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情深谊长——一个老同学 老朋友的回忆
盛成
我与徐悲鸿是1915年在上海相识的，迄今已经过去68年了，但是我同悲鸿相处的日日夜夜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震旦同窗，海外求学，握笔执教，共赴国难，一幕幕令人难忘的生活经历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和悲鸿知己知彼，无话不谈，当年，我俩有时兴致勃勃地探讨艺术领域中无穷的奥秘，有时也为一些意见分歧争论不已；我为他在艺术上取得功绩而欢欣，也为他曾遭遇过多的挫折而惋惜。
悲鸿是个强者，他那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使他在最后的岁月里找到了光明，把他杰出的绘画艺术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我为他的归宿感到骄傲。
悲鸿，在黑暗的旋流中摸索奋斗了大半生，他自始至终地把握生命的航船，达到了光明的彼岸，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同辈人共同向往的。漂流四海的我，终于也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中，为她的繁荣富强，献上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我相信，悲鸿如能得知，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一、震旦相识
1915年我和悲鸿是上海震旦大学预科的同学。当时震旦的校本部就坐落在“法租界”的吕班路上，从电力公司下车向右行，就可以见到这座带有强烈殖民主义色彩的教会学校。学校当年包括预科和本科，设有文、工、医、电机等诸科专业。
震旦的学生宿舍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校本部内为教会学生建造的宿舍，一种是为安排非教会学生食宿的宿舍，盖在学校的对面。
一幢不大的两层灰色楼房，拥挤着三四百名不信教的学生。当时我住在底层朝楼门口的一间屋子里。1916年2月、3月间，悲鸿来到震旦读书，就住在这座楼二层最东面的一间宿舍里。他的同屋是我的几位扬州老乡。
一天我上楼去看望他们，第一次见到了悲鸿，几位老乡见我们彼此还不认识，就热情地向我介绍：
“这位是画家，叫黄扶，江苏宜兴人士。”
我和悲鸿握手寒暄了一番，大家一起聊了起来。
悲鸿当年之所以改名换姓来到震旦读书，据说因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后，生活极其困难，是得到了两位姓黄的朋友的帮助，才渡过了难关。一位名叫黄警顽，一位名叫黄震之。前者虽然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小职员，但为人慷慨大方，助人为乐，非常愿意帮助落入困境的文人学者，每每做到无微不至的程度。关于黄震之，只知道他是位经商的买卖人，其他就不太熟悉了。
悲鸿是位画家，出于共同对艺术的酷爱，我们在一起时常讨论一些如何看待和发展中国书画艺术的问题。当悲鸿每次谈到中国的绘画自明末以来渐渐僵化，落入到一成不变的抄袭套路中，就感到非常气愤，对我不止一次地说：“我宁可到野外去写生，完全地拜大自然做老师，也决不愿抄袭前人不变的章法。”
他常对明末的董其昌，清初的“四王”等馆阁体派的画家，狠戳其脊梁骨，尤其痛斥他们把民众当作“视盲”的谬论。
他的这些言论和想法在我的脑海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我从小读书写字，最不喜欢停留在临摹颜柳欧苏和王羲之诸字体上，以为这样一味地模仿是不会表现个性和有所创新的。书画自古即有相通之处，悲鸿在许多方面不与过去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同流的决心，和我真是所见略同，不谋而合。
1916年的中国，“五四”运动尚未发生，一切文化艺术领域中轰轰烈烈的大改革更谈不上。在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到处可见。中华民族的土地上，殖民统治肆意横行。
最初的中国学生运动发生在上海，而上海最初的学生运动发生在震旦和复旦。我记得震旦预科有位三年级的同学，叫杜恩浦，淮安人，他的民族意识、斗争意志十分坚强。在我们的宿舍里，他召集全体非教会的学生开会，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决定成立震旦大学学生会组织。不料，此事被当时的法国巡捕房察觉了，他们探听到这个消息后，如坐针毡，认为中国学生竟敢搞起学生运动，真是大逆不道，并极力加以破坏。
徐悲鸿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斗争，但他对同学们的正义要求非常同情。“五四”以前，知识界中首先掀起了男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革新浪潮，悲鸿在这个时期，挺身而出走在斗争的前面，成为震旦学堂中开婚姻自主先河的第一人。
悲鸿17岁时由父母包办与一女子结婚，他从心里厌恶这种害人终身的封建恶习，改名寿康为悲鸿。不幸的结合使悲鸿痛心彻骨，毅然离家出走，为展他一生宏愿飞出了“牢笼”。那位可怜的女子婚后不久也因病故去了。
蒋碧薇小姐出身于著名国学大师之家，却也无法摆脱羁绊。父母决定将她许配给苏州的查家，得此信后，她每日惶恐，身心受到极大损害。
悲鸿在那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恶势力包围之中，勇敢地冲破了令人窒息的十里洋场和封建牢狱，和蒋碧薇一起，毅然出走东洋，自由地结合了。这个婚变消息轰动了震旦和上海。
当时，我听到悲鸿的“新闻”后，由衷地佩服悲鸿的胆量和魄力。我自小已由祖母做主指腹为婚，定下了一位姑母的女儿，我反对，我厌恶这桩婚事，几次要求家庭解除这害人的婚约。所以对悲鸿做的抉择，心中不仅有同感，而且真诚地支持他。悲鸿的婚变发生以后，我的退婚虽然没有轰动上海，却在家乡仪征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从1916年初到1917年5月悲鸿偕蒋碧薇双双东渡去了日本。我和悲鸿在震旦一起度过了一年多的学生生活，由于共同的志向，相同的命运，使我和悲鸿成了知心朋友。悲鸿远走他乡了，以后每当我拿着他为我亲笔画的折扇，他的形象就浮现在我的面前。
暑假过后，我从震旦预科毕业，北上赴京开始了新的生活。1919年又加入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行列，踏上了赴欧的征程。震旦的生活化作了记忆，记下了我和悲鸿的友谊。
二、南京风波
和悲鸿分手后不久，我去了北京。直到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运动掀起后，我才听说悲鸿和蒋碧薇从日本回国后，来到了北京，又在1919年3月20日跟随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同船离开了祖国。我自己也在同年11月22日乘船取道英国伦敦赴法勤工俭学去了。
那时，悲鸿是得到北洋政府公费资助的留学生，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大都从心理上对官费生没有好感，在法度过的十年中，我没有去找过悲鸿。
1929年底我回国，住在上海一品香楼上，一天黄警顽来看我，笑着说：
“悲鸿现在住在南京，他很想见到你。”说着便把悲鸿的地址告诉了我。
不久，我也到了南京，住进了欧阳竟无先生主办的支那内学院，安顿停当后，我就依照黄警顽留下的地址去拜访悲鸿了。
见面之后，大家非常高兴，彼此畅谈了离别许多年来各自的经历。他对我说：
“你在法国写的《我的母亲》一书真是太精彩了，连登甫特先生都说由于读了你的大作，使他们认识了中国的文化和礼教。”
他一本正经地问我成家了没有，我给了他一个否定的回答。他一听连忙说道：
“中国的情形与法国不同，在法国单身生活不足为奇，在中国可不行，很不方便。我给你介绍一位最得意的学生，她叫孙多慈。”他向我介绍孙小姐的身世。孙多慈的父亲是位国民党的左派人士，被老蒋关押在安庆监狱里很长时间了，孙小姐思念父亲，写了不少诗词，她将其中一首送给了悲鸿。他拿给我看孙小姐的诗作，对其中的“不知天地外，尚有几多愁”，我非常赞赏。
悲鸿告诉我明日他为孙多慈画像，碧薇去宜兴了不在家，请我一定过来聊聊。
第二天，我如约来到了丹凤街中大宿舍的悲鸿寓所，一上楼见悲鸿正在给孙画像。因为昨日同悲鸿通了消息，我就坐在一旁，注意观察孙多慈的言谈举止，但直到结束，我对她也没有产生什么好感，至少我感到她是个没有个性的人。头脑中产生了第一个印象后，我就起身告辞了。第二天没有再去丹凤街。
过了很长时间，我从北京回到南京，还住在欧阳竟无先生那里。悲鸿来看我们，谈话间欧阳竟无先生提出很想观赏一下悲鸿新近创作的画，悲鸿也很高兴，约定翌日在中大等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陪同欧阳竟无先生坐车来到丹凤街见到了蒋碧薇，我们邀请她一起去中大参观悲鸿的画室，她欣然表示赞成。到了中央大学，一行人先参观艺术系的画室，里面放着不少悲鸿的作品。11点左右，欧阳先生说希望看看悲鸿刚刚完成的新作《田横五百士》。悲鸿一面答应着，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了钥匙，蒋碧薇上前一把拿了过来，转身向后面的画室走去，我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打开后面画室的门，蒋碧薇一步跨进去，四下寻找，发现了那次悲鸿为孙多慈画的半身像，还有一幅题着《台城月夜》的画，蒋碧薇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把两幅画抓在手里。我一见这种情形，赶紧向她讲：
“碧薇呀，这幅画是悲鸿为我画的，他已答应把它送给我了。”
她抓住不放，我正要动手向她抢，欧阳先生和悲鸿一行人进来了，我见悲鸿的气色很不好，只得放手作罢。
我们又陪着他们回到了丹凤街，稍坐片刻后，我和欧阳竟无先生一起回支那内学院去了。
第二天，我去看望悲鸿，一上楼蒋碧薇就对我讲：“悲鸿病了。”
“哦！在哪儿？”
“在他房间里。”她板着面孔答道。
我疾步来到悲鸿的房间，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像刘备托孤诸葛亮的情景一样，开始唠叨孙多慈如何如何之好，对这些我感到无力去劝解他，只得支吾其词，将近一点钟的光景，我退了出来，对碧薇说：
“你们不要再闹了，这件事都怪我。”
“这里哪有你的事体！”她硬邦邦地顶了我一句。
我听她的话头不对，马上离开回家了。
从那以后，我赴京北上，在北京大学红楼及农学院（在罗道庄）两处任教，不久结识了北平女子大学毕业的郑坚，在我们准备结婚以前，悲鸿来到了北京。在我们的住处，他告诉我李石曾准备让他带着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到欧洲去开个巡回展览，并答应支付川资路费，他激动地说：
“这次出国举办巡回展，决不能再做以前的那种人财两失的蠢事。我以筹款购买的方式到国内四处收集各位名家的佳作，现已收得三十幅了，这样可以免得将来中国的画家们受损失。”
听完他的一番话，我心里也极赞成，因为多少年来外国人对中国伟大的绘画艺术了解得太少了，此行的确不失为一次极好的机会。不过转念一想，李石曾吹的大话极少兑现，悲鸿如寄希望于他，万一事后出了岔子，弄得悲鸿来去不得，那将如何是好？想到这，我婉转地对悲鸿说：
“此事当然很好，想必也是你多年奋斗的愿望，可是你还不了解李石曾这个人吧，他是极端靠不住的，你务必小心谨慎才是啊！”
望着他陷入沉思的表情，我考虑了一下，继续说：
“请放心，悲鸿，我写两封信给你带到法国去，一封交给大文豪瓦莱里先生，一封交给他的志愿秘书于连·莫诺先生，他们既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朋友，你万一遇到困难就去找他们，肯定会得到帮助的。”
我向悲鸿详尽地叙说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大文学家瓦莱里先生当时支持我这样一个年轻的中国青年跨进法国文坛，并在我写的《我的母亲》一书前写了一篇长达十六页的序言，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之后又在银行家、瓦莱里作品及艺术品收藏家于连·莫诺先生的慷慨赞助下，此书得以顺利出版发行，取得了极大成功的经过。
接着我又向悲鸿介绍了这些朋友的为人品格，他听完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对他坚定地表示：“过几天（1月19日）我和郑坚就要结婚了，既然你和碧薇定好22日出国，我一定在婚礼结束后，马上赶往上海为你们送行，亲自交给你这两封信。”
20日一早，我和郑坚搭上了南去的火车，终于在悲鸿赴欧的那天赶到了上海。在码头上，我把写好的两封信亲手交给了徐悲鸿，然后登上了这艘法国轮船找到了船长，请他无论如何在海上好好照顾一下这位中国著名的画家。船长是个开朗豁达的人，满口答应一定照办。
不出所料，他们到达法国以后，李石曾许下的诺言不过是张空头支票，经费没有了，但画展的消息却已经传出，悲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没有了经济后援，如果画再卖不出去，即使开了画展，返回故园也无望了。
他们急忙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求得了一笔款项，使预定的展览会得以如期举行，不过更有力的帮助还是来自法国的友好人士瓦莱里和莫诺。他们收到我写去的信后，立即前往中国近代绘画展览会参观，不仅对这一幅幅出自中国近代画家手绘的佳作极为赞赏，瓦莱里还在悲鸿1926年画的一幅蒋碧薇肖像画《啸声》上欣然题了两句诗。此事一下轰动了法国艺坛，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观，画展受到了很大重视。展览会取得了成功，并卖出了十二幅画，这才解决了悲鸿一直为之苦恼的经费问题。
1934年底，我准备第二次出国赴欧，去上海坐船的途中，在南京住了几天。悲鸿来看我，一边感谢我为他欧洲之行所给予的帮助，一边拿出他亲画的一幅《马》送给我（后来齐白石先生在画上加题诗句，我至今还非常珍爱它）。悲鸿又拿出一幅广东名家经亨颐画的《水仙》，请我务必带到法国送给瓦莱里先生，以表达对他的感谢之情。
1935年秋回国后，我和妻子郑坚举家搬到南京居住，先住在大光路，后又搬到湖南路，这地方与悲鸿傅厚岗的新居相隔不远。
来南京后，一直耳闻悲鸿的家庭纠纷从未平息，而且愈演愈烈了。我深知悲鸿性格倔强，认准了一条路就不可改变地走到底，担心之余，一天我对妻子郑坚说：
“你有没有办法帮助悲鸿调和一下？回国后我见他的身体不好，又不知蒋碧薇到底做如何打算，我很替悲鸿担心。”
“我试试看！”郑坚自告奋勇地答道。
当时，虽然悲鸿一家已搬进了傅厚岗的新居，但是他受不了家庭中没完没了的争吵，独自住在中国文艺社里。
郑坚邀请了丁玲、方令孺、悲鸿和我同去安徽滁州地界的醉翁亭过了三天，一返回南京，大家就拥着悲鸿径直回到了傅厚岗，郑坚笑着对蒋碧薇说：
“我们替你把悲鸿送回来了，你看看一点不差。”
没想到，蒋碧薇嘴角一动，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大声回了郑坚一句：
“有人陪悲鸿玩呀，也有人陪我玩。”话音之外，大家悟到了所言之人是何许人也，都闭口不言了。
在南京的日子里，我们和悲鸿还去了黄山、苏州和上海，我们每个人都真心希望能轻松一下他那紧张的身心。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没能平息悲鸿家庭的风波，在阴险卑鄙的小人暗中破坏下，越发不可收拾了。
不久以后，悲鸿告别南京去了桂林。
三、湘漓朝夕
1936年，我来到了湖南长沙，接到悲鸿从桂林寄来的信，信中邀我到他那里去，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动身前往桂林看看这位饱经风霜的老朋友。
悲鸿来到广西后，担任了当时广西省政府的顾问。他单身一人独居于桂林，有时也去阳朔走走。令我感动不已的是他在烽火遍地的动乱中从未放下手中的画笔，创作了不少传世的佳作。
我在桂林前后共住了两个星期，和悲鸿相隔咫尺，彼此你来我往，接触频繁，畅叙别后之情和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这期间，悲鸿陪我游览了广西的青山秀色，令人陶醉的漓江碧波，美不胜收的阳朔山水，如入仙境的芦笛岩、七星岩……我们一起品尝了远近驰名的月牙山豆腐。
很凑巧，我到桂林的那一天，正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我和悲鸿分手的那天，恰恰又是蒋介石从西安被释放的12月25日。蒋介石迫于全国民众强烈要求抵御外侮、收复家园的正义呼声，不得不接受了共产党和张、杨两位将军提出的八项抗日主张，全国上下为之沸腾。
抗战时期，悲鸿有时住在桂林，我自己也没有去“陪都”重庆，再次来到了漓江边，在广西大学任教。悲鸿和我患难相逢，见面的机会很多，你来我往相互照应。一直无法彻底了结家庭纠纷的悲鸿，偶尔去过几次重庆探望在那里避难的家人，但从他归来后布满愁云的脸上，我看得出来他的家庭问题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了。
他有个朋友叫沈宜甲，也是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我也认识他。沈是个从不出好主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人。他替悲鸿在《广西日报》的第四版上登了一则同蒋碧薇脱离关系的启事，忘乎所以地拿着报纸跑去看望当时住在桂林的孙多慈的父亲，他自以为得计，心想此举定会马到成功。没料想，孙多慈的父亲闻听此事，大发雷霆，把沈宜甲痛骂了出来。后来听说孙氏父女一起离开桂林，移居浙江丽水去了。孙多慈后来与许绍棣结了婚，婚后一起去了台湾，孙多慈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执教，直到去世。从南京时期就婆婆妈妈论个不休的这段公案到此告一段落了。但是悲鸿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了。
事隔不久，蒋碧薇的父亲，著名的国学大师蒋梅笙老先生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逝世了。消息传来，我们都很悲痛，悲鸿表示一定要去奔丧，我知道他与岳父蒋老先生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极其赞成他回渝奔丧之行，我安慰了他几句，送他登上了去重庆的飞机。
悲鸿离开桂林之前，我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华林，一封寄给王平陵，请他们借悲鸿为其岳父奔丧之机，从旁再为悲鸿和蒋碧薇的关系调和一下，以解脱悲鸿多年来独身飘零之苦。
华林先生看过我的信后，茫然不置可否，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徐、蒋之间的裂痕已不可能弥补，作为一位朋友、旁观者，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他只好按信不动。王平陵则不然，接到信后，拼命四下奔走，全力以赴想利用这个机会缓和徐蒋之间已成为势不两立的矛盾，结果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徒劳无益。悲鸿只身返回了桂林。
悲鸿曾悲切地向我讲述了他此次回渝的情况，说他在守丧时和蒋碧薇谈了许多，彼此很坦率，蒋碧薇表示不必再调解了，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只有请法律来解决了。
悲鸿和蒋碧薇终于分道扬镳了，这起婚变案又轰动了一时。在律师沈钧儒、端木恺的参与下达成了协议，由悲鸿给蒋碧薇一百幅画，并且任蒋亲自挑选，还要一百万元赡养费作为离婚的条件。大家闻讯后，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然而悲鸿想尽快摆脱这条缠身十余年的羁绊，毅然接受了蒋碧薇提出的全部要求。事过之后，悲鸿在桂林告诉我，他把自己珍藏的一些名画也送给了蒋碧薇。悲鸿一生中持续最长的第二起婚变案终于结束了。
四、独树一帜
悲鸿是中国绘画艺术家中达到炉火纯青的一代巨匠。
记得我们在南京时，曾一同到郊外尧化门一带游览。那一带是我国古代梁朝的陵墓，路旁矗立着一些高大的石人石马。他对这一切宝贵的历史遗迹非常注意，一边逐一认真观赏，一边细心地从各个角度揣摩着。他叫我把这些文物拍成照片，尤其要拍好各式各样的浮雕和雕刻作品，以便将来能够仔细地研究。
悲鸿是把西洋绘画技巧糅进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的先行者。他的画笔，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不仅是他一生刻苦努力作画的结果，而且是和他注意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本质分不开的，尤其是他对浮雕与雕刻的艺术更是潜心钻研。
中国自古以来书法与篆刻是同辙一道的，所以古代挥洒丹青、造诣精深的书法大家都会绘画刻字，这在当时被称为必学之学。
古人写字用笔，没有毛笔之前用刀，称作刀笔，后人转其义而用之的“刀笔吏”即源出于此。不过，既然用刀，就要用力，腕力之功是十分重要的，就像刻图章一样，一式一动都须全神贯注，力聚于尖。刀功用在浮雕与雕刻的艺术创作中，更须有娴熟精湛的技巧；即使古人改用毛笔书写作画时，每根线条都溢出这种传神之功的。
悲鸿有古人写字的功力，他对书法中“努、勒、剔、撑、环、领”六义真言有着精深的研究。他不仅坚韧不拔地刻苦练字，而且大胆力求创新。他把苦练《黑女志》及其他碑帖的功力溶化于他的绘画艺术之中，开拓出自成一体的艺术风格。悲鸿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更反对停留在模仿明末以来业已僵化的绘画技巧上。他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从成千上万的写生素描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终于使他笔力千钧，千变万化，一扫旧画坛中无骨缺肉的人物形象，塑造出的一幅幅人物鸟兽真实可信，惟妙惟肖。这是悲鸿在绘画技巧方面能与前人不同而独树一帜的原因所在。
提起悲鸿学习书法、诗词，不能不讲到他在上海震旦的一段经历。当时，悲鸿常常去上海的哈同花园，同学们都晓得他与哈同花园订了画约。
哈同花园搞了个中国仓圣明智大学，把古代的仓颉抬了出来，并且聘请清末大文人康有为进园任教（1916年康有为被清朝余孽张勋弄到徐州，又一起到了北京搞什么“宣统复辟”，复辟被粉碎以后，康有为逃进了荷兰使馆躲避，以后又辗转回到了上海，正是在这个时候，悲鸿认识了他）。康有为见悲鸿多才多艺，非常喜欢，有意收悲鸿做弟子，给他看了许多古代名家的字画，教授悲鸿作诗写字，后来悲鸿刻苦书写《黑女志》、《爨宝子碑》以及《爨龙彦碑》，都是康有为亲手传授于悲鸿的。
1935年，我从欧洲回国后，和妻子住在南京大光路上一幢很小的楼房里，地点距南京的故宫很近，因为房间狭小，我开玩笑地给这幢栖身的小楼起名“卷庐”。悲鸿过来看望我们，我笑着对他说：“欢迎来此‘卷庐’一顾。”他一听，一本正经地冲着我说：“我要替你画一幅画。”
悲鸿一生中画石头的时候是不多的，因为一般认为石头是画中难绘之物。可是第二天，他兴冲冲地带着画好的一幅画给我送来了。我开卷一看，画中是块石头，上面有行悲鸿亲笔题字：“吾心非石不可卷也。”意思是说：我的心不是块石头，是不能卷起来的。我们彼此心领神会，扑哧一声都笑了起来。
以后别人见到悲鸿送我的这幅画，都对画上题字感到迷惑不解，苦思冥想不知其然，纷纷猜测悲鸿此句题词是用了什么典故，但又不知出于何处，因为《诗经》中并无“吾心非石不可卷也”的典故呀！听到这些人的议论，我在一旁笑了，感慨地说：
“这正是悲鸿的一大优点，他有自我作古的气概，他可以自己编个新的‘典故’，而且这个‘典故’恰恰适合于我的‘卷庐’，就是这幢小楼。”
诸如此类的游戏，我觉得我和悲鸿倒是有些气味相投的。
我们和悲鸿一起到过黄山、苏州和上海，路上有时我俩同出游逛，一时赶不上“大队人马”，索性落在后面边走边谈，所谈内容皆是有关山水树木方面的。记得到了苏州以后，我们参观园林胜景。当时外界人士都认为悲鸿是学西洋画的，不大理会山水草木，其实则不然，他不仅对苏州每一座园林那巧夺天工的艺术布局赞叹不已，而且对山水草木的艺术设置也非常注意，看得极为精细，每个角度、每个角落都仔细地观察。他感慨万千地说：
“苏州园林的装饰布局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整个艺术的合成体，活生生再现出来的最佳之作。”
我完全同意悲鸿的看法，我说道：
“对苏州园林我有一比。”
他急忙问我相比何物。我继续说：
“同戏剧中的京剧比。京剧是摆在舞台上表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而苏州的园林是摆在空间，空间园林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并非静止不动，而舞台艺术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它在舞台上动。所以尽管各自的表现方式不同，却都有其异曲同工的长处。倘若大家深入其境，亲身体验，就知晓各自之妙了。”
悲鸿在绘画艺术的探求中，受到过舞台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大师的很大影响。他听完我的话后，拍手表示赞成。看着他那副神色，我感觉到悲鸿师古不泥、标新立异的探求精神是多么强烈啊！
五、一首译诗凝情谊
抗战之前，我和悲鸿还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悲鸿从苏联开完画展归国后，就参加了组织中苏文化协会的工作。协会的总会就设在南京，悲鸿首先来到我家，邀请我参加文化协会，和我谈了许多有关协会活动的设想，又征求我对协会建设的意见。我毫不犹豫地向他表示同意加入协会，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不久，悲鸿邀我同去上海成立中苏文协上海分会，我们再次做伴来到了黄浦江边。
这一年正值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上海文化界的朋友们一致商定出版一本普希金百年诞辰纪念册。
我找到悲鸿，告诉他我有意翻译普希金的一首描写流浪民族吉普赛人的小诗《茨冈》，悲鸿听后非常高兴，他晓得我曾经在意大利有名的波希米亚人集居地生活过三个星期，认为我的这段经历可以同普希金当年到茨冈人社会中去相比。当我告诉他这首《茨冈》俄文诗已经被译成法文时，悲鸿迫切地要求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它译成中文。
我在上海一家法国图书馆里找到了这首诗，立即着手翻译，我找到一家白俄人开的公寓住下，每天专心致志翻译普希金的诗作。待全诗译完后，我就拿去请教久居哈尔滨，又留学苏联的秦氏夫妇。秦太太精通俄文，我同他们一起对照原文又逐字逐句推敲，最后他们肯定了我的这篇译稿绝对没有错误，不仅俄文味道浓，而且普希金的味道也很浓，我这才放了心，兴高采烈地立即通知悲鸿译稿已经完成。
这本纪念册出版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我转移去了后方，所以始终未能见到普希金纪念册的全集。1978年底，我从欧洲回祖国定居，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这本全集，我异常高兴，随即把这首《茨冈》诗复印了下来，珍藏在我的身边。每当我见到后，眼前就浮现出和悲鸿为成立中苏文协上海分会和为出版普希金纪念册而到处奔波的情景。
悲鸿为人耿直，在他的一生中，对待朋友，尤其对待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是襟怀坦白，肝胆相照，而对他个人不喜欢的人也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是他的性格，一位艺术家特有的性格。凡同他情投意合的朋友，无不认为悲鸿是不可多得的好朋友，但是他那根深蒂固的好恶自我的性格，也常常使他被那些心轨不正的伪君子所利用蒙蔽。我静心回想悲鸿的前半生，这种特殊的性格是他在事业上不断追求奋斗的动力，也是他在崎岖的人生道路上常常落进暗礁险滩的“祸根”。
悲鸿故去三十年了，我作为悲鸿的老同学、老朋友，感到有责任真实记下上述的往事。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如若悲鸿有知，我想也会同意的。
（许天方 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