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几个问题
马大正[1]
一 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和中国边疆研究的任务
中国边疆的战略地位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从现实的角度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历史发展的高度认识。当代中国人继承了先辈给我们留下的两项举世瞩目、无与伦比的历史遗产。一是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二是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殊的国情。简单说，就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在经过了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大致定型的。从先秦时期开始，在现代中国领土内开始形成了一个核心区域，这个区域大致在黄河中下游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个中心区域建立政权的既有华夏也有“夷狄”，既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边疆地区的发展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范围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边疆地区的发展水平，边疆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全国范围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它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又是一个国族的概念。多元是指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所具有的个性和特色，也就是各民族在语言、地域、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所具有的多样性和表现形式上的特殊性。一体是指各民族在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共同特征和一体化的趋势，这种由多元到一体的特点，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存在的。
两大历史遗产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两大历史遗产有一个共同的关键点，或者可称之为联系的平台，那就是边疆地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边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中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了边疆这个因素，统一多民族国家就不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中国边疆地区存在，那么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可能也进入不了统一多民族的范围里来了。
第二，从现实的角度来认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边疆地区仍然是中国国防的前线。尽管现在高科技的信息战等等发展了，战争的形态也变了，但是中国的边疆地区仍然具有国防前线的特殊功能，是保卫中国安全的第一线。
第二个方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前沿舞台，也是展示中国实力的前沿舞台。
第三个方面，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可以设想，如果边疆地区长期落后，长期滞后，何谈中国的全面发展？如果边疆地区不发展，我们怎么能够使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加之，陆疆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取之不尽的宝藏。而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可以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可达300万平方公里，按近陆地领土面积的1/3。我们还有近4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70万平方公里的油气资源沉积盆地，约400亿吨的海洋石油资源量，约14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储量，太平洋海底还有我们向联合国申请到的7.5万平方公里锰结构开发区。1978年，我国海洋经济只有三个传统的产业：渔业、交通、晒盐。现在，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已经从原来的三个产业发展到七八个主要的大产业，例如新兴的石油、滨海旅游、造船、滨海砂矿等，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所以，边疆地区的发展关系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全局。
中国边疆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的历史和现状，可谓是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中国边疆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与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内地紧密相关，是相互补充、密不可分的；中国边疆的历史必须要和全国的历史的发展，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治边政策，和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进程结合起来。
中国边疆研究的任务，简单说有两项。
第一，通过研究弄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规律，以及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规律。抓住我们祖先留下的两大遗产：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国的边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边疆居民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把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搞清楚，而且还要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搞清楚，因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既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物质力量，又是一种精神力量，它能使人产生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要搞清楚中国疆域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在不同时期所处的地位及原因，中国边界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国境线形成、变迁的过程等问题。在这个范围内，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以及生活在边疆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及发展都是我们的研究范围。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既有热点问题也有诸多所谓的“绝学”，它有很多热点、疑点及难点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它有着丰富的研究领域。
二 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历程，可以用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三十年实践来概括。
所谓千年积累，古代中国文明持续不断，文化传统世代相继，古代中国良好的史学传统，先辈对边疆状况的记述和对边疆问题的研讨是多角度、多层面、多形式的，给今人留下一笔宝贵的学术历史遗产。我们从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编年体史书和起居注、实录，典志体史书，地理书和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等历代文献中，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众多笔记杂记类和私人著述中，均有丰富的边疆研究的历史记载，总之，先辈的千年积累，是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最基础性文献资料。
所谓百年探索，这里的百年，实际上是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两百年的时段，两个世纪以来，共出现了三次中国边疆研究的高潮。三次研究高潮分别是：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形成的标志是研究中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选题深化、成果众多的特色。至今这次研究高潮仍方兴未艾，显示出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
第一个突破的关键点是设计并提出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里，开展三大研究系列的研究。
古代中国疆域史研究。其研究内涵十分丰富，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是一个带全局性的研究课题。它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传统项目，古今学者对此倾注了心血。中国历史上各代、各朝无不存在边疆问题，统治者相继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边疆政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经唐、元、明、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补充、完善，渐成体系，其完整和丰富为他国历史所罕见。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彼朝彼代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及至今日，认真总结和评估古代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定、民族团结仍是很有意义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究层面很多，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今天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前提出发，又提出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国历代边疆管辖制度等研究课题，新的研究课题提出，以及这些课题周缘的扩展，必将不断拓宽研究者的视野。由林荣贵主编的《中国古代疆域史》四卷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是近年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
开展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的研究更是刻不容缓。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等研究领域的丰硕成果及研究已达到的广度与深度，为深化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当前，除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二卷本，2007年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外，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地区性的边界变迁史、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社会变化，等等。总之，这一领域关系到三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民族等方方面面。
从史学史角度系统收集与评述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是一件值得下大力气的工作。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闭锁的清帝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枏、徐继畬、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发愤潜心于边疆史地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作，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第二次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史研究，激发国人之爱国热诚，其成果令人瞩目。要了解20年代至40年代边疆史研究全貌，还有待进一步做细致工作，在宏观上，我们可以总体叙述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在微观上，可研究学者、学术团体等的学术活动的成败得失。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当然，上述三大研究系列，并不能包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全部内涵，诸如边界理论的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法学、外交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关系；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疆学的内涵与外延、对象与方法等，都将成为学者们求索的对象。
在第三次研究高潮发展进程中，1988年迄今的20多年间，三次全国性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深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上，特别在推动三大研究系列的开展上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1988年10月22日至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17个省、自治区、市，包括汉、蒙、回、朝鲜、白、柯尔克孜等民族的107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80篇，内容包括中国历代边疆政策、边疆管辖、边疆开发、边疆经济与文化、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边臣疆吏、边界研究、边疆和边界研究概况与评述等多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我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和研究动向。《人民日报》以《中国边疆史地不再是学术禁区》为题，对该次会议做了报道。会议成果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结集出版（吕一燃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共收录论文33篇。
1999年9月12日至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象山县召开。来自北京、长春、哈尔滨、西安、兰州、乌鲁木齐、昆明、郑州、烟台、厦门以及象山的近40位学者向会议提交了31篇论文，内容包括中国边疆学构筑、边疆研究相关理论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疆治理和边疆管理体制、古代至近代的边疆开发、当代边疆民族社会调查与历史档案资料开发利用等方面。基于近百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积累，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兴旺，当代中国边疆问题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中国几代学者倾注心血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和努力神往的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框架构筑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中国边疆理论研究包括陆疆、海疆和边界的理论问题与实际的结合，探索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发展规律。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包括概念与范畴、学科性质和任务、体系和功能等，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理论体系。此次会议成果与同年8月23日至26日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世纪之交新疆历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成果一并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结集出版（马大正主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共收录论文33篇。
2006年8月6日至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来自北京、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内蒙古、云南、四川、江苏等省、自治区、市的7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共提交论文45篇。会议讨论涉及疆域理论研究、边疆治理与开发、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学的构筑等诸多方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其重要标志之二是突破了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多学科相结合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始，当代中国边疆调查与研究日益为学者所关注，并自觉地实践于科研工作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这方面的科研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性，笔者自始即参与其间，故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科研实践为对象，对当代中国边疆调查与研究展开的进程试作介绍。
当代中国边疆调查与研究展开的进程，大体上可分为酝酿、展开、深化三个发展阶段。
1.酝酿阶段，大体上从1989年到1996年
边疆史地中心原是以中国边疆历史、地理等基础学科为研究重点的，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上的边疆治理和开发，目的是想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边疆的治理提供一些间接的参考。1987年以来，马大正主持完成了三部专题研究论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清代的边疆政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这三本书出版后，得到学界同行的关注与好评。
随着边疆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们日益感到研究边疆历史与了解边疆现状密不可分，只有了解了现状，才能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的史学功能。同时，史学工作者也应直接从事现状调研，并进一步开展相关的对策性研究。
1990年，中国社科院对边疆史地中心提出了加强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任务，要求边疆史地中心站在历史的高度看现状，组织当代中国边疆调研课题。我们的“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步的。具体到立项的内容，即重点研究当代边疆的什么问题，也是经过反复斟酌后确定的。当时比较热门的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但历史研究属人文科学，所以我们决定发挥原有的专业优势，将当代边疆研究的重点定在有关边疆稳定的现状和面临问题的调研上。在此基础上积累一定的资料，再拓展研究范围。我们选中的第一个“切入点”是从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入手，综合研究新疆的稳定问题。1990年，“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课题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予以立项。
“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查研究”分为阶段性工程，每期工程2～3年，1990～1996年完成了两期工程，前两期工程共撰写了5篇调研报告，它们是《关于海南省海疆管理和南沙海区现状调查》（1992年）；《云南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现状及其对策》（199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建置、边界的历史与现状》（1990年）；《新疆稳定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评估与建议》（1993年）；《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与现状：1950—1995年》（1996年）。上述有关新疆的三个调研报告各有特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建置、边界的历史与现状》是选择了新疆的一个边境自治州作为点进行调研；而1993年的《新疆稳定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评估与建议》则是对新疆稳定与发展的一些带全局性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该报告提出了三点见解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一是新疆反分裂斗争的严峻性和尖锐性。新疆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所以既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同时要将新疆的稳定问题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从战略的高度进行研究，提出对策，实施综合治理。二是对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要加大打击的力度，相应的措施要落实。三是要树立“是什么问题，就作什么问题来处理”的观念，强化法治，按法律该抓的就抓，该判的就判。敢于解决问题，而不要什么事都往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上挂。
20世纪上半叶，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时断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反分裂斗争又呈现一些新的特点，而对此几乎无人研究，所以我们考虑先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所发生的各种分裂破坏活动进行系统汇总，分类排比，综合研究，以寻求反分裂斗争的内在规律和经验教训，作为新疆稳定问题系统研究的第一步。这项工作是1994年立项的，我们选择了新疆反分裂斗争现状，先研究对抗性的矛盾，即武装叛乱和骚乱，人民内部矛盾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放在第二步搞。现在看来，这个选题立项是具有超前性的。1996年8月，《新疆地区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与现状：1950—1995年》调研报告脱稿。年底定稿排印，1997年1月送交党中央、国务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方面领导参阅，立即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反响和重视。同年2月新疆发生了“2·5”伊宁骚乱事件和“2·25”乌鲁木齐系列爆炸案件，这项研究成果的意义更显得突出。现在看来，之所以反响大、反映好，从成果看首先是选题定得好，我以为是具有政治敏锐性和超前性；其次是材料新，所使用的资料均为有关部门的第一手资料，以往只有个别材料在小范围内使用过，像这样系统的排列、对比分析研究还是第一次。
2.展开阶段，大体上从1997年到2000年
这一阶段，边疆史地中心在总结以往调研的基础上又先后完成了7篇调研报告，云南方向的有《云南禁毒工作追踪调研》（1997年），《泰国“改植工程”与云南“替代种植”的比较研究》（1999年），《越南毒品问题对我云南边疆地区的影响》（2000年）；东北方向的有《朝鲜半岛形势的变化对东北地区稳定的冲击》（1998年）；新疆方向的有《新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1999年），《新疆反暴力恐怖活动借鉴——以色列反恐怖主义斗争研究》（199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布局与新疆稳定研究》（2000年）。
上述调研报告拓展了调研范围，深化了调研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大量的调研所得形成了对当代中国边疆稳定形势的战略判断。
当代中国边疆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按性质类型分，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政治类型。政治类型中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国内外敌对势力要把我国某些边疆省区从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中分裂出去，所以在政治上表现为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全方位的，既有政治战线上的斗争，也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有武装斗争。第二种情况，由于边疆地区相关联的境外地区的不稳定造成的冲击。就是说问题不在境内，而主要在境外，由于境外的不稳定，对相邻的边疆地区的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三种情况，由于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存在边界纠纷，影响了相关地区稳定的局面。
根据这三种情况，从当代中国来说，政治类型的第一种情况是分裂与反分裂，当代中国最突出的地区是台湾、新疆和西藏。
第二种情况是东北边疆地区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克服，需要解决。但是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政治形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第三种情况是遗留的边界问题。遗留的边界问题从当前陆地边界来看，主要是中印边界的历史遗留问题。从海疆来看，一个是钓鱼岛的争端，一个是南沙群岛主权的争端，近几年还有东海海疆的划界。
第二种类型是经济类型。经济类型相对比较简单，就是某些势力集团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在我国的边疆地区进行跨国犯罪，包括贩毒、拐卖人口、走私枪支等，特别是贩毒。这一点从当前来说，尽管新疆、吉林有后来居上之势，但热点地区还是云南、广西，特别是云南，因为它紧邻着金三角。这种犯罪活动，特别是贩毒，确实对当地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代中国边疆稳定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这两种类型。根据这两种类型，我们从研究的角度确定了四个重点地区和一个次重点地区。四个重点地区是台湾、新疆、西藏和海疆；一个次重点地区是东北边疆。
3.深化阶段，大体上是2001年以来
2001年由边疆史地中心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2004年由边疆史地中心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先后启动，均为期5年；2008年在边疆史地中心的推动并参与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也已启动，为期也是五年，上述三个研究项目的共同特点是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进行全方位有重点的研究。
边疆史地学科以“东北边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和“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两大科研项目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抓住机遇，乘势而上，2001年以后在“两翼齐飞”的基础上，带动和培育出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学术领域大大拓宽。
上述项目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后有400余人次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从而全面推动了东北边疆、新疆历史与现状的学术研究。东北边疆及新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领域的迅速推进，对其他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良好的辐射作用，在两大项目的带动下，西南边疆、西藏、北部边疆、海疆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势头。2001年以来边疆研究领域从课题遴选到学术成果，较之以往均有大幅增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有关边疆问题的课题所占比例呈逐年增加的趋势；高校系统在边疆研究领域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呈现出课题来源多、课题分布广、教研结合、新人辈出的特点。
课题研究的普遍开展，极大地强化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中国历代疆域形成和发展、历代边疆治理、历代宗藩关系等前沿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同时多角度、多层面深度解读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也纷纷面世。
三 中国边疆学的构筑
“创立一门以探求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发展规律为目的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国边疆学，这就是肩负继承和开拓重任的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4]
这是我们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一书余论结尾处写下的一段话，既是自己的心愿，也是我们对同仁们的寄望。
一晃10余年过去了，其间中国边疆研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在开拓与深化的进程中，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研究，也日益为学人关注，时有专论此题的新作闻世，较重要者，著作类有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5]，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6]；论文类有吴楚克《建设当代中国边疆政治学应有的理论思考》[7]，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8]等。
1997年以来，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思考，笔者也未敢松懈，先后刊发的文章有《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9]，《思考与行动——以边疆研究深化与边疆中心发展为中心》[10]，《关于边疆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11]，《组织跨学科力量对中国边疆重大问题研究进行联合攻关》[12]，《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13]，《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14]，《边疆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15]等，上述文章记录了我对构筑中国边疆学这一大命题进行不断思考的演进思路。
承载着千年传统、百年积累和三十年探索的中国边疆研究，今日面临着新的跨越——构筑中国边疆学，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每一个边疆研究工作者应认清自己的历史责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随着学术的不断进步，顺应社会现实的要求，作为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仅仅围绕边疆史地研究而展开理论研究的传统格局已经被打破，学术界在深入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边疆的现实问题。同时，在边疆问题研究中，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研究者普遍将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在一起，以更加多样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呈现出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的特点，跨学科研究渐成趋势。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由单一学科层面向多学科层面的发展，既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凸显出该学科的独特性。当仅仅依托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已不足以全面诠释中国边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时，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转型就成为必然。这一学术转型建构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具有优良史学传统，特别是20世纪最后20余年学术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思路、新方法的不断出新，研究的层面以及研究者的视角将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研究的深入，边疆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层出不穷，以往研究中被忽视或研究不够深入的大量理论问题日益成为本学科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些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为研究者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展示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发展潜力。
第三，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为本学科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要求，尤其是边疆学研究领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研究者必须直面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无论是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还是具有时代特点的现实问题研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把两者融为一体进行贯通性研究，在历史的长河中探索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重大问题，既是社会科学研究功能的体现，也是本学科不断蓬勃向上的客观要求。
第四，跨学科研究凸显本学科发展潜力。就学科本身的特性而言，在边疆问题研究中，历史学无疑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学科门类，只有对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有科学、深入的研究，才可能使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的规律，从而为中国边疆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毋庸讳言，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解决中国边疆的问题，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学科的分野，加之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学科间互通、交融的趋势大大增强。各相关学科从理论到方法的成熟性，以及中国边疆学术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实践，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三步跨越，即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研究，再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今天，“中国边疆学”已经呼之欲出，其意义在于，首先，它将大大扩展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有益于进一步整合各种学术资源，从而使中国边疆的理性研究步入更加良性的发展轨道；其次，通过对中国疆域形成、发展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态的研究，深刻揭示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再次，通过对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若干层面的研究，将为构筑当代中国边疆的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003年我在纪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时曾对构筑中国边疆学提出六项思考要点[16]，简言之：
一是认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是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重要学术基础。
二是更自觉地面对当代中国边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将更有助于深化对构筑中国边疆学紧迫性的认识。
三是中国边疆学的定位与功能，即中国边疆学是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形成和发展规律的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中国边疆学的基本功能可以归纳为文化积累功能和资政育民功能两大方面，具体说，又可分解为描述功能，解释功能，预测功能，教育功能。
四是中国边疆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研究的三个有机结合，即从研究对象——中国边疆言，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从研究类型的分类言，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从研究方法言，是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整合。由此决定了中国边疆学研究具有理论性、综合性、现实性、实践性的特点。
五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内容分类，可包括两大领域，暂以“中国边疆学·基础研究领域”和“中国边疆学·应用研究领域”来区分。前者包括中国边疆理论、中国历代疆域、历代治边政策、边疆军事、边疆经济、边疆人口、边疆民族、边疆文化、边疆地缘政治、边界变迁、边疆考古、边疆重大事件与人物等诸多研究方面，而后者则是基础研究各方面研究内容的时限延伸，是对当代中国边疆发展和稳定全局的战略性、预测性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其与基础研究领域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有更强的现实针对性。上述所列仅是其中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筑的完成和完善，其内涵将更加完善和系统。
六是全面深化中国边疆研究是推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原动力，同时大力推动边疆教育事业，使全社会对中国边疆的关注与重视成为现实，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实践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以上六端，可能挂一漏万，但确是我在构思中国边疆学如何构筑中做什么、怎么做的思考，将此作为一个讨论问题的“靶子”，也许有助于推动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步伐。
构筑中国边疆学，我辈学人需要做很多事，即古语所谓：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前急办之事，以愚见以下两项可谓要务。
1.边疆理论综合研究应成为中国边疆学构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或可称之为切入点
边疆理论可研究的命题十分广泛，据目前的认知水平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部类：一是中国疆域理论研究，可研究的命题诸如：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和规律，中国古代疆域观、治边观的演变，“大一统”政治理想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和发展，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和发展，羁縻政策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宗藩观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古代宗藩体制的形成与发展，宗藩关系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历代宗藩关系特点，近代宗藩观的变迁与宗藩关系的解体，朝贡—册封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等等。二是中外疆域边界理论的比较研究，可研究的命题诸如：东西方疆域观念的异同，西方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认知，近代西方边界理论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冲击，百年来中外疆域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评议，等等。
为了将边疆理论研究顺利、有序、扎实地展开，在研究中笔者以为如下三点应予特别关注。
其一，面对现实和求真求善。
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就是现实的昨天，未来则是现实的明天。边疆研究的对象中国边疆，其本身即具有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特点，因此，边疆理论研究必须依托历史、面对现实和着眼未来，这既是中国边疆的现实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需要。边疆理论研究不仅要探求统一多民族中国疆域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规律，还应从理论高度了解中国边疆现状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的思路与方法。要完成上述任务，更应坚持求真求善的优良学风。1993年我曾在一篇拙文中说过：“中国古代传统史学研究，有着求真求善的优良传统。从汉代杰出史学家司马迁起，求真求善即成为每一位有成就的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司马迁的求真，即要使其史书成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而求善则是希望通过修史而成一家之言，即通过再现历史的精神来展现自己的精神。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经世致用的传统。求真求善才能达成经世的理论体系，致用则是要使理论研究达到实用的目的。”[17]上述这段话当时主要是指边疆史地研究，对边疆理论研究也应该是适用的。
其二，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
中国边疆研究要有大视野，也就是说要有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所谓中国视野：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众多少数民族主要栖息地，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关键点、连接平台；从现实角度看，中国边疆既是当代中国的国防前线，也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中国边疆，包括边疆理论，不能就边疆论边疆，一定要有中国视野，也就是说，研究时要心有中国全局。
所谓世界视野：中国边疆的地理的和人文的特殊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把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放到世界的背景中观察、评议和研究，既要纵向分析，也要横向比较。以清代边疆政策研究而言，只有具备了世界视野，才能认识到清代的边疆治理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清代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大家知道，古代中国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视之为“内边”。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倭患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东来，17世纪以降，荷兰侵占台湾，俄罗斯侵入黑龙江流域。1840年鸦片战争后，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外患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入侵，可称之为“外边”之患。应该说，明代以降，特别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内边防务依然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日益凸显。可是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致使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很快成了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18]
其三，“两个分开”[19]与求同存异。
中国疆域历史和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对此，边疆理论研究必然要予以正视，并探索解决之途。这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二：一是研究层面原因。由于历史情况复杂，史籍记载多有歧义，引起研究者们探求的兴趣，此类难点、热点问题，可以通过深化研究进而逐步解决。二是政治层面原因。这一层面原因又可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两类。所谓正常的，是指不同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建立本国的历史体系，强调自己国家历史的悠远、维护独立传统之辉煌。对此，即便有悖历史的真实，可以求同存异，以宽容之态度待之。所谓不正常的，是指个别国家或个别团体、个人出于狭隘民族国家利益考虑，不惜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并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通过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制造事端。对此，我们则应讲明历史真相，有利、有理、有节，据理力争，绝不姑息迁就。
上述原因是相互交织、又是互相影响的，情况十分复杂。对此，我们应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保持政治警觉，潜心深化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20]
在边疆理论研究方面，还应创造条件，积累资料，组织力量争取早日启动《中国边疆学通论》的研究与撰写。该项目具有研究的开拓性、理论的创新性，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关心与参与此项目，通过共同努力，向社会奉献一册有时代特点的《中国边疆学通论》，为中国边疆学早日立于中国学科之林而奉献一份力量。
2.应在推动边疆教育上多下工夫
推动边疆教育，这里的教育是指广义的教育，即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层面。关于学校教育，我们应借鉴20世纪30～40年代边政学建设的有益经验，创造条件在高等学校和有条件的研究机构设立边疆系或开设边疆学专门课程，培养受过专门训练的中国边疆学的硕士和博士，以适应边疆研究深化、中国边疆学构筑的需要。
在社会教育方面，应加大宣传边疆和普及边疆知识的力度，让国人更多地关心边疆、认识边疆、了解边疆，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这方面边疆研究工作者是大有可为的。
总之，构筑中国边疆学从启动到完成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进程，在此进程中除需要学人们深化研究外，从学科建设的操作层面上说，还要持续跨上如下两个台阶。
第一步是，将边疆史地列入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的专门史，作为二级学科，这一工作需要得到中国社科院和相关部门的协力才能完成。
第二步是，完成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构筑，使中国边疆学成为一级学科，并列入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之林，这一步的实施不仅需要中国社科院的支持，还要得到国家的承认。
“我的愿望是构筑中国边疆学”，在2006年岁末，北京电视台一次采访时笔者讲的一句话，之后成了此次采访稿的题名[21]，愿以此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1] 马大正（19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2] 参见《加强发展战略研究，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9月23日第1版。
[3] 有关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第二次研究高潮的论述，可参见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3～89页。
[4]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285页。
[5]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6] 人民出版社，2006。
[7]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9] 《光明日报》1999年1月8日第7版。
[10]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11]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12]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4期。
[1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14]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
[15] 《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
[16] 参见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17] 参见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第5页。
[18] 参见马大正《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清史论集》上册，人民出版社，2006。
[19] “两个分开”是指在研究中应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原则。
[20] 参见马大正《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
[21] 《北京日报》2007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