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公报》情结
去年6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大公报百年报庆展》。一簇簇美丽的鲜花、条幅及人们的笑脸，将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一份报纸，尤其在国难当头的20世纪30—40年代，作为民营报纸，《大公报》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和知识分子，关注社会公众的舆论和呼声，始终追求光明和进步。
许多英雄的故事从这里诞生，许多优秀的人才在这里产生、锤炼。正如1954年周恩来总理与费彝民谈旧《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所指出的“《大公报》是爱国的，是坚持抗日的，她为中国的新闻界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才”。
在展厅中我看到张季鸾先生病重时委托王芸生所写的著名社论《我们在割稻子》，文中强烈抗议日军对《大公报》的七次轰炸，表达了中国人民要以割稻的精神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
我看到这里展示着在范长江等人要离开《大公报》时，周恩来同志要徐盈等人在《大公报》坚持工作的谈话。
在表现抗日战争中《大公报》的历史贡献时，除了向人们介绍这张报纸坚强的领导人张季鸾、英敛之、胡政之、王芸生等外，还向人们颂扬了它的英勇善战、才智双全的记者群：肖乾、范长江、吕德润、陆诒、杨刚、朱启平、高集、高汾、徐盈、彭子冈等。
我在这里看到范长江的名篇《中国的西北角》；看到名记者陆诒在台儿庄战役中采访的风采；看到肖乾转战欧洲战场的多种中英文著作；看到“二战”中辗转太平洋战场、写出《落日》名篇及多篇优秀战地报道的朱启平先生的飒爽英姿的大幅照片。
我欣慰地看到，作为《大公报》最活跃的老记者，我的父亲徐盈、母亲子冈榜上有名！在一块展板上，我母亲在1945年写的名篇《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被安放到显著位置。在另一块展板上，则是被放大的母亲访问解放区的名篇《张家口漫步》一文，同时还安排了一幅1936年我父母新婚宴尔的照片。这样一张年代久远的照片，经过精心制作，变得黑白清晰，层次柔和，照片上的父母充满温馨与甜蜜，而母亲的布质旗袍和不加修饰的短发映衬出她的性格与精神。我怀着深深的眷恋与深情在父母照片前留了影。
时光流逝，转眼母亲已去世15年，父亲已去世7年，我看到历史的阴影正在一步步退去，人民给予的公正评价正在父母身上焕发异彩。
历史，构成一幅幅斑斓的彩图让后人学习借鉴，并引发我们对未来的思考。
在我很小的时候，耳边就听父母念叨着王芸生、范长江、吕德润、高汾、张高峰等人的名字，在经历了1957—1966年各种各样的“运动”之后，虽然每个《大公报》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挫折，但大家仍是互相关心，互相敬重，如同兄弟姐妹，他们之间的友谊就像不老的常青藤。
最让我难忘的是1957年以来，在世事的磨难中，在蹉跎岁月的剧烈震荡中，《大公报》的朋友们心如清泉，情如炭火，经常关心着我多灾多难的父亲与母亲。
1979年，母亲因多年“运动”下来承受不住，患严重脑血栓瘫痪。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社长立即拍板捐献一张轮椅，并派人带着由他亲自签章的信件专程前来慰问。母亲坐在这张轮椅上度过了她安宁而寂寞的8年时光。数年后，父亲又因脑血栓瘫痪，也神奇般地坐在了这张轮椅上。《人民政协报》前总编王禹时先生1992年发表的诗“访徐盈老感赋”的序及诗是这样写的：
徐盈与子冈均为《大公报》老记者，早年与子冈结为伉俪，夫妻双双为中国的抗战及解放事业做出贡献。子冈先生于3年前逝世，今徐老又病榻难行，小庐访问，感慨系之。
珠网低檐旧渍帷，煤炉瓦釜暮云垂。
双轮叹载他年笔，一榻孤栖昔日枝。
槁坐穷经何必语，情驰故纸更非痴。
小院杏花春去后，晨风夜雨未眠时。
王老笔下的深情已把轮椅上的徐盈及当时的生活状况刻画得淋漓尽致。
早年由胡政之介绍去《大公报》任副刊编辑的傅作义先生的女儿傅冬，年轻时就崇拜子冈的磊落性格及洒脱文章，20世纪80年代她由香港回京，一听说子冈瘫痪，径直跑到位于西四的我家小院看望。母亲紧握傅阿姨的手泪如雨下。此时我看见母亲的手，这双曾写过不少精湛文章而年过半百后又拿锄头又拔草的满是皱纹的手在颤抖。傅阿姨本想多交谈几句，后见病中的母亲很易激动，又有抽搐的病史，她抑制住心中的悲凉，只是连连安慰她。当时的情景真可以让天地动容。尤其令人感动的是80年代，曾在重庆曾家岩与周总理共同战斗的邓颖超大姐，两次接见父亲，将中南海西花厅的大白芍药花及来自美国的大红苹果送给徐盈，让他转达对子冈的问候。
1992年，父亲80岁诞辰时，《大公报》高集、高汾、吕德润夫妇等老《大公报》人及老友徐迈进、陆慧年、汪金丁、张西洛等人纷纷来访。父亲坐在那张神奇的轮椅上，度过了一个极温馨的良辰佳日。就在那天我送客出门时，《大公报》名记者高汾阿姨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一定要给你父亲做最好的吃的！”这虽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话，出自高汾阿姨之口，却在我心中珍藏了许多年。这里蕴含着老《大公报》人对徐盈多深的尊重和感情！
40年代《大公报》驻太平洋特派记者，曾在北大荒“改造”多年，后被周总理召回教外语的朱启平先生，90年代后定居美国，回京办事的一大任务就是看望“《大公报》徐老大”（他说《大公报》许多人这样称呼徐盈）。看到躺在床上的徐盈，已不是当年持笔疾书的神态，朱伯伯心中十分难过，当即命我家里人找来平板车，去我们住家附近的商店买全套新被褥。他说，“一定要让徐老大躺在最舒服的新被褥上，这样我心里踏实。”
《大公报》记者吕德润伯伯，从小看着我和哥哥长大。80年代，他见到自己的两位老友身体每况愈下，心中十分着急，曾为徐盈、子冈的住所问题四处奔走，盼着他们早一天搬进好房子。
是母亲的正义还是人格魅力？连母亲在《大公报》工作时直接指责过的国民党蔡文治将军，也在80年代托人带信，问候子冈的病情……
《大公报》与父母，父母与《大公报》同人们之间的情谊就像绿叶与根一样难以割舍，休戚相关。
现在，不仅在老《大公报》人之间，就是在他们的后代与上一代之间，也是充满着隔代情谊。
《大公报》编辑、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在上海病重，《大公报》前社长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兄妹专程赴上海探望；
1993年朱启平先生病逝于美国，1994年其夫人孙探薇阿姨又让其子利用回国之际，再次前来探望家父，并在一起照相留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年轻记者张遵修阿姨现已两鬓苍苍，75有余。她一边任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编委，老骥伏枥，不断工作，同时与我等《大公报》晚辈成为挚友……
我深知，我所接触的这些老《大公报》人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教我做人，教我正直。除了他们的文笔和博学，我知道是奋起直追也追不上的之外，我知道他们都具有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真诚善良、严谨冷静而富于思考。他们蔑视权贵，蔑视名利，蔑视吹嘘拍马及假大空，他们视廉价的物质利益为鸿毛。
“何谓大公？忘己为大，无私谓公。”老《大公报》人的这些品质及所具有的大公精神，正是老《大公报》人在艰苦的抗战时期得以长期存在并坚持到底的支柱。这些品质、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财富及光芒四射的瑰宝，也是老《大公报》人最具思想光辉的地方。
历史将永不忘这些老《大公报》人的业绩，他们之间的真情友情，将像奔腾不息的长江水，永远被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