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

黄警顽

徐悲鸿（1895—1953年）是中国近代杰出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中占有很高的地位。1953年9月23日他在北京逝世的时候，还只有58岁。

我从1915年和他相识，直到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岗位上去世时为止，相知近四十年。据我所知，现在已经很少有比我认识他更早的朋友。我们共过患难，同过生死，特别是在1915年他初次来到上海以后，在他一生中关键性的年月，彼此有过极亲密的关系，对他了解得较清楚、较详细。我从1947年起，由于他的邀请，参加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工作（这个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中央美术学院”）。记得在他逝世前半年，他曾约我到院长室谈过一个多小时，他提到当年这段经历时，说：“如果我先死，你给我写出来，如果你先死，我给你写。”我的平凡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他这位在凄风苦雨中成长起来的大艺术家，才应该把事迹留下来给后人知道。现在我已年逾古稀，身体虽尚健实，但记忆力却已一年不如一年，因此有必要及时地把徐悲鸿这一期间的事迹记录下来。由于这一段事迹离不开同我的关系，有些地方很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但我毕竟是个配角，我保证不夸大、不渲染，尽量保持真实。

1915年夏末，正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供应开学用书最忙碌的时刻，我接待了一位由宜兴来到上海的青年。他穿了件蓝竹布长衫，白布袜，一双白布鞋，后跟上缝了一条红布，这说明才死了尊长；对分的头发披拂在前额上，手里拿着个纸卷儿，年龄同我仿佛，大约20岁左右，但显得有些瘦弱悒郁。他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封信，一封是介绍他去拜访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的，另一封是介绍他来商务印书馆找《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的。介绍人是徐佩先[2]，被介绍的持信人，就是这位当过小学图画教员的徐悲鸿。

《小说月报》编辑部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辑所里。我代他打电话给恽铁樵，恽叫人代答说：“今天有事，请他明天下午下班前到编辑部会客室等一下，下班以后会他。”

徐悲鸿很高兴，向我道谢后就走了。第二天，他带着兴奋的表情前来看我，说：“恽先生看过我的画了。商务出版的教科书需要插图，叫我画几张样子看一下。我现在就回梁溪旅馆画画去。”这样，我才知道他是个青年画家。

可是徐悲鸿没有在上海多住几天的准备，而且没有带画具，显得有些为难。我借了一副笔墨给他，说：“如果有别的困难，我们大家想办法。”

两天以后，他带着画稿来看我。我看画得还不错，但担心能不能符合编辑所的需要。他上编辑所去了，兴冲冲地回来说：“恽先生说，我的人物画得比别人的好，十之七八没有问题，叫我等几天去听回音。”我问他：“有什么为难没有？”他支吾了一下说：“没有什么！”这时我有别的事，大家分手了。

过了几天，他又来看我，说：“恽先生说，还得等几天。可是我等不下去了，没有带这些盘缠，我得回去一趟，再见！”原来他在过去几天里已经花得一文不剩，现在得卖掉东西才能回到宜兴，可是他没有对我说。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他又来到了上海。年轻人认为商务印书馆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回去在亲友那里拼凑了一些钱，连简单的行李也带来了，仍旧住在梁溪旅馆。他上编辑所回来说：“恽先生说，国文部的三位主持人——庄百俞、蒋维乔和陆伯鸿还没有开会审定，过几天再去。”等了几天再去时，恽铁樵告诉他：“蒋陆两位通过了，庄百俞不同意，说线条太粗……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爱莫能助。”

第二天一早，发行所刚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来，把经过情况对我说了，又非常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便快步走出门去。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接着，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起好些人围着看。

徐悲鸿头脑一清醒，便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还好，我离店不到一个小时，上级未发觉，因为我的职务是服务员，不是在柜台里做买卖，而是在店堂里招待顾客，经常在楼上楼下走动。在路上，徐悲鸿告诉我，他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老板在两天前就不许他继续住宿，并把箱子扣下了，铺盖已经当掉，他没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昨夜通宵风雨，他饥寒交迫，想马上自杀，但想到我多次诚恳招待他，这才来向我告别。如果我不赶上去，很难说他最后准备怎样安排自己。

我那时只是一个小职员，每月挣十多元钱，住在南市九亩地的宿舍里。我决定要帮助徐悲鸿脱出困境。我人缘不坏，跟同房间的两个同事和看门的商量好，让他每天晚上同我们一起住宿。我们俩睡一张单人床，盖一条薄被子。伙食的问题这样解决：中午他到发行所楼上饭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们一桌吃，我熟人多，轮流上朋友那里吃。早点和晚饭呢，我每天给他一角钱，也就过去了。

徐悲鸿每天到发行所店堂里来看书，除了看有关美术的书籍以外，在一个来月里，看完了全部林（纾）译小说，使他对外国文学有了概括的认识。有时，就上商务印书馆对门审美馆去看各种彩印图画，既有名家作品的复制品，也有各种屏条、仕女月份牌等等，使他对当时的商品绘画有了些了解。

我是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下班后，代他借上一张会员证，就一同上青年会听听演讲和音乐，或者洗个热水澡，有时还在温水游泳池里游泳一会。在这里，徐悲鸿认识了一些青年朋友。我们常在9点钟光景走出青年会，步行五六里路回宿舍休息。

我也是精武体育会会员，那时正在提倡拳术，大家爱学“谭腿”，可是缺少像学习西洋体操时用的那种挂图。我给徐悲鸿想出了一条生财之道，我上中华图书馆找经理叶九如（他是上海书业公会会长），建议他出版一套《谭腿图说》的体育挂图，还自告奋勇写解说，并推荐徐悲鸿的绘图。叶同意了。从此，每天我一下班就赶回宿舍，摆架势，让徐悲鸿照样构图，我给画好的图写说明。不多几天，就画好了全部一百多幅图。交稿后，叶九如给了三十元稿酬，我全部转给了他，这是徐悲鸿一生卖画的第一笔巨额收入。后来中华图书馆把这些印成一本三十六开的小册子，但上面并没有印出是谁画的图。

接着我又同审美馆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谈起徐悲鸿能画的事，希望他们买几幅。他们是广东人，到日本学过美术，归国后开了这座专门印售美术图片的铺子。他们让徐悲鸿画一张月份牌试试，可是徐悲鸿最讨厌月份牌，连试也不愿意试。他画了春夏秋冬四幅五彩花鸟屏条，还在上面落了款。这四幅画既不同于复制品名家手笔那样传神阿堵，也不同于世俗画工的作品那样容易讨好小市民。他们勉强收下了，给了二十元钱。

虽然如此，徐悲鸿到底拗不过我的劝说，为了渡过难关，同时也为了练习一下人物画的技法，还是画了两幅月份牌用的仕女图。这一次，高氏兄弟没有通融收购。我们把这两张画分别捐赠给了孤儿院和聋哑学校，这两个得主又把它各自义卖给了画片店，后来也印出来了，徐悲鸿没有在画上落款。此外，他还画过一大幅水墨钟馗像，一幅素描的观音；后者是作为样品的试笔，有一本名为《天下太平》的书，把它印在封面的左上角，也都没有署名。

那时，上海有一位叫周湘的油画家，是江苏嘉定人，不太著名，可能是个天主教徒，是附属于徐家汇天主堂的土山湾油画馆的出身。徐悲鸿很想向他请教。我转托商务印书馆美术部画家徐永青介绍，由我陪同登门拜访。

周湘看上去还不到50岁，对于这位青年画家一见如故，初次见面，就畅谈了整个下午。第二次拜访时，他带去了自己的几幅中国画和西洋画。周湘很赏识这些作品，说表现技法已经具备成功的条件，只要再下苦功，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一鸣惊人的画家。周湘对欧洲美术史、法国和意大利的各派绘画大师的生平和作品都非常熟悉，读得很多。他让徐悲鸿欣赏了他的收藏和自己的历年作品，使这位青年画家大开了眼界，体会到了一个画家的成功，必须付出艰巨和长期的劳动。

徐悲鸿虽然只向周湘请教过四五次，却得益不少，把他当作老师看待。周湘后来曾把他的一套四本的西洋画册送给徐悲鸿，那是他的一个学生、上海著名绸布号协大祥的老板丁方镇代他印的。秋末冬初，我介绍他认识一位名叫阮翟光的商人。他是南通人，在北京路盆汤弄集益里开了一家不大的坐庄，贩卖棉布和照相器材。他看到徐悲鸿的画，很佩服，知道他住在我那边不很方便，邀他到商号里去住。阮翟光又介绍了一个姓高的钱庄老板的儿子和几个钱庄学徒跟他学画，每星期三次，每月有十多块钱的收入。

接着，他又认识了湖州丝商黄震之。这个富商在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徐悲鸿的一幅山水画，极口称赞。知道了他的遭遇以后，便邀徐到他主持的一个俱乐部“暇余总会”去住。这是一个富商们抽烟聚赌的地方，上午很清静，他可以看书作画；下午到深夜都很嘈杂，于是他出去逛书店、溜马路；晚上上附近的寰球中国学生会去补习法文，作为一旦留法的准备。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回总会，在鸦片铺上打开被盖来过夜。

可是好景不长，黄震之在市场和赌场上双双失利，差点儿破产，“暇余总会”不再由他说了算了。过了春节，徐悲鸿再也待不下去了，决心投考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攻读法文，准备有机会时去法国深造。这所学校学费便宜，每学期只需四元，由我付，伙食费是黄震之担负的。这时黄震之的景况一落千丈，四十元的膳杂费一下子没有凑齐，第一次只交了三十多元，不足的几元是后来补交的。

记得报名那天，他在报名单上姓名的一栏上填上“黄扶”[3]两字。当法国老神父问起他的身世，说起作为老画家的父亲刚死不到一年，是朋友们帮助他进大学的时候，他不禁流下了眼泪。

暑假期间，我听说哈同花园[4]正在找人画画。前几年，哈同花园为华北七省赈灾会开放时，商务印书馆曾在园里摆过书摊，还由我编写了一张特刊，把哈同夫妇的照片刊登在上面。因此我见过罗迦陵，同这个花园的总管姬觉弥也相熟。现在罗迦陵心血来潮，要在园里办一所仓圣明智大学，委姬觉弥担任校长，请一些前清遗老，像康有为、王国维、陈三立、沈美叔、冯恕等来讲学，有二百多名学生。他们觉得尊崇孔子还不够，推出了创始文字的仓颉来奉之为圣。可是有史以来还没有见过仓颉的画像，只是从史书上知道他是“四目灵光”。现在正在物色一位画家来画仓颉像。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徐悲鸿，叫他“创作”一张仓颉像。我说：“要是这幅画能够选中，你可能一步登天，甚至上法国的梦想也可能成为事实。”他姑妄听之，花去几天的工夫画成了一幅三尺多高的仓颉半身像。画上是一个满脸须毛、肩披树叶的巨人，眉毛下各有上下重叠的眼睛两只。我看不出他是“圣”，倒有些像“神”，可是大头宽额，神采奕奕，足够代表一个有智慧的上古人。我真佩服他的想象力。

这幅画被姬觉弥和仓圣明智大学的一些教授们通过了。罗迦陵过目时，听说那些文人学士都叫好，当然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她叫姬觉弥通知我带徐悲鸿进园去见一见。

罗迦陵在金碧辉煌的戬寿堂里接待我们。这里真像是帝王的宫廷，使我们这两个穷青年显得更寒碜。姬觉弥把徐悲鸿做了一番介绍以后，罗迦陵问了几句，他也很恰当地回答了几句，而我却当了翻译员，因为她真听不懂宜兴话。最后，她看了看我们带去的一幅山水画，用上海话连声说：“蛮好！蛮好！”又把姬觉弥招到身边低声说了几句，我们便一起告辞了。

走出哈同花园的大门以后，我挽着他的手臂说：“悲鸿，你真的一步登天啦！”他放慢了脚步，严肃地说：“不管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还是‘神州少年’、‘江南布衣’[5]。”接着又说：“他们是有钱的犹太人，办学校，弄风雅，只是闲来无事的消遣罢了，兴致过去，就会风流云散的。你不要以为我会打算在园里待一辈子，我有我的打算。”

不久，姬觉弥通知徐悲鸿可以搬进园里去住。过了一天，我送他进园，姬觉弥把他安排住在“天演界”[6]旁边的一排向阳的客房里。房间宽大，陈设古雅，同仓圣明智大学其他的教授一样，他受到很周到的接待。姬觉弥叫人送给他200块钱，让他采购一切绘画用品。

徐悲鸿在园里住定，就开始绘制仓颉像。他计划再画七幅，凑成八幅，其中有半身的，有全身的；有立像，也有坐像；有在山洞里的，也有在旷野上的；每幅的主题都跟创造文字有关。但结果他在几个月以后离园时为止，只勉强完成了四五幅，其他三四幅仅仅勾了个底子。正如他所说的，这些画后来果然随着仓圣明智大学的风流云散而不知下落了。

徐悲鸿在园里结识了不少人，尤其是因为受到康有为的青睐，使所有的人对他刮目相看。康有为在那时本来已经很少收门弟子，但是仍收了徐悲鸿。拜师礼是在新闸路辛家花园康宅举行的，又是我陪他去的，眼看着他在地毯上对康有为叩了三个头。

从此以后，徐悲鸿不仅在那些老先生那里学到美术以外的知识，主要是国学方面的知识，又有机会饱览爱俪园中大部分珍藏，包括古今中外的图书、绘画、金石、古玩、碑帖、雕刻等等。这使他如入宝山，目不暇接。他忙着看，抢着临，可以说到了贪婪迷醉的程度。在这期间，他不仅绘事精进，书法也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临摹了好些外间罕见的碑帖。

徐悲鸿在爱俪园中不久就建立了威信，姬觉弥同他很表友好。他知道仓圣明智大学正在扩充，需要师资，给姬介绍了几位家乡的名士，都一一被聘用了。这些人里面，有一位叫蒋梅笙的，原是名举人，对国学很有研究，家住在哈同路民厚里，现在同徐悲鸿只有一墙之隔。自从他进园以后，就得闲去探望这位老举人。

老夫妻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女儿，名唤碧薇，长得丰容盛鬋，温婉多姿，国学根底很好，尤其喜爱吹箫。她看到这位21岁的青年画家能够成为爱俪园中的座上客，并且把自己的父亲也介绍进园里去教书，对他印象很深。颠沛流离了多年的徐悲鸿一旦步入顺境，外貌变了，心情也变了，对于这位可以入画的姑娘也触发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恋情。遗憾的是对方已经在早些时许配了人家。

不待完成八幅仓颉像，罗迦陵已经由于姬觉弥的进言，答应给1600元，帮助徐悲鸿留法深造，同时，徐蒋之间的爱情也发展得很快，蒋碧薇决定不顾一切，愿与徐悲鸿结为夫妇。但是情况虽然急转直下，他却不想立刻就上欧洲。一个原因是欧战的烽烟还没有熄灭，另一个原因是“有钱的犹太人”靠不住，如果贸然去了，一旦后援不继，结果不堪设想。因此决定在动身前扬言去法，暗地里买了长崎丸的两张四等舱船票，先上日本去观光一下，打一些基础。他把希望寄托在北洋政府身上，希望能有机会获得官费出洋，比较可靠。

在他离开上海那天，只有蒋碧薇的母亲和我两个人到黄浦路日本轮船码头送别。蒋梅笙对这件事装作不知道，蒋太太是悲喜交集。我同徐悲鸿虽然还只有一年多的交情，却是他的一部分坎坷、曲折的命运的见证人，握别时双方都有一种难舍难分的心情。可是那时他应该不悲了：一个画家已经成长起来。他同蒋碧薇在舱口向我们招着手，消失在黄浦江上的晨光中。他们从此乘风破浪，双双踏上了艺术生命的新阶段。

（张功良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