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对象

在朝鲜半岛，冷战时代和朝鲜战争以及南北双方现实的政治对立，影响着对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以及对华关系历史的研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南北双方的学者大多只研究有利于本方的党派，或是不提，或是批评，甚至攻击对方党派的独立奋斗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与韩国独立运动各党派的关系，也基本上反映南北双方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南北双方学者的分歧首先是名称问题，北方称为“朝鲜独立运动”，南方则坚持称“韩国独立运动”，而近代历史上“朝鲜”、“韩国”、“高丽”从来都是混同使用的。名称之争完全是由于现实政治斗争而起，在学理上毫无意义。对于三一运动，北方称起因于外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内受国民会影响，而国民会是金日成的父亲领导的；南方则强调起因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宣言”和天道教、基督教等教会的影响和作用。北方强调运动的主体是青年学生，南方则认为运动的主力是教会的教徒。北方认为运动的地点是从平壤开始发展到全国，南方则坚持运动首先是从当时的京城汉城开始，迅速席卷全国。双方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更是南辕北辙，北方指责该政府是朝鲜民族独立运动中“袖手旁观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在海外组成的‘亡命团体’”，“在搞民族主义运动的幌子下，进行事大主义的卖国卖族活动”，“从爱国同胞那里刮去很多财物，并把它们揣入私囊”，“挥霍殆尽”等。南方则认为今天的韩国政府即渊源于当年的韩国临时政府，反复论证该政府的正统性，进而论证现政府的合法性，另外，全盘否定金日成派的抗日活动，并制定法律严禁宣传共产主义派的抗日活动，以此否定北方政权的合法性。朝鲜半岛学界对于独立运动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以政治需要歪曲历史真实面貌；二是双方情绪对立，不能平静客观地研讨问题；三是制定制约对方的法律，使正常的研究工作成为不可能。^[12]

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对象也同样受到意识形态和中朝特殊关系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于韩国临时政府为代表的党派团体持批评态度，对于中国国民党援助韩国独立运动持否定态度，使该领域成为无人问津的禁区。对于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延安派”的抗日斗争，^[13]则由于中朝之间的特别约定而讳莫如深，迄今没有开放相关的档案，导致对于这部分朝鲜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史的研究出现缺失。

本编年史的编撰将尽力全面反映韩国独立运动及其与中国关系的全貌。日本灭亡韩国后，韩国侨民在中国进行的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其地域之广、人数之众、党派之多、时间之长、斗争之烈、牺牲之大，较之世界其他地区，如美国、苏联、日本等地韩国侨民聚居地的独立运动是最为突出的，为韩国的独立光复作出的贡献也最大。在中国的韩国各抗日阶级、各抗日党派都参加了韩国独立复国斗争，就其政治影响和历史作用而言，最主要的有三股互不相辖的政治势力。

其一是在中国东北沦陷区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中以金日成、崔庸健为代表的朝鲜抗日革命力量。战时，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斗争队伍的组成部分，曾随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苏联境内进行整训，战后随苏军返回朝鲜国内，参与创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其二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与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并肩战斗的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战后部分回国参与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创建，部分留在中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前后返回朝鲜，被称为“延安派”，他们在朝鲜的处境颇为特殊。

其三是长期在中国关内地区活动的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中心和领导下的韩国反日运动各党派。他们派系林立，互相对立，但都与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得到中国官方全方位的积极援助，战后大部分返回韩国，参与了大韩民国的创建，但在韩国政治生活中未能居于主导地位，也有少数领导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从事政治活动。

尽管这些党派和政治势力的政治信仰不同、活动地域不同、参与斗争方式不同，战后政治取向和最终结局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为韩国独立复国英勇奋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与中国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建立了程度不同的密切联系。他们的奋斗正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建国的基础，也是今天中韩、中朝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本编年史将突破原有的研究框架，采取公正而不偏袒的历史态度，全面客观地反映韩国独立运动三大系列开展反日复国斗争的全貌，同时也全面客观地记录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各党派对于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撰写一部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关系的信史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