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作壤土细流之献——老报人王芸生与共产党的交往
王芸生（1901—1980）是我国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大公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政协会议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及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应毛泽东主席之邀，从国统区秘密来到解放区，利用《大公报》这一舆论阵地为配合新中国成立做了有力的宣传。作为一个自诩“清高”的老报人，之所以能够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投身于人民解放的洪流，是与中共老一辈革命家成功开展统战工作分不开的。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把《大公报》作为争取的对象呢？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到抗战时期已颇有影响。《大公报》是一份民族资本投资，以“文人论政、文章报国”为特征的报纸。为了体现独立办报的公允性，报社内有“四不”的社训，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因而其言论颇具锋芒，也导致“笔墨官司”不断，不仅国民党高层不敢小视它，就是中共高层也对该报极为关注。1935年7月间，《大公报》披露了陕北苏区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就是据此决定将陕北作为长征的终点。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博古和罗瑞卿的陪同下乘卡车进入延安，9日范长江在毛主席的窑洞同毛进行彻夜长谈，全面了解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2月15日，《大公报》发表了范长江撰写的长篇通讯《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以及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做的努力，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第一次正面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一种政治力量的客观存在。恰在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蒋介石却不敢说出西安事变的真相，当他读到范的这篇通讯后十分不满，把当时《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叫到公馆严厉训斥一番。正因《大公报》同人敢于仗义执言，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后，毛主席特发唁电：“季鸾先生在国民参政会会内会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亦唁电称张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张季鸾逝世后，继任者王芸生仍奉行其办报主张。1944年夏，他派记者孔昭恺参加中外记者团到延安采访，并于1944年7月29日至8月6日连载了孔撰写的长篇通讯《西北纪行》，客观报道延安的情况，王芸生还为此特别撰写了题为《延安视察的感想》的社评。据孔昭恺生前回忆：“毛主席在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团，延安很多领导人都参加了。入座之前，毛主席让我坐在首席，我当然不肯，一再谦逊不敢上座。毛主席坚持要我上座，才心里非常不安地坐下了。毛主席举杯对我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我想起自30年代初期，国民党即令各报刊称共产党为‘匪’，而《大公报》没有照办。这件事毛主席记得很清楚。”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时，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团结了各族各界人士，争取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1945年秋“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利用在国统区公开亮相的机会，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士，成功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其间，毛主席两次邀请王芸生到红岩新村倾心交谈，澄清了王的许多模糊认识。毛主席还应邀到《大公报》社作客，为报社职工写了“为人民服务”的题词。周恩来也专程到王芸生私宅拜访，交流对国是的看法，并特别赠送了延安生产的土特产品。中共领导频繁与《大公报》接触，颇引人注目。当时，王芸生深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曾献“三十六计走为上”之策，其焦虑之情，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毛主席更加关注《大公报》的言论，对其精辟的论述表示赞赏。1947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还专门提到：“连《大公报》的王芸生都写文章讲中国只有三个前途，政治协商、南北朝或十月革命，就是没有美蒋统一中国的前途。”
对于《大公报》这样一份敢于对国民党说“不”的报纸，中共领导人不仅长期不懈地做报社上层领导的工作，而且还指示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一定要利用这一阵地，开展宣传民众的工作。例如范长江采访毛主席后，曾要求留在延安，但毛主席劝他立即回上海，继续在《大公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果不其然，范长江的一篇《动荡中的西北大局》，轰动了国统区。后来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到中共领导的新闻社工作。为此，周恩来十分惋惜，他对前去请示工作的《大公报》记者徐盈（中共地下党员）说：“范长江离开《大公报》，看来已经不能挽回了，希望你们继续安心在《大公报》工作，用好这个舆论阵地。”在《大公报》社内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王芸生等报社领导对此虽有所察觉，但因他们都是业务骨干，所以从不过问，而对国民党员却是一个也不要。
1948年10月下旬，担任《大公报》总编辑的王芸生在上海接到中共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的邀请，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到香港候船，以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的身份赴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王芸生接受邀请后，特地把报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孔昭恺叫回上海，主持编辑部工作，等待上海解放。王芸生的长女王芝芙回忆说：“1948年10月底的一天，母亲忽然通知我们兄妹晚上都必须回家，我心想一定是有重要事情商量。果真不出我之所料，父亲向我们宣布：几天后将同母亲一起带着小妹妹到台湾休假。当时正值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之际，我不相信父亲会有这般闲情逸致，心想也许是出去避风。父亲发现了我的疑虑，即解释说：‘这些日子非常疲劳，身体感到不适，需要出去散散心。’那时，我已意识到此举定有文章，既然父亲不肯说，就是不便告诉我们。父亲只含糊其词地说，少则几天，多则几个月一定回来，要我们安心读书，并把我们托付给了孔昭恺先生。”
为掩人耳目，王芸生对外界假称休假，于11月5日到达台湾，8日转到香港。当年《大公报》驻台湾办事处主任吕德润回忆说：“1948年10月底，我在台北忽接芸生先生从上海写来的亲笔但不具名的信，言某日将乘飞机抵台，望接机，勿对人言，勿使人知。届时我接他下飞机，通过在台湾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的协助，绕过出入口，离开机场后乘车直奔郊区一家招待所。他对我说，国民党大势已去，《大公报》绝不陪葬，今后将跟共产党走，香港《大公报》将彻底改变言论方针。他让我立即陪他去，以免中途出事无人知晓。因为当时上海国民党政府头目汤恩伯等正实行白色恐怖，滥肆捕杀学生和进步人士。他如从沪直接飞港怕被扣留，绕道台湾，如被查问，就说来此视察办事处的工作。他一再叮嘱买机票时，不要用他的名字，以免上海军警追踪而至。于是我又托人以上海《大公报》台北办事处主任吕某某并携随员一名（无姓名）的名义购得机票两张，取票后立即登机。在机上，我俩都很紧张。直到飞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下机后在出口处看到费彝民、杨历樵、李侠文、严任先等港馆老同事正在向我们招手迎接，这时我的那位无名氏‘随员’才面露笑容，我这个办事处主任便成了‘随员’的随员了。”
在香港期间，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胁，王芸生牢牢把握《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时的内地形势是，解放军获得解放东北的伟大胜利，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崩溃，物价飞涨，蒋管区人心惶惶，蒋介石转而准备呼吁“和平”。正当此时，王芸生于11月10日在《大公报》香港版上撰写了题为《和平无望》的社评，列举国民党腐败统治的罪行，说明蒋家王朝覆灭之日即将来临，此刻与国民党无“和平”可言，对敌人的残余势力要穷追猛打。社评还叙述了“有战无和”的形势，郑重地说：“事势如此，和平无望。在此情况下，政府自然要尽一切可能，以加强军事，继续打下去，经济自然也尚难好转，人民自然还要吃苦。这一串，好像命中注定，无可奈何。但是，我们若于极端沉痛中追思下去，国家情况之所以演至如此情况，并非无故。请想中国这个古老国家，人类历史虽进步到20世纪的现代，而中国尚迟留在家长封主的时代。康梁维新未曾损其毫毛，辛亥革命未曾挫其根株，北伐只完成一瞬的统一，抗战仅于挣扎一具近侧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政协未曾解消内在的矛盾，三年战乱又扯开了一切疮疤，到现在，石走悬崖，箭已脱弦，其势已无法挽转，再难得简易的和平了。”社评最后说：“人类虽然不免战乱，但毕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战乱是变，和平是常。我们所付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痛苦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我们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在不远。”这篇社评标志着《大公报》已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共的领导。而在内地的《大公报》上海版、重庆版、天津版却因王芸生在香港的这篇《和平无望》的社评，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重压。蒋介石对《大公报》香港版的表态十分恼火，曾几次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在上海的《大公报》代总经理曹谷冰施加威胁，要他对香港版的态度“负责纠正”。国民党中宣部驻沪管理新闻出版业的特务头子方治也对曹谷冰说：“你们《大公报》是靠卢布吃饭，为共匪宣传。《大公报》香港版的言论如不马上改正过来，我就枪毙你。”方还几次派人包围《大公报》社，声称搜查共党分子。同时，国民党重庆市社会局亦奉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的指示，一再对《大公报》重庆版进行刁难，甚至提起公诉，迫使其屈服。而王芸生的社评却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中共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连贯在宴请王芸生时赞许地说：“你一篇社评的威力，能顶上解放军的一个军团。”
1949年2月28日，王芸生与柳亚子、马寅初、陈叔通、曹禺、郑振铎、叶圣陶等民主人士，登上挂有葡萄牙国旗的大货轮“华中轮”离开香港，踏上北归的征程。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从26日黄昏起，就从各处取走了他们的行李，秘密运上了轮船。27日，他们这批“特殊客人”根据统一的要求，改穿中式短服，装成船员模样，陆续登船。叶圣陶在当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李君（指工作人员李正文）来，一一告以应对之说辞，搭客宜如何说，船员宜如何说，恐海关人员查问，又嘱勿登甲板，以此是货船，甲板上貌似旅客者众，恐致启疑。”负责组织工作的乔冠华要求大家将所有可能暴露真实身份的物品，先取出藏到船上的隐秘处；众人未及带走的行李和书籍，则由《华商报》社负责装箱，以香港交通银行徐文烈的名义，托运北平。
28日上午9时出发前，海关人员来检查，翻看颇细，忽在马寅初的手提箱里，拣出一张照片。这是寅初在抗战前与朋友之合影，因合影者大都西装楚楚，袍褂俨然。海关人员便指为搭有重要客人，扣船不放。经再三交涉，又暗中塞予港币几十元，其始盖印签字，算是“验迄”。近午11时50分，货轮缓缓离港，驶入公海后大家紧张的心情才放松下来。柳亚子先生在日记中回忆此景时写道：“上午，作诗和圣陶。下午雀战。黄昏开晚会，陈叔老讲古，述民元议和秘史、英帝国主义者代表朱尔典操纵甚烈，闻所未闻也……王芸生讲宋子文，完全洋奴态度，荒唐不成体统了。”柳亚子知道同行的王芸生、赵超构、刘尊棋、徐铸成四位均为报人，还各赋绝句一赠。
当这艘大货轮在接近山东烟台时，忽又遭遇两艘国民党军舰的夹击，受到盘问。幸有船长从容应付，且临时改道，佯作向朝鲜方向行驶，才脱离险境。一行人于3月5日午后到达烟台，受到舒同、郭子化、匡亚明等人的欢迎。然后，他们乘车辗转经过潍坊、青州、济南、桑梓店、德州、天津等地，18日上午10时到达北平，叶剑英市长到车站欢迎。
从香港到北平，千里迢迢，这些民主人士透过到处残破、刻画着战争的痕迹，感受到大陆将茁壮地成长起一个崭新的社会。4月10日，王芸生在天津《进步日报》（原《大公报》天津版）上发表《我到解放区来》一文，文章说：“我是在这黄土层中生长出来的，我睡过土炕，吃过馍馍，却难得想象到解放区如今这样的情形。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在华东解放区所见到的一切，非但一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所造的一切谣言和诬蔑，而且使我们见到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新事物。”文中他还对自己进行了剖析，作了自我批评。他写道：“我虽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旧知识分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尽管个人始终固守着一份做人的矜持，也止于旧知识分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不是深入民间的，纵有热情与正义感，却是一种施与式的悲悯，不是与人民大众的疾苦血肉相连的，纵有强烈的爱国心，使我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线上，但未能把握到阶级的立场，笼统的国家观念，是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我从事了20多年的新闻工作，时时策励自己要做一个好记者，但自己未曾坚决地把握到阶级的立场，尽管主观上要做好，而实际已脱离了人民大众。”他的文章最后，为自己定下了四句话：“抛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重新学，一切从头干。”
4月底，中共决定上海的三家民营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继续出版。5月上旬，这三家报纸的负责人王芸生等准备随解放大军南下，周恩来在为王芸生等饯行时，曾对《大公报》肯定两点：“第一，《大公报》是主张抗日爱国的；第二，《大公报》培养了不少人才。”王芸生对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表态甚为感动，更坚定了他为新中国服务的信心。
5月中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等坐专车南下。当时津浦铁路尚未修复，只到蚌埠为止，一路上走走停停，时间虽然长，但大家兴致很高，谈天说地，甚至在车厢里展开了讲故事、说笑话的“竞赛”。5月23日下午，王芸生等到达南京，立即受到陈毅的接见，并告之上海的解放已指日可待。而战局的发展比陈老总所讲的还要迅速，26日晚王芸生等睡下不久，即听得外边高喊：“上海解放了！”接着就有人挨门通知：“快收拾行李，坐火车去上海。”
天下着雨，街上都是人，人流向火车站奔去。车站上更见拥挤，车厢没有灯光，也不见列车员，不时听得有人高声嚷嚷：“××单位上第几节车厢！”虽然场面显得有点“乱哄哄”，但人们的情绪是兴奋和欢快的。火车行进得很慢，到达距上海近在咫尺的南翔下车已是27日中午了。此时，身着戎装的王芸生已迫不及待，马上找了一辆三轮车赶到上海，直奔《大公报》社。他真没有想到，半年前秘密离开上海，又经香港北上到北平，这次却是坐三轮车回的上海。王芸生感慨地说：“这半年来的经历，不仅是个人历史的大转折，对国家来说也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
王芸生自回到报社后，他几天几夜没有回家，和同人一起投入了新的工作。王芸生的长女王芝芙回忆说：“28日，孔先生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父亲随解放军进了城，并已直接去报社安排工作。他告诉我们，父亲抽出空便会来看我们。然而，我们却等了很久很久。有一天，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原来这就是我们阔别了半年的父亲，他已完全变了样，脸黑了，人也瘦了，然而却有军人的风度了。”
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王芸生撰写的题为《大公报新生宣言》的社评，庄严地宣称：“上海的解放，实际是国民党匪帮的反动政权彻头彻尾的灭亡，是全中国获得新生。在这重大的时刻，《大公报》也获得了新生。”
9月4日，王芸生和梅兰芳、恽逸群、金仲华、赵超构等一行30人，乘坐北上列车，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王芸生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坎坷，最后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此次，他受到毛泽东的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心情自然无比激动。他兴奋地说：“在这个大年代里，人民革命震动了全中国，纵使在极冷清角落的一潭死水，也要屡起涟漪而终于波动起来。我是一个职业报人，二十几年来，百忧感心，万事劳形，国家兴旺，息息关心，但因在做报期间，始终抱着司马迁‘戴盆何能观天’的观念，未能直接参与政治，所以总还与‘匹夫有责’隔了一层。但到1949年，我再不能做微起涟漪之水了，毅然投入汹涌前进的洪流。1949年春天，我曾经到‘北平’住了两个月，清算了自己，也改造了自己，抛弃了消极玩世而自以为清高的习性，锻炼起积极振作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期对人民的新中国能尽沧海一粟的努力。”当时有朋友担心他继续用手中的笔针砭时弊，对他说：“你还是在台下看戏吧！”他却毫无踌躇地说：“我要扬弃那种消极旁观的旧态度，而不顾能力不够学识不足的缺陷，愿意把自己作为壤土细流之献。”
1949年10月1日，是伟大庄严的一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王芸生与其他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感慨地说：“举目天安门前的人民广场，人如大海，旗翻红浪，平时未曾见过的一个大场面就在眼前。我庆幸个人此生不虚，更庆幸中国由此进入了人民民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