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威武不能屈的梅兰芳

梅绍武

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我不禁想起先父当年蓄须明志的不凡事迹。丰子恺先生曾在《梅兰芳不朽》一文中赞扬先父威武不能屈。诚哉斯言。丰先生写道：

“抗战期间，我避寇居重庆沙坪小屋，这小屋简陋之极，家徒四壁，毫无装饰，墙上只贴着一张梅兰芳留须照片，是上海的朋友从报纸上剪下来寄给我的。我十分宝爱这张照片，抗战期间一直贴在墙上，胜利后带回江南，到现在还保藏在我的书橱中。我欣赏这张照片，觉得这个留须的梅兰芳，比舞台上的西施、杨贵妃更加美丽，因而更可敬仰。在那时候，江南乌烟瘴气，有些所谓士大夫者，卖国求荣，恬不知耻；梅先生在当时只是一个所谓‘戏子’，所谓‘优伶’，独有那么高尚的气节，安得不使我敬仰？况且当时梅先生已负盛名，早为日本侵略者所注目，想见他住在上海沦陷区中是非常困苦的，但他能够毅然决然地留起须来，拒绝演戏，这真是‘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精神，安得不使我敬仰？”

当时我父亲的处境确实是十分困苦而历经艰险的。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寇占领上海后，父亲虽然住在租界内，却经常受到敌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纠缠骚扰，不得不委托挚友冯耿光先生因公去香港之便，代为安排赴港演出计划，以便跳出樊笼。1938年春，他在香港利舞台演出结束后，便在半山上的干德道8号租了一套公寓房子住下来，决定不再返回孤岛。那时有人问他：“您曾经于1919年和1924年两次赴日演出，日本人对您一向友好，何必一定要移居香港呢？”父亲答道：“日本人民和艺术家对我确实是友好的，可是他们的军政府对我们国家则是太可恨了。我有什么理由只管自己而不顾国家呢？”

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仍住在上海，只在每年暑假期间去香港和父亲相聚两个月。1941年暑假后，父亲把葆琛兄和我留在身边，让我们在香港求学，母亲便带着葆玥和葆玖返回上海，为的是照管上海的家并照顾京沪两地许多同行的生活。

父亲蛰居香港，心情虽然悒郁，却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他相信总有一天将会重登舞台，把自己的艺术献给人民，因此他常常夜间独自拉着二胡悉心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并且严格锻炼身体以免发胖。不幸的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香港很快就陷落了。父亲看出自己这次难以逃出虎口，便毅然决然地蓄起唇须，胸有成竹地对我们说：“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演戏吗？”他毫不畏惧地等待随时都会到来的凶险。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侵略军接连三次胁迫我父亲与他们合作。第一次是敌军司令酒井派一个名叫黑木的日本人前来，令我父亲到设在九龙半岛饭店的司令部去一趟。酒井见他蓄起唇须，问道：“您怎能在中年时期就退出舞台？”

父亲沉着地答道：“我是演旦角的，如今快50岁了，扮相差了，嗓子也不行了，已经完全失去演出的条件，早就应该退出舞台，免得献丑丢人！”酒井听出话中有刺，便说以后再详谈再研究。没过多久，敌寇为了召开一次占领香港的“庆祝会”，要他参加演出。当时父亲由于火气上升，正患牙疼，脸部发肿，请医生开了一张证明，名正言顺地挡了回去。

一个月过后，他们又派人来百般威胁利诱，非要他出来演几场戏不可，企图借此繁荣市面。父亲再次提出自己已多年不登台，嗓音丧失，且剧团不在港地，无法演出，给回绝了。

第三次是在1942年春，南京汪伪政府无耻地庆祝什么“还都”，由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来香港接我父亲前往演出，并称已备好专机护送。父亲还是照前两次那样提出拒绝的理由，可是那个特务屡次前来纠缠，最后父亲坚持自己犯有心脏病，平生从不乘坐飞机，使那个家伙无计可施，又鉴于父亲的国际声望，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只好空身回去复命。

后来，由于粮食和物资严重短缺，日本占领当局下令紧急疏散人口，父亲便趁机托几位老朋友把葆琛兄和我带到内地去求学。我们兄弟临行时，父亲怕日寇发现阻拦我们，就按照小名“小四”“小五”谐音给我们俩改名为“绍斯”“绍武”（我原名为葆珍）。随后有人劝我父亲化装也偷渡到内地去，但有的朋友觉得这个办法不妥，父亲的面貌容易让人认出来，万一被日寇发现，事情反倒不好办了。冯耿光先生认为香港已和上海一样，不如返回上海和家人同甘共苦。父亲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便于1942年夏怏怏不乐地取道广州返回沪滨。随后到来的则是更为严峻的日子。

1942年秋，汪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访，要我父亲在12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东京巡回演出，以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父亲用手指着自己的唇须，表明早已退出舞台。褚逆阴险地说道：“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哈哈哈……”

笑声未落，褚逆就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父亲就是这样讥诮地臊走了那个无耻的大汉奸。

敌寇当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便由华北方面军报道部部长、号称“王爷”的山家出面胁迫。他采纳一家黄色小报的社长朱某的谗言诡计：“梅兰芳说他年纪大了不能再登台，那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他总不能再有什么理由推却了吧！”秦叔忍三叔（北平华昌制版局创办人）闻讯后想出一条对策，让梅剧团经理姚玉芙先生到上海请吴中士医师给我父亲接连注射三次伤寒预防针，因为他知道我父亲不管打什么预防针都立刻会发烧。山家不信我父亲突然病倒，派驻沪海军司令部查明情况。日寇军医一行人闯进我家，发现我父亲果然卧病在床，昏迷不醒，发烧近40摄氏度，无法远行。父亲不惜损伤身体，再次抵制了敌寇的要挟。秦三叔现仍健在，今年已93岁高龄，去年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六集大型文献专题片《一代宗师梅兰芳》中以见证人身份亲口叙述了这段动人心魄的往事。秦老先生还对我们兄妹四人说：“我以前一直没敢告诉你们，你们的父亲当时早已准备好安眠药，万不得已就以死相拼！”

著名日本剧评家尾崎宏次先生1992年在《悲剧·喜剧》刊物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梅兰芳曾留过胡子》的文章，使我们知道了当时敌寇对我父亲胁迫的另一方面的情况，文中写道：

“我听说梅兰芳留胡子一事还是在半个世纪前……第一次听说梅兰芳留胡子是在1938年，那年是中日战争（1937）的第二个年头，也是我进入工作岗位不久的日子。当时我在《东京都报》文化部工作。从中国前线归来的特派员的一次报告会上，我得知了这一消息。报社内部那时经常举行这类内部报告，把一些无法刊登而又是事实的前线消息传达给各部记者，其中有一条就是有关梅兰芳的消息。报告是这样说的：‘日本驻沪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想看梅兰芳舞台表演并派人去找，可是扮演旦角的梅兰芳因留胡子的缘故而拒绝登台……这位名旦的唇须显然是抗议战争的鲜明标志……留胡子一事决不那么简单。这里包含着一位伟大艺术家的思想境界。我们应当理解到这一点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