自己造字，如“叶埔□（蝉）”的“□”，“□（挖）”等。最后才使用同音替代的办法。
至于上文提到的“不同版本，面目有异”，甚至同一版本有不同记录的问题，在整理时可以通过不同版本用字的比较，从音、形、义方面进行辨析，从而统一用字，一以贯之，以避免不同记录造成阅读难度的增大。如表示 ［t‘ik2（5）t‘o55］，丘本记成“敕桃”，南澳资料本记为“秃桃”，孙本、陈本皆记为“踢跎”，有的版本前后不一致，有时用“踧跎”，有时用“踢跎”，笔者认为表“游玩”用“足”旁更合理，而“踢跎”比“踧跎”更接近［t‘ik2（5）t‘o55］方音，因此统一记录为“踢跎”。
做这样的用字整理工作，必须具备一定方言学知识，掌握记音方法，熟悉方言字词，整理者还得是本方言区人，才能做得更原汁原味。
（四）运用方言学研究成果进行歌谣的注释，这是收集整理的另一重点
仅仅收集歌谣，还是不够，还得做好歌谣的注释工作，这是另一项大工程。民间歌谣这种口头文学，代代相传，收集整理的一大目的就是让本方言区的后人都能看懂读懂，以便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一些在口语中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词语在歌谣中却很好地保留着，譬如在实际生活中已经消失、潮汕年轻人比较生疏的方言词像“
”“阿舍”“屐桃”等等，在歌谣中都保留着，“生做
也是儿”，“阿舍读书中探花”，“花生脚裤绿屐桃”，如何让后人读懂这些歌谣，就必须进行词语注释。
而作为地域性民间文学的潮汕歌谣，如何能走出潮汕，让外地人也能一睹潮汕民间俗文化的风姿，离开了注释别无他法。所以说，一本没有注释的歌谣集是残缺的，是走不远的。
还有，潮汕歌谣是以潮汕方言为载体，潮汕话是一种古朴典雅的方言，如能把方言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歌谣注释中，还能让读者感受到潮汕歌谣的语言魅力。如“猪肉未曾割”。“割猪肉”的说法，不少潮人认为很土，其实“割”特指买卖猪肉等，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宋元人称切肉为割”[36]。可见，“割”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古语词，不是很土，而是很古。
（五）按照歌谣主题，兼顾表达形式进行分类，这是收集整理的必要环节
潮汕歌谣的分类，前人做了许多工作。在歌谣集、资料本以及有关潮汕歌谣的论著和论文中都有不同的分类。笔者根据歌谣主题，兼顾表达形式，将千首歌谣分为爱情之歌、时政之歌、生活之歌、过番之歌、仪式之歌、滑稽之歌、儿童之歌和风物之歌等8大类，除了数量较少的过番歌以外，其余每一类再根据内容细分成2～5小类。过番歌是潮汕歌谣特有的，仪式歌也很有特色，滑稽歌和儿歌是潮汕歌谣中两大类别，生活歌是潮汕歌谣中最具表现力的也是最大的种类，而情歌却不怎么发达，情歌中相当一部分是婚后的爱歌，所以把情歌又分为“恋爱中的情歌”“结婚后的恋歌”“婚姻价值观歌”等3小类。诸如此类的具体划分，将另文阐述。
总之，潮汕歌谣吸收了历代诗、经、乐、歌、谣的艺术精华，是一种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历史价值、民俗价值的口头文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人类文化遗产。潮汕歌谣通过华语电台、报纸、书刊、网络等多种传媒，曾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流布，“发挥了东西方文化交融贯通的作用”[37]。从语言与文化、民俗结合的角度对潮汕歌谣进行收集整理，将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责任编辑：杨姝
[1] 林朝虹，1970年生，广东揭西人，韩山师范学院潮州师范分院高级讲师。本文发表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与资料库建设”（批准号：GD11DL01）阶段性成果。
[2]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第323页。
[3] 丘玉麟：《潮州歌谣》（1929年）。
[4] 丘玉麟：《潮汕歌谣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
[5] 陈亿琇、陈放：《潮州民歌新集》，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
[6] 马风、洪潮：《潮州歌谣选》，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88。
[7] 杨方笙：《潮汕歌谣》，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第2页。
[8] 杨方笙：《潮汕歌谣》，第5页。
[9] 王云昌、孙淑彦：《潮汕歌谣选注》，揭阳县民间文学研究会，1987。
[10] 黄正经：《音释潮州儿歌撷萃》，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5。
[11] 林伦伦：《潮汕歌谣新注》，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12] 蔡绍彬：《潮汕歌谣集》，香港东方文化中心，2003。
[13] 杨景文：《短篇潮州歌册选》，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
[14] 陈少斌、蓝逸飞：《多元文化利于社会发展》，《天下潮商》2011年7月29日。
[15] 王云昌、孙淑彦：《潮汕歌谣选注》，第21页。
[16] 蔡绍彬：《潮汕歌谣集》，第11页。
[17] 蔡绍彬：《潮汕歌谣集》，第13页。
[18] 蔡绍彬：《潮汕歌谣集》，第22～24页。
[19] 李新魁、林伦伦：《潮汕方言词考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143页。
[20] 林伦伦：《新编潮州音字典》，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第221页。
[21] 丘玉麟：《潮汕歌谣集》，1958，第34页。
[22] 王云昌、孙淑彦：《潮汕歌谣选注》，第8页。
[23] 蔡绍彬：《潮汕歌谣集》，第71页。
[24] 陈亿琇、陈放：《潮州民歌新集》，第46页。
[25] 林伦伦：《潮汕歌谣新注》，第52页。
[26] 李新魁、林伦伦：《潮汕方言词考释》，第207、266、161页。
[27] 林伦伦：《潮汕歌谣新注》，第83页。
[28] 陈亿琇、陈放：《潮州民歌新集》，第31页。
[29]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广东卷南澳县资料本》，第60页。
[30] 陈亿琇、陈放：《潮州民歌新集》，第59页。
[31] 林伦伦：《潮汕歌谣新注》，第32页。
[32] 林伦伦：《潮汕歌谣新注》，第61页。
[33] 林伦伦：《潮汕歌谣新注》，第62页。
[34] 陈亿琇、陈放：《潮州民歌新集》，第68页。
[35] 丘玉麟：《潮州歌谣》，1958，第54页。
[36] 李新魁、林伦伦：《潮汕方言词考释》，第171页。
[37] 杨方笙：《潮汕歌谣》，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