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十万留学生计划”引起的就学生问题

1982年秋天，“教科书问题”刚平息没多久，中曾根康弘内阁就上台了。当时，日本的首相就像被规定好了似的两年换一次，但中曾根康弘内阁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持续执政了五年。

1983年5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去东南亚访问时，与曾在日本留过学的前留学生进行了一次座谈，当他问到：“你们的孩子也很快就到留学的年龄了，你们想让他们去日本留学吗？”得到的回答令他不很满意，回国后，他就提议修改留学生政策。

1983年6月，在中曾根康弘首相的指示下设立了作为文部大臣个人咨询机构的“面向21世纪的留学生政策恳谈会”。1983年8月，公布了“关于21世纪留学生政策的建议”，“十万留学生计划”就是这样出台的。当时，日本所接收的外国留学生的总数约8000人，希望到21世纪初能够达到10万人。具体步骤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要达到当时西德、英国水平的5万人规模，到21世纪初要达到法国水平的10万人规模。

在开始实施“十万留学生计划”的同时，相关的几个政策也随之进行了修改。1983年6月21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了“解除留学生打工的禁令”。也就是说，“关于留学生打工，在不影响学业的一定范围内，不是每次打工都需要获取资格外活动许可，即使是超出范围，申请许可手续也将简化”。另外，其范围是“一周20个小时（不包括星期日、节假日以及假期期间）以内，从事不违法、对公共秩序和社会风俗无害的工作”。从1990年6月开始，所有的留学生打工都必须获得“资格外活动许可”，而且打工必须在“一天4个小时之内”。

另一个政策的变化就是从1984年10月开始，就读于日语学校的就学生的入境手续简化。以前，要取得签证，首先得向日本驻外大使馆申请，然后经由外务省到法务省，在法务省进行审查后，再返回到日本驻外大使馆，这样才能给申请人签发签证。手续简化后，日语学校在日本就可以申请就学事前审查（审查时学校可以作为学生的身份保证人），通过审查后，会从法务省那里拿到一个“事前审查修了证”。日语学校再把这个修了证寄给在本国的申请人，申请人拿着它到日本大使馆很快就可以拿到签证。1990年6月，随着《入管法》修订版的实施，就学生的签证制度与一般外国人的“在留资格认定证明书”合并为一体。

针对“十万留学生计划”，有人大致计算过，与拿日本政府奖学金的1万名国费生相比，自费生就有9万人，其中大学本科生有6万人，研究生以上的有3万人，上大专和专门学校（相当于中专）的有1万人，但对这些留学生都来自哪个国家这一问题却只字未提。这个计划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一个如何针对留学生进行日语教育的政策。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大多数都是个人经营或公司经营，并不是作为一种“教育机关”而通过审查的。当时，在日语学校的广告中出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就是每个广告肯定会有“法务省公认第××号”的字样（没有此字样是不会被批准签证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的年轻人去海外留学的梦想接近了现实，另外与日本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去日本“赚钱”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中国当时还不允许自由出境，为了办理护照，日语学校的“入学许可证”就显得尤为重要。

就学生入境手续简化的影响立竿见影。在1985年，以“就学”身份第一次进入日本的人数就是前一年的一倍，之后也是直线上升，1988年超过了3.5万人，其中2.8万人是中国人。同一年，以“留学”身份初次入境的人数是6400人，其中之差异可见一斑。在日语学校的经营者或经纪人中，出现了以入学费或学费名义滥收费的现象，日语学校的乱象愈演愈烈，由此发生了上海市有关部门以违法招生的理由拘留日语学校办公室主任等人的事件。1988年11月，交纳了入学费和学费却未能取得日本入境签证的数百名中国学生蜂拥至上海，聚集在日本总领事馆门前示威，这被称之为“上海事件”。

日本的学校制度，从幼儿园开始到研究生院为止，都是按照文部省的“设置基准”的规定建立的，但日语学校却没有这样的基准。日本的学校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三种，私立学校必须是被政府认可的学校法人才能建立，个人、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是不能经营学校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向日本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当时的日语学校和预备学校也是参差不齐、五花八门，被揶揄为“学店”或“学商”等。

为了平息对日本总领事馆的游行示威，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专门开设了上访申诉窗口，根据受害者手持的收据等确认事实真相。同时，为了交涉退还钱款一事，还派遣一名曾在日本留过学的官员前往日本，要求退还已收的钱款。1990年4月18日NHK的特别报道“从上海来的退款交涉”，就介绍了这一事件。无论如何，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申请留学日本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