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动力优势是我国货物贸易发展的基础条件

劳动力传统优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物贸易长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从就业状况和工资水平来看，我国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即社会劳动生产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分布

从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的动态分布来看，1980～2010年的30年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8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2.91亿人，第二产业0.77亿人，第三产业0.55亿人，各自的占比为68.7%、18.2%和13.1%，这一期间我国就业人口大部分集中在第一产业。2010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2.79亿人，第二产业2.18亿人，第三产业2.63亿人，比例分别为36.7%、28.7%和34.6%。

表2-2 中国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布

在就业市场上，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从68.7%下降到36.7%，第二产业比重有所上升，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就业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发展成为与第一产业规模基本相当的产业，成为我国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空间。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趋于接近，大体上构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

图2-2 中国一、二、三次产业就业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表2-2数据绘制。

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明显下降，从2.91亿人缩减为2.79亿人，下降了约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稳定增长，从0.77亿人增长到2.18亿人，提高了近2倍，第三产业就业人数迅猛增长，从0.55亿人增长到2.63亿人，提高了近4倍。

仅从就业人口的分布来看，可以说，国民经济偏重于第一产业的状况得到了本质上的改善，三次产业呈现较为均衡的发展。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劳动力规模在三次产业间的变化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形成了互动的对应关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货物贸易的发展。这一潜力从我国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化中也可以看出来。

（二）平均工资水平在不同所有制性质单位的分布

1995年，我国国有单位的年平均工资水平为5553元，城镇集体单位为3934元，其他单位为7728元；2010年，这些数字分别为38359元、24010元和35801元，分别提高了6倍、5倍和3.6倍，从绝对值来看，均有大幅度的提高，其中国有单位提高的幅度和速率最大，城镇集体单位次之，其他单位由于其较高的初始水平而显得最为缓慢。

表2-3 中国平均工资水平

其他单位的组成较为复杂，主要包括私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所以，根据上表数据的对比，可以归结为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私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年平均工资比较，呈现如下变化：

一是，国有单位的年平均工资水平持续高于城镇集体单位的年平均工资水平，且有持续扩大的趋势。1995年，国有单位的年平均工资高于城镇集体单位年平均工资1619元，201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4349元；从相对值来看，1995年前者高于后者41.15%，2010年扩大为59.76%。如果考虑到城镇集体单位工资中的社会福利含量低于国有单位，那么这一差距仍然处于被低估的水平，且处于缓慢的接近过程，即这种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仍有较大的发挥空间。

二是，1995年，私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年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分别高出39%和96%，2010年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国有单位的年平均工资水平已经高于私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年平均工资水平，超过了7%，年平均工资水平的关系发生了逆转；但私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年平均工资仍然高于城镇集体单位的水平约49%，然而高出的比例同1995年相比已经缩减了一半。

图2-3 我国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的年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根据表2-3数据绘制。

各种所有制单位年平均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一方面，显示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稳步地被更广泛的就业人群所分享；另一方面，也说明劳动力优势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分布以及我国货物贸易所依赖的程度的动态关系。

（三）劳动力成本的国际与地区差异

在国际上，我国劳动力成本长期处于每小时1美元区域，与欧美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一差异决定了国际分工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的顺次转移，其结果是我国逐渐成长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规模出口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导部分。劳动力成本优势在我国的不同分布特点如下：

第一，劳动力成本层级的所有制分布，表现为国有—集体—个体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递增分布。一般而言，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高于集体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集体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高于私营或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在国有、集体和个体或私营间形成了所有制层级与收入水平的正相关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磨合中，国有企业中的劳动力相对来说需要付出较大的交易成本才能够与增量资本结合，而集体或个体企业中的劳动力则较容易与增量资本结合，这就为市场体制下的增量资本既包括外商投资也包括民间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具有成本优势的劳动力供给，尤其是在农业生产管理体制改革中游离出来的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供给。较低的工资水平通过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建立与发展开辟了与资本相结合的路径，并主要通过加工贸易方式下的产品外销间接地进入国际市场，形成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基本支撑因素。

第二，劳动力成本层级的地区分布，表现为沿海—内陆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递增分布。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距离以及由此产生的运输费用构成了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的关键因素。沿海地区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由于其良好的区位优势，受到了增量资本的青睐，率先发展起来，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的主要基地。随着外向型经济的深入发展及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吸引着内地农业部门的廉价劳动力从内地流向沿海，实现了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并形成了农民工在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区域流动和工作与探亲交替的季节性流动。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的资料显示，2010年，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内陆省份，如广东年平均工资为4484元，山东3167元，浙江3518元，江苏2999元；处于中部经济带的省份，如安徽仅为1225元，河北1630元，山西1287元，湖北1601元，湖南1480元，而江西则仅有837元；处于西部经济带的省份，如甘肃569元，新疆851元，宁夏仅有226元。

就经济区位来讲，由于受运输成本以及体制等软环境方面的因素的制约，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很难直接随着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水平的变动而转变，但是，我国劳动力的相对移动，即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的农民工潮，却可以有效地支撑加工贸易的持续发展。这种区域间劳动力成本的层级优势将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下去，成为我国货物贸易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第三，劳动力成本层级的动态延缓与推进。随着改革进展，内地农民工流入沿海地区谋取职业的过程中，形成了农业剩余劳动者——沿海地区企业的农民工——回乡创业者的循环。这一循环从劳动力成本的层面来看，是新的农民工对原有农民工的补充与替代。

随着农民工劳动条件的改善及劳动力工资的提升，劳动力成本结构中对家庭生活、子女教育、休闲娱乐的要求开始萌动、增长，农民工的工资在增加，进入企业成本，并逐渐成为劳动力就业的新标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农业劳动力来到沿海打工，部分替代了原有的劳动力，一方面延缓了工资提升的速度，另一方面也放慢了企业成本增长的进程，同时保持了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劳动力成本层级的动态延缓—推进现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了我国外贸出口的整体竞争力。

（四）劳动生产力的解放是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关键

我国货物贸易蓬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其发展路径体现出我国生产力解放的基本特征。

第一，持续地解放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发展和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及城镇地区转移，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生力军。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从内地向东南沿海转移，与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发展相适应，与外商投资集中在沿海以及加工贸易方式相适应，形成了沿海地区产业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供给水平由低向高的发展，决定了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也构成了我国出口贸易以及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模式。

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质量的不断提高，沿海产业升级有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不断从小五金、服装鞋帽、玩具等熟练工种为主的产业，向家电、机械制造、信息产业等技能型工种为主的产业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沿海地区的企业群体通过资金的积累、管理经验的积累、国际销售渠道的积累以及自主知识产权的积累，提升了其在国际分工链条中的地位。

我国的要素禀赋优势集中体现在劳动力成本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一方面，这种要素禀赋长期以来被经济体制所束缚，无法发挥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致使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发展速度的巨大落差，劳动报酬的缓慢增长，累积起了潜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潜在的优势积蓄到一定程度，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得到了释放。解放农业生产力，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外向型经济以及货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特征的沿海地区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得以充分发展，致使我国相关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了较强的比较优势，占领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出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成为解释贸易顺差的基本依据。

第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为沿海产业升级提供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寻求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新突破，源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技术动力、资本动力和管理动力，源自竞争优势的创新。寻求实现货物贸易模式的突破，占据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增值高端，引领国际分工模式的转换，源自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突破，源自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善。技术要素、资本要素和管理要素的增长，超越了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持续影响，改变着我国要素禀赋的结构，并通过出口贸易的引导作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改变着我国产业部门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创新竞争优势的空间来源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诸多重要方面：一是大力发展、保护自主知识产权，加大制造业的技术要素投入。技术创新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在价值创造与国际价值的决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通过技术创新，引导资源向高端产业发展。二是通过企业并购，建立资本雄厚的跨国企业集团。资本积累对进入或发展某些具有资本门槛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相关产业生产率的提高，为产业的国际转移提供了条件，成为决定相关产业产品国际价值的因素。三是注重人才培养，加大管理要素投入在价值创造中的空间。供应链上的各种经营管理人才是决定产品国际价值的重要因素。

从战略角度上看，保持并发展与劳动力成本优势相适应的传统出口产品仍然是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政策选择，其积极意义在于通过传统产品的出口，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驱动力。有效地利用并引导劳动力成本的层级差异化，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与出口的同时，向资本、技术以及管理密集型产品或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与出口转换，改变对外贸易和经济的发展模式，通过货物贸易出口的持续增长，科学地配置国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