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

东京审判尚未结束，东京审判的研究就开始了，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在国际法和事实认定方面。东京审判已经结束了半个多世纪，其研究角度更加深化、视野更加扩展，涉及了法学、历史、思想、政治、社会、文学等各个领域，研究成果对日本的学术和政治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日本的研究

虽然国际上研究东京审判的国家很多，但由于日本是东京审判的直接关系者，所以最为重视，研究水平也是最高的。其对东京审判的评价，已非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而是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评价这一国际审判，这种研究史的演变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东京审判开庭至今，日本学界的研究大致形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东京审判结束到1960年代。围绕着审判的功过是非，日本知识界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代表学者有横田喜三郎、戒能通孝、高柳贤三等。1947年东京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撰写的《战争犯罪论》，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书中对战争犯罪进行了理论性的考察，肯定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适用“破坏和平罪”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被告辩护律师高柳贤三1948年撰写了《远东审判与国际法》，批评法庭适用事后法是违法行为。此外，著名政治思想学者丸山真男、法学家戒能通孝也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文章，从政治和思想意义上对东京审判基本上进行了正面的评价，但以参与东京审判辩护的一些律师为代表，发表了一系列否定或指责东京审判正义性和公正性的言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荒木贞夫的辩护律师菅原裕撰写的《东京审判的真相》、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撰写的《秘录东京审判》以及田中正明编撰的《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便是如此。由于东京审判余音未了，这一时期东京审判研究或评价的特点是非“肯定”即“否定”，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历史认识上的关联。东京审判期间，朝日新闻社派出专门采访团，搜集、编辑出版了一系列东京审判的资料和读物，对于日本普通国民了解东京审判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速记录》的编辑出版，对东京审判的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原始资料，影响也很大。

第二个阶段是197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知识界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非常热烈，它直接影响到了对东京审判的认识。此外，面对美国对越南的干涉、侵略战争，日本学界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重新审视东京审判的意义。这一时期，由法学家、历史学家、图书馆员、新闻工作者组成了跨学科的东京审判研究会，开展了东京审判的系统研究工作。家永三郎发表了《试论东京审判》等多篇论文，提出有必要从正确的事实认定和严格的理论结构上进行东京审判的研究。幼方直吉发表了《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等一系列文章，从加害者的立场，重新探讨了东京审判的意义。大沼保昭则在《战争责任论序说》中，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战争违法观和领导者责任观的历史进行了实证研究，论述了“破坏和平罪”的形成过程。1973年，美国人理查德·H.迈尼尔写的《东京审判——胜者之审判》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该书对东京审判存在的国际法及事实认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批评，迎合了日本人的“冤枉”心理，在日本大受欢迎。而军史作家儿岛襄的《东京审判》（上、下卷）作为通俗读物，以同情被告的心态，描述了东京审判的全过程，成为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的东京审判作品，经久不衰，至今还在再版。

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代。其背景是1978年靖国神社对甲级战犯进行合祀和1982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等日本一系列右倾化举动。1983年是东京审判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先是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2]随即上映了大型文献纪录片《东京审判》。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讨论会汇集了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东京审判研究学者和唯一在世的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荷兰法官洛林。此次国际会议是对以往国际东京审判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会上，各国学者从国际法、历史学、和平学等多角度对东京审判发表了看法，各种观点进行了交流和激烈的交锋。会议反映出东京审判研究中各派学者之间政治色彩的意见对立依然存在。但也有学者呼吁抛弃对审判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的绝对主义立场，实事求是，对审判进行客观的研究。会议结束后，大型文献纪录片《东京审判》在日本上映。该片虽然是文献纪录片，但其编排和散布的情调，充满了对东京审判的不满，在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的负面影响。1980年代，立教大学粟屋宪太郎教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大量关于东京审判的机密资料，根据这些资料，粟屋教授以“通向东京审判之路”为题，在《朝日周刊》上连续发表了26篇文章，介绍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东京审判的历史事实，在日本学界和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东京审判的关注和研究。

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代。19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政治日益走向右倾化。1993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国会答辩说战前日本进行的对外战争是侵略战争时，立即引起了日本朝野的猛烈攻击，迫使细川不得不改口。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否定东京审判的市场越来越大，大量为东京审判翻案的著述在日本社会广泛流传。如以“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代表的右翼团体，从出版系列丛书《教科书中没有讲授的历史》和编写新教科书入手，企图彻底否定东京审判和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号称要打破所谓的“东京审判史观”。小堀桂一郎等人还在1995年编辑出版了《东京审判被驳回及未提出的辩护资料》，为推翻东京审判“稳步地积累研究成果”。^[3]但是，粟屋宪太郎等许多有良知的日本学者还是致力于客观地对东京审判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从东京审判与日本近现代史和战争责任的关系上进行研究，取得了可贵的成果。在此基础上，1996年11月，借东京审判开庭50周年之际，日本学界又召开了第二次东京审判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与第一次会议相比，在研究领域上有所扩大，深度有所加深。如日暮吉延对检察方进行的实证研究、芝健介关于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的比较、中村正则关于东京审判与昭和史的研究、藤原彰关于天皇和皇宫集团与东京审判的关系等。^[4]从会议成果来看，关于东京审判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虽然一些学者对东京审判的评价依然摆脱不了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多角度、客观的研究明显增多，非此即彼的情绪化的研究开始减少。

进入21世纪后，大沼保昭从战争责任、战后责任与东京审判关系角度的研究、日暮吉延从国际政治角度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保阪正康从昭和史角度的研究等进一步深化了日本的东京审判研究。

总的说来，日本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带有深刻的、浓厚的和复杂的政治背景。确有一部分学者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出发，对东京审判提出了肯定或否定以及两面性的观点。但更多的人则是在其历史认识的驱动下，片面性地去观察或研究东京审判。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批判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历史的学者全面否定东京审判，也没有看到肯定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战争历史的右翼学者全面肯定东京审判，甚至连部分肯定的都少见。这些所谓学者研究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要全面否定东京审判，而且要借否定东京审判进而否定日本错误的近代历史。而一般国民，则受民族感情的影响，从心理上不愿接受和肯定“他者”对自己国家进行的这场国际审判，不愿正视自己国家“负面”的历史，甚至采取自我麻醉的回避态度，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渗透了否定东京审判的倾向。

2.其他国家的研究

除日本外，其他国家也在战后开展了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其中最主要的研究者集中在与东京审判有关的原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他们虽然在研究规模上不及日本，但研究水平也不低。在原盟国的研究中，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和苏联。

美国是东京审判的主导者和主要参与者。美国有数以百计的检察官、法官和法律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了审判，并保存了大量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这都为东京审判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遗憾的是，美国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并不很多，影响也有限。相比较而言，较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有理查德·H.迈尼尔1971年撰写的《东京审判——胜者之审判》，阿诺德·C.布拉克曼1987年撰写的《东京审判——另一个纽伦堡》，户谷由麻2008年撰写的《东京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与正义的追求》。

迈尼尔在《东京审判——胜者之审判》中强调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著者从反思美国卷入印度支那战争及对其“正当性”的批判出发，追溯战后美国极端利己主义的远东政策，将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看作太平洋战争的延长线。在这个大背景下，著者对美国主导进行的东京审判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得出了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是“一场戏”，不具正当性的结论。迈尼尔的这一结论，在美国有一些影响，但影响更大的还是在日本，特别是那些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对迈尼尔的这一观点如获至宝，大加赞颂。大凡日本的东京审判否定论者，对于国外的东京审判研究，一是推崇印度帕尔法官的“全体被告无罪”论，其次便是推崇迈尼尔的“胜者审判”论。虽然迈尼尔一再声称他认为东京审判有缺点并不意味日本无罪，^[5]但其论点实际上告诉人们的是日本无罪。

阿诺德·C.布拉克曼原为美国合众社驻东京记者，对东京审判进行了详细的实地采访报道，其撰写的《东京审判——另一个纽伦堡》来自审判当时的采访记录、大量的档案资料及后来对当事人采访等，事实清楚，对东京审判做了积极评价，并对战后日本政府否定侵略战争的言行进行了严厉批评。而近年美国比较引人关注的研究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的年轻学者户谷由麻撰写的《东京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与正义的追求》。户谷在指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的同时，运用丰富的资料，以发展的眼光，对东京审判在国际人道法发展方面做出的贡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和东京审判的主要参加国，理应对东京审判进行深入研究。但是，由于战乱和战后政治方面的影响，中国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很有限。尽管如此，中国在东京审判的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倪家襄在东京审判刚刚结束时编著的《东京审判内幕》（1948年）。该书属纪实性著作，对东京审判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新中国建立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是原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撰写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88年）。该书从国际法的角度对东京审判进行了介绍和研究，既肯定了审判的正当性，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特别对法庭的审判程序提出了批评。该书是东京审判结束以后中国对东京审判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遗憾的是，该书仅是著者写作计划的前半部分，由于梅汝璈先生在反右及后来的“文革”中遭批抑郁而死，该书的后半部分未能问世，因而未能对东京审判进行全面的研究和评价。此外，余先予、何勤华著《东京审判始末》（1986年初版，2005年新版改名为《东京审判》）和胡菊蓉著《中外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1988年）也对东京审判进行了介绍和简要的评价。资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梅汝璈日记的公开出版《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2005年）。日记虽然只有短短的50多天，但让我们看到了审判期间中国法官的生动形象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法庭的情况。向隆万编著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浚》（2010年）也通过原始档案介绍了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在法庭上的成功表现。

苏联也对东京审判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影响较大的是原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苏联助理检察官斯米尔诺夫和法学家扎伊采夫共同撰写的《东京审判》（1978年）。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著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并查阅了大量的审判资料，使该著极具真实性；二是著者对东京审判的独特见解。作为参与东京审判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审判中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该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例如批评法庭没有追究财阀的战争责任，没有明确指出和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等。

除上述国家外，荷兰作为东京审判的参加国，近些年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在研究方面，L.范·普拉尔特的《东京审判与荷兰》（1989年）具有较高水平。该书使用了荷兰关于东京审判的国家档案和原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荷兰法官洛林的个人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详细介绍、评价了荷兰在东京审判中起到的作用，并对日本拘留荷兰人及战后赔偿问题进行了评述。此外，根据对洛林法官的采访记录整理出版的《洛林法官的东京审判》（1993年），也向人们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内幕和洛林法官对东京审判的观点。洛林肯定了东京审判的积极意义，但对法官执务和法庭个别判决方面也提出了批评。此外，英国伯明翰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克莱尔和新西兰法学家尼尔·博伊斯特撰写的《再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2008年），主要从国际法角度，对东京审判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对东京审判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