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历来是一个国家国泰民安的体现和重要保证。中国边疆地区地域辽阔，占我国领土面积的60%，是自古至今我国多民族生息与繁衍之地，中外交流的交通要道。同时边疆又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是关系国家统一安定、分裂动乱的热点地区。确保中国边疆地区的发展、繁荣与稳定，实现跨世纪的发展目标，保障国家安全和边防巩固，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边疆治理，在总结我国古代、近代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团结政策、民族进步政策和固边睦邻政策，边疆治理成效还是很显著的。然而，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以及我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我国边疆地区又面临着诸多新的威胁与挑战，应当给以高度重视和进行新的认识。

在边疆政治、边疆安全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尤为重大。由于我国边疆地区幅员辽阔，周边的政治、经济、人文、宗教发展情况各异，其周边的政治态势与安全态势也表现各异。在西北边疆，近30年来，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西北边疆治理方面做了许多积极工作，推动了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但由于少数民族众多，与境外中亚地区有着历史、文化、宗教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且这些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在文化上异质成分较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外势力的怂恿、策动、支持下，本已边缘化的西北民族分裂势力被激活，境内外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相互作用，给西北边疆的治理带来了严重挑战；在西藏，中央对西藏的治理主要经历了中央对藏政策的摸索期、震荡期，以及中央的治藏政策不断丰富成型时期的两大阶段。中央在制订并落实治藏政策时高度重视西藏及整个藏区的独特性，中央的治藏政策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进入21世纪以来，达赖及其西藏流亡政府分裂势力的分裂国家的活动在美国等西方一些政治势力的支持下有频频升级、愈演愈烈的趋势；在东北，由于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化，中国外交方针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安定四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的原则一直没有改变。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朝鲜的边境地区经济不断繁荣，社会日益稳定，但朝鲜半岛形势不明朗的发展走向对东北边疆的影响是广泛的；而在西南边疆，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安全因素从过去的军事对抗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综合安全领域转化，安全问题也从过去的单维度向多维度转化，军事安全威胁的因素大大降低，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不断加大。贩毒、走私、人口买卖、境外人口非法入境移居等问题屡禁不止，不断冲击着边疆安全，使西南边疆预防跨国犯罪和毒品走私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边疆安全的脆弱性不断凸显，西南边疆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压力。

在海上边疆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60余年努力，边疆治理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除中印边界外，其他陆地边界问题陆续得到解决，但海上边界除中越北部湾海上边界得以划定外，其他海上边界的谈判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无论是黄海海上边界问题，还是东海海上划界、南海海上划界，都面临十分艰难的局面。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一些大国在我国周边进行地缘战略竞争，部分邻国在涉及我国领土尤其是岛屿归属和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动作和挑衅增多。

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边疆民族地区在党和国家政策与财力的支持下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速度大幅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能源的不合理利用，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对滞后，银行、金融业发展与监管存在漏洞等原因，给经济发展埋下了潜在的隐患，加之边疆民族地区固有的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一些现实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在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公共安全方面。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事业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各类影响公共安全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不再仅由经济发展问题本身引起，转而变为由公众对社会不公正不满所引发。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教育、卫生、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而这些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人们均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同时更是给社会安全埋下种种隐患，并可能引发各种危及社会安全的问题出现。

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与次区域合作方面。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上，云南长期发挥着内陆门户的重要作用，在沟通中国与邻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作出了应有贡献。近年来云南与周边国家在互联互通方面、经济优势互补方面、交流合作方面、合作平台拓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受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产业（产品）结构单一、配套协作、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云南未能充分发挥其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得天独厚优势，远远没有形成较强的“经济优势”和“比较优势”，也没有收获到相应的“效益”。

以上种种都是我国陆、海边疆区域现实面临或潜在的危机情景，它们综合作用，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边疆治理机制、边疆发展思路也由此亟须总结、探索和创新，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可能和已经出现的危机情景。

在此中国边疆形势的大背景下，2011年9月22～24日由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云南卫视新视野在云南大学联合举办的主题为“21世纪的中国边疆治理与发展”的第二届西南论坛的成功召开，对进一步厘清当前我国边疆治理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大视野与大背景中把握中国边疆问题的大方向，全力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方面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中国边疆研究历程源远流长，内涵十分丰富。18世纪形成的清王朝空前的统一形势、19世纪中期后西方列强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催生了中国以西北史地之学为中心的边疆研究。20世纪初以来，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现代学科萌芽和发展，其中新史学、民族学、地理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的建立及对中国边疆民族、地理、疆域沿革、社会的研究与考察活动，完成了中国边疆由传统的记述与认识向现代学科研究的转化。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出现了三次研究高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出现和发展，促成了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实现了“两个突破”（即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选题深化、成果众多的特色）和“三步跨越”（即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到中国边疆研究，再到中国边疆学的构筑）。20世纪90年代，顺应边疆研究学术发展的趋势和中国边疆开发的需要，一批学者呼吁建立“边疆学”学科，并进行了学科含义、基本理论的探讨。中国边疆研究日益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研究由传统的边疆记述和认识，向边疆史地、民族、边政转化，并最终形成了向以边疆为完整研究对象的边疆学的发展，边疆研究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云南大学作为一所边疆大学，以“立足边疆，服务地方社会”为办学目标，在近90年办学过程和学科建设中，充分发挥云南毗邻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将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重点打造了一批优势特色学科。云南大学对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中国民族史、中国经济史、历史地理学、世界史、民族学、生态学、政治学等学科，长期以来都体现边疆特色，加强边疆相关内容的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方国瑜等老一辈学者就在云南大学建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五六十年代成立了边疆民族与地方史研究机构。1979年云南大学成立西南边疆历史研究所。1996年与中国社科院联合设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云南工作站，2000年组建了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并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云南大学专门史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以“西南边疆史与中国边疆学”作为建设方向。在中国西南边疆史方向，结合历史变迁与现实开发，加强边政、边务、边界、边疆、边民、边防等问题的研究；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关系史方向，重点开展“中国西南周边环境”研究，突出中国西南周边国际安全环境与地缘政治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与西南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及跨境民族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边疆学方向，集中研究中国边疆学的学科特点、内涵及中国边疆形成、稳定和发展的规律。近年来出版了西南边疆文献档案整理汇编资料、西南边疆译丛、《云南通史》及“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与此同时，学校申报的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云南“滇学研究基地”，获得批准并获得经费支持。云南大学“中国边疆研究中心”“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大湄公河次区域研究中心”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云南研究中心”等研究基地和机构也先后成立，并与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办了“云南历史与社会调研工作站”和“国情调研中心”。作为一个长期目标，云南大学要建设以专门史—国际关系—中国边疆学为支撑的学科区域，形成富有特色的云南大学的学科群。

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由来和新加坡的中国研究进程是密切相关的。1992年东亚哲学研究所改名为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IEAPE）。1997年，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易名为东亚研究所（EAI）。东亚研究所的宗旨是推动对东亚地区学术和政策层面的研究，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迅速发展的经济一体化态势及其在该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目前是全球最有名的中国研究机构之一，也是新加坡政府关于中国和东亚问题的核心智库。目前已出版的中国研究方面的研究著作已有上百种，主要包括《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改革、合法性与困境》《中国改革三步走》《通往大国之路》和《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等。在出版的无数论文中，也包括很多边疆研究方面的，例如，《西藏骚乱与西藏问题的大趋势》《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开端》和《新疆、西藏问题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等。

云南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均有较好的学科基础及研究基础。此次论坛的成功召开，有机结合了两校的学科优势，迎合了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企盼能为不久的将来中国边疆研究可以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高潮贡献力量；企盼能进一步唤醒和强化相关学科中边疆研究的责任意识，并为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拓展新的研究空间，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企盼通过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国际协作，努力使“西南论坛”打造成与“北京论坛”“上海论坛”媲美的西南地区最高层次的学术和政策论坛，能吸取国内外顶尖学者的先进思想和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从而促进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本次论坛共有来自北京、新疆、辽宁、广西、云南等地和新加坡的长期从事中国边疆问题和相关问题研究的2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主要涉及“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的治理与发展”“当代中国边疆治理与发展的影响因素”“21世纪中国边疆治理与发展方略”和“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与次区域合作”等几大议题。与会的专家学者在此次论坛上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提出了一批具有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进一步提升了“西南论坛”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为此，特编撰本论文集，以飨读者。最后，特别致谢为本论文集的编撰付出辛苦工作的李晨阳研究员和李涛博士。

郑永年 林文勋

201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