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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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新年前后,爱德华和威斯坦读了《纪念碑》的原稿。两人都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赞扬了这本书——克里斯托弗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所以他从来没想过这些话放在书衣上有多么奇怪:

阿普沃德:号角齐鸣,一个灰耳朵的男人泪水如硫黄的激流,为查尔斯沃思、莉莉和试图自杀的爱德华·布莱克哭泣。奥登:只有你有勇气和试剂,能让那地毯上的图案显形。请让我也为伊舍伍德的天气说几句赞美的话。

克里斯托弗并不怀疑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担心。这两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他可说是心灵相通。他们会不会是靠心灵感应理解了他在书中想表达的东西,而忽略了事实上他并没有成功表达出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并不与他心灵相通的出版人乔纳森·凯普眼中,这本书又是什么样的呢?一九二八年,凯普出版了克里斯托弗的第一部小说《全是密谋家》。而现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凯普正在考虑要不要出版这本《纪念碑》。克里斯托弗于三月十日启程前往伦敦,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等凯普做出决定。

在与凯瑟琳分开的这段时间里,克里斯托弗默认与她和解了。她是一座消极的堡垒,而他已经停止了攻击。有什么用呢?不管怎样,她都是坚不可摧的。他们通了几封信,从不提及两人之间的分歧。

克里斯托弗到伦敦的第二天,凯瑟琳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坐在我房间里聊到将近凌晨一点。几乎和很久以前一样。”但是一两天后,她焦虑起来:

恐怕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他看起来很不好。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很高兴能回来,但他焦躁不安,也不快乐。他只想着奥托,这个奥托是他痛苦的根源,而不是幸福的根源。

现在,让我觉得不寻常的是,克里斯托弗竟会将自己暴露到如此程度,让她看出奥托是他“痛苦的根源”——从而承认了他同性恋生活的失败,并证实了她对同性恋的偏见。即便在二十八九岁时,他仍然有一种孩子气的、想要向她倾诉的冲动,而这似乎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

三月十四日,乔纳森·凯普坚决而礼貌地拒绝了《纪念碑》:“我意识到让你离开是有风险的,因为你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持久的联系。这本书当然应该被出版。”

无论你的第一部小说被拒绝多少次,都不如第二部小说被拒绝——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更痛苦;至少克里斯托弗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没有任何出版人接受他的书,他就可以把所有出版人都视为他者,他们不过是一群商人,其文学判断除了金钱之外没有任何价值。但他不能这样摈弃乔纳森·凯普。在两个出版人拒绝了《全是密谋家》之后,凯普接受了这本书,这说明他是一个品味独特的人,不是商人,也不是他者。克里斯托弗的自信心动摇了。

斯蒂芬·斯彭德曾建议,万一凯普拒绝了,克里斯托弗可以把小说交给柯蒂斯·布朗著作代理公司,让他们试试在别处出版。现在他与柯蒂斯·布朗的一位代表见了面,并且受邀享用一顿昂贵的午餐。当他从餐桌旁站起身时,心中也升腾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同时,斯蒂芬在柏林忠诚地等着他。克里斯托弗在信中让斯蒂芬“再坚守一会儿堡垒”。坚守堡垒显然包括解决奥托给自己惹来的某种麻烦。凯瑟琳记录下了斯蒂芬的电报回复“奥托一切都好”。三月二十一日,克里斯托弗返回德国。

在六月或七月初,克里斯托弗、斯蒂芬和奥托一起去吕根岛的塞林度暑假。威斯坦不情愿地在那儿加入了他们。克里斯托弗要直到被太阳晒得黝黑才会觉得自己不体面,威斯坦不一样,他不喜欢沙滩和大海。他身上皮肤白皙,暴露在外时就变成痛苦的粉红色。他更喜欢阴雨天气。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威斯坦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拉下窗帘,无视夏天,只是写作。我想他是在写《演说家》。

斯蒂芬也在写作,尽管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户外,陪伴克里斯托弗和奥托。他用照相机记录他们的假期。相机有自动快门,所以斯蒂芬并不一定在照片之外。在最近写给我的信中,他回忆道:

用一部为自恋者设计的自慰照相机,我拍下了——或者说它拍下了——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我们三个。

斯蒂芬站在中间,胳膊搂着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脸上的表情像是下了班的耶稣在和“这些孩子们”休闲放松。克里斯托弗的个头和另外两人相比实在太矮小了,看起来像站在一个地洞里。

斯蒂芬也给奥托拍了照片——有的荒诞,有的如动物般美丽:奥托只穿了裹腰布,弹着吉他,假装是夏威夷男孩;奥托无意中摆出米开朗琪罗画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裸体姿势。奥托要是知道,其中几张照片将于一九七四年出现在某电视纪录片中,在大约五百万英国观众面前播出,他该多么高兴啊!斯蒂芬、威斯坦和克里斯托弗当时要是知道此事,他们会多么高兴地——也是多么错误地——据此推断一九七〇年代的英国是一个充满爱和自由的人间天堂。

总而言之,这次吕根岛之行并不成功。威斯坦很快就回了英国。克里斯托弗和奥托吵了起来,因为奥托晚上总是和海滩女孩在当地的赌场跳舞,凌晨才回家。最后一天,克里斯托弗在海边蹚水时,被一块锋利的锡片割破了脚趾。伤口恶化,他返回柏林后好几个星期都是一瘸一拐。

与此同时,斯蒂芬去了萨尔茨堡。他写信说想和克里斯托弗重聚,并问是否有空房间能给他住。克里斯托弗回信说:

我想我可以在附近给你找更便宜的住处。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你说呢?我相信吕根岛上的麻烦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总之,我决定不再和奥托长时间住在一起了。因为最近几天,当他花很短的时间来看我时,我们相处得棒极了……

这是斯蒂芬令克里斯托弗不悦的第一个迹象。克里斯托弗提到奥托只是因为他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想跟斯蒂芬住在同一间公寓里。斯蒂芬领会了他的暗示。他没去柏林,而是回了伦敦。

柯蒂斯·布朗一直没能给《纪念碑》找到出版商;另外三家,戴维斯、塞克和达克沃思也拒绝了。斯蒂芬现在亲手把原稿交给了约翰·莱曼,莱曼在为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管理霍加斯出版社。斯蒂芬已向莱曼称赞《纪念碑》是他们这一代的杰作之一。他的过分热情有时会威胁到目标的实现,但莱曼并没有被吓到。他读了原稿,觉得非常喜欢,并承诺斯蒂芬他会尽一切努力说服伍尔夫夫妇出版书稿。听到这个消息后,克里斯托弗为自己疏远斯蒂芬感到羞愧,他热情地给斯蒂芬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为《纪念碑》做出的一切努力:“如果霍加斯出版社真的接受了,那完全归功于你。”

不久之后,克里斯托弗向斯蒂芬汇报情况:

我收到了柯蒂斯·布朗的一封信,说霍加斯出版社想先读一下《全是密谋家》,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出版《纪念碑》。恐怕这是致命的一击,但我会写信给我母亲,让她转寄一本过去。如果你要写信给莱曼,一定恳求他不要因《全是密谋家》而对我失去兴趣。告诉他,他们想让我把下一本书写成什么风格都行——哪怕写成《帽商的城堡》那样。

(那是阿·约·克罗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克里斯托弗还没读过;他仅仅因为这是本畅销书就鄙视它。当他后来读了《帽商的城堡》,惊讶地发现自己被打动了。)

只要霍加斯(或是布莱克威尔,或是环球出版社,哪怕是基督教知识促进会)肯接受我的小说,今年冬天不管出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忍受……纳粹总是有可能下周日就推翻普鲁士政府,把所有外国人都驱逐出境。

(克里斯托弗喜欢对国内的平民散布一些危言耸听的前线消息;他很容易忘记斯蒂芬也曾在前线待过。这里他指的是即将在八月二日举行的全民公投,它决定着布鲁宁政府的命运。这一次政府得救了;但无论怎样,那一年都没有纳粹接管的危险。)

珍说她冬天要去美国。汉密尔顿公开宣布支持俄国。奥托成了一名冠军运动员。

(珍始终也没去成美国。她会有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她和克里斯托弗最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也就是《别了,柏林》中克莱夫的原型。和克莱夫一样,这个美国人邀请他们和他一起去美国,这让他们兴奋不已,然后此君突然离开了柏林,连句再见都没说,把他们的希望砸得粉碎。

杰拉德·汉密尔顿在《诺里斯先生与我》中写道:“我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保持着联系;作为一个政治党派,他们完全代表了我对社会问题的看法。”那年夏天,他一直在共产党赞助的会议上发表演讲,谈论他最喜欢的改革项目。《泰晤士报》听闻此事后要求他辞职。因此杰拉德决定向左翼看齐,寻找一位新的金主。他通过媒体发表某种声明“宣布支持俄国”。

我忘了奥托成了哪种“冠军运动员”。他大概是参加了本地的一家体育俱乐部,赢了几场短跑比赛。他的爆发力总是不持久。)

八月,克里斯托弗结识了克劳斯·曼—托马斯·曼的长子;那是他第一次接触这个家族的成员。克劳斯和克里斯托弗从一开始就很投缘。他们将成为亲密的朋友,但两人很少见面,因为克劳斯总是四处奔波。

和大多数认识克劳斯的人一样,克里斯托弗也认为克劳斯身为托马斯·曼的儿子,写作生涯一定很不容易。但克劳斯显然能够接受父亲得诺贝尔奖之类的事情;他并没有浪费生命,在父亲的庞大阴影下嫉妒地颤抖。他也没有装出一副许多欧洲文坛人士都有的那种宏伟而疏离的阴郁。他的举止从容、活泼、诙谐,又能深切地关心朋友和他所信仰的事业,并为之而战。克里斯托弗觉得这样的性格组成很可爱。与此同时,在克劳斯活泼、勇敢、毫不自怜的表象之下,有一股顽固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直到一九四九年克劳斯自杀前不久,克里斯托弗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九月二日,仍在伦敦的斯蒂芬打电话给凯瑟琳,告诉她霍加斯出版社已经接受了《纪念碑》。斯蒂芬一定是想把拍电报给克里斯托弗报喜的这份愉悦留给她,他想得真周到。克里斯托弗当然很高兴。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重新焦虑的理由——英镑贬值。九月底,他写信给斯蒂芬:

我再没收到关于《纪念碑》的任何消息。他们是因为这场危机而放弃了我的书吗?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英镑曾跌到十五,但今天好些了。我主要靠早上和一个德裔美国男孩散步挣来的钱生活,他会用英语说“是的”和“不,先生”。

几天之后,克里斯托弗又在信中说,那个德裔美国男孩在玩游戏的时候把一根尖头的小棍儿扎进了我的眼皮里,离眼球大概只有一毫米。我现在正在清洗伤口,吃图豪小姐给的葡萄。她真是世界上最好的房东。

一个标准场景——之前已上演过许多次,之后也会经常重演:克里斯托弗在感官上享受着扮演饱受苦难的伤病员角色。

德国现在挺可怕的。革命将至的气氛已经不再是玩笑,而且不知何故,那种其实什么都不会发生的感觉只让情况变得更糟。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在被一台庞大的机器慢慢摧毁。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姬莎今晚动身去巴黎。她希望你能给她写信,她会把她的地址告诉我或者我俩。多么奇怪啊,那户人家就这样走到了尽头。

因此,姬莎·索罗魏奇克和纳塔丽亚·兰道尔一样,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幸运地离开了柏林。她和父母在法国定居,她嫁给了一个法国人。战争结束后,姬莎和丈夫仍在法国生活。斯蒂芬和她保持着联系,但克里斯托弗没做到。

这份差事能做到十月底或者十一月。然后呢?唔,汉密尔顿新张罗的“英美新闻通讯社”或许有一个空缺,那里像是布尔什维克骗子们聚集的好巢穴……你是不是说过,你有米尔斯基那本关于列宁的书?如果什么时候能寄给我,我会非常感激。

我很沮丧,但不算严重。我听汉密尔顿讲述他与法警的经典斗争,笑了大半天。

法警来访是由于杰拉德丢掉了《泰晤士报》的工作。这自然使他的信用破产了。债主们现在要收回他尚未支付费用的家具和其他贵重物品——也就是说,他公寓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我不记得“英美新闻通讯社”有没有真的办起来。杰拉德显然必须拥有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前线组织,或者至少要有一个这样的计划,然后才能向德国共产党寻求资金援助。

但是德国共产党主要依赖俄国资金,在这个环节上,杰拉德发现自己面对的是讲求实际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他所习惯的那种贪婪好骗的业余爱好者。俄国人要看成果,而且即便得到了成果,他们付钱也是慢吞吞的。听杰拉德说,德国共产党的官员常常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拿到工资。随着对德共的财政状况越来越失望,杰拉德对它的批评也越来越多。通过他的眼睛,克里斯托弗开始看到这个组织丑陋的一面——内部斗争,效率低下,莫斯科不断变化的策略指示令他们不知所措。

克里斯托弗理所当然地认为德国共产党人看透了杰拉德;他们只把他看作一个风度翩翩的中间人,他的外表和良好举止有助于他们同敌对的绅士们打交道。尽管如此,克里斯托弗仍不禁觉得伤感和震惊,工人阶级的组织竟然会忘记无产阶级的道德准则,堕落到使用这种行为不检的人员。

虽然有这些怀疑,克里斯托弗仍满怀敬意和热情地阅读关于列宁的书。因此,他能在同一封信里既向斯蒂芬要那本米尔斯基,又提及“布尔什维克骗子”,还用锤子和镰刀装饰他的签名。他就是那个时代党派论辩家们常说的“不确定分子”。

那年秋天,珍接到了一份演戏的工作——她的戏份极少,但整出戏是大制作:马克斯·莱因哈特制作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十一月二十八日首演。这是希特勒上台前柏林戏剧界最后的宏大演出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莱因哈特的告别之作。战争期间,他和家人逃亡到加利福尼亚,克里斯托弗将在那里与他们相遇。

在这出歌剧所有的精彩舞台画面里,我印象中最生动的一幅是威尼斯的大运河,河上有一艘贡多拉顺流而下。为了让贡多拉看起来像在移动,莱因哈特移动了布景本身。当贡多拉绕过运河的弯道时,巨大的宫殿正面慢慢地旋转起来。宫殿的移动引发了一阵低沉的机械轰鸣声,有时甚至盖过了音乐声。即便如此,也像是有意制造出的效果。那声音宏伟而可怕,像末日的脚步。

有一个场景是威尼斯宫殿中交际花古丽叶塔的舞会,其间几对爱侣被抬上舞台,每一对都倚在轿子上,抱在一起。这几对情人只是跑龙套,上台之后很少有观众注意到他们在拥抱,因为这时舞台中央正上演令人目眩的芭蕾舞。但克里斯托弗透过望远镜,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其中一对,直到这一幕结束。即便如此,他也不能确定珍告诉他的是否属实——她说在每一场演出中,她都当着观众的面和搭档发生性关系。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七日,《纪念碑》出版,收到了一些表示赞赏的反馈。其中最棒的是《格兰塔》杂志。我记得有一位评论者说,他一开始觉得这部小说里的同性恋角色多得不成比例,但进一步反思后,他意识到现在同性恋者的数量确实多了很多。

那年春天,弗朗西斯回到了德国。他们重聚后不久,他告诉克里斯托弗,他不想被禁锢在柏林。他计划在乡下买一栋房子,少喝酒,多花时间在户外,早早睡觉,保持健康。他怂恿克里斯托弗和他一起做这个实验。克里斯托弗承诺会好好考虑。出于几个原因,他想答应下来:再次见面后,他重新对弗朗西斯产生了一种喜爱之情;现在他和奥托的关系终于冷淡下来了,在柏林已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人;和弗朗西斯住在一起要比自己住在诺伦道夫大街便宜得多,因为他只需要付饭钱;此外,他已经开始写一本自传性质的书(未来有一天会成为《狮子和影子》),他知道沉闷的乡村能让他更专注。

弗朗西斯已经聘请了卡尔·吉泽在研究所的朋友欧文·汉森做厨师和管家,并让他找人帮忙做家务。于是欧文雇了一个叫海因茨的男孩。三月十三日,就在弗朗西斯、欧文和海因茨准备动身去乡下之前,克里斯托弗见到了海因茨。因为结识了海因茨,克里斯托弗终于下决心跟他们一起去。

一定是欧文安排他们住在莫林的。也许他在那里有朋友。也许弗朗西斯要租的房子就是他朋友的。只有这样的私人动机才能解释他为何从那么多几乎一模一样的村庄中选择了这一个。莫林位于柏林东北方向,靠近当时的波兰边境。(现在已位于波兰境内,地名念成“莫伦”。)

克里斯托弗很年轻时就读过屠格涅夫和契诃夫,对大草原充满了浪漫的向往。那片辽阔的陆上海洋向东蔓延,无边无际,一直延伸到乌拉尔山脉,然后无穷无尽地席卷西伯利亚。在莫林,他真真切切地站在了这片海洋的边缘。但这片海似乎不像十年前他在伦敦畅想的那么令人振奋。天哪,它真平。

这些村庄的每一座房子都有双层窗户,以抵御漫长而可怕的寒冬。现在春天到了——在大雪的麻木和酷暑的恍惚之间,这是一段短暂而令人心酸的觉醒插曲。在春天,你可能会清醒几个星期,环顾四周,决定永远离开这个村庄——或者爱上一个你已认识了一辈子的人,和他一起留在这里,直到死去。杨树长出了新叶,丁香花开了。莫林纳湖上的冰层裂开,这是当地一片沉闷的小湖;冰块会被储存在地窖里,在未来的炎热月份里用于冷藏食物。阵雨一场接一场地下。雪融化成泥。你可以在家工作,接着去湖边散步,然后在酒馆喝几杯,最后回家。你也可以不去湖边,或者不去酒馆;或者先喝酒再散步。这就是你的选择范围。第一个星期过后,无论何时,只要走出家门,你肯定不会遇到任何你不认识的人。这个地方,用图豪小姐最喜欢的说法来形容,“连狐狸都会互道晚安”。

弗朗西斯发现克里斯托弗和海因茨要睡在一起时,立刻宣布克里斯托弗必须支付海因茨一半的工资。克里斯托弗同意了,与其说气愤,不如说觉得好笑;弗朗西斯就是这样。他什么也没对海因茨说。但是欧文认为弗朗西斯这么做很小气,加上他有点儿喜欢搬弄是非,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海因茨。海因茨走到屋外大哭起来。这是他爱的宣言。

克里斯托弗毫不迟疑地爱上了海因茨。他觉得他俩走到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海因茨找到了一个大哥哥;克里斯托弗则找到了一个感情纯真、完完全全地脆弱而盲目的人,自己可以保护他、珍惜他,仿佛他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克里斯托弗深受触动,而且对此事毫无顾虑。他还没意识到,自己陷入的这段感情将比他生命中有过的任何一段感情都严肃得多。

海因茨是个苗条的男孩,大概十七岁,有着棕色的大眼睛。他还是孩子时,有个同龄的伙伴挥砖把他的鼻子打坏了;鼻子中间留了个奇怪但很吸引人的小坑。这使海因茨呼吸有些不通畅。这个鼻子,加上他凸出的厚嘴唇、圆圆的脑袋和短短的鬈发,使他有点儿黑人的模样。克里斯托弗叫他“小黑孩”时,他很开心,而且常常自己念叨这个绰号,咯咯地笑。高兴的时候,他的脸显得年轻而和善,咧出大大的笑容。当他不高兴的时候,面孔像是变老了,你能看到乡下农民的阴沉。他一点儿没有城里人的气质。只有穿着工作服,他才显得自在。那是一件厚厚的洋红色毛衣,还有一顶帽舌闪亮的帽子,斜戴在脑袋一边。而当他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时,就像是经过了伪装,显得很难为情。

海因茨的父亲还在世,但他们很少见面。海因茨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特定的男朋友。他和祖母生活在一起,老太太的模样就像是海因茨七十岁时会有的样子。祖母有一间地下室公寓,里面总是很热,人一进去就开始冒汗。要是有谁建议开窗户,她就会咆哮道:“我又不是给街道供暖的。”

弗朗西斯很快就厌倦了莫林,开始去柏林度周末,把欧文也带走了。就这样,克里斯托弗和海因茨留下看家。这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幸福;他现在意识到自己一直渴望这种日子。海因茨不像奥托,也不像克里斯托弗在酒吧里认识的其他男孩,他确实享受为工作而工作。没有哪个恋人能分享克里斯托弗的工作,不管他多么懂得文学。但海因茨的做法近乎完美;克里斯托弗写作时,海因茨通过扫地、收拾花园、做饭,间接与他合作。此前每当克里斯托弗工作时,只要奥托在身边,他就会意识到奥托的烦躁和无聊,并觉得自己应当为此负责。继续写作是他的意志与奥托意志的对抗,尽管奥托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涉克里斯托弗的工作;他只是想吸引关注。至于海因茨,他当然完全不知道自己帮了克里斯托弗多大的忙。这对奇怪的恋人享受着这短短几天的隐私和忙碌,享受着吃饭和做爱时的短暂休息,荒谬的是,他们就像最普通的、婚姻幸福的异性恋夫妻一样。

然后弗朗西斯和欧文回来了,还从柏林的酒吧带回一个或更多男孩。到此时,弗朗西斯和海因茨已经对彼此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反感。弗朗西斯一有机会就对海因茨吹毛求疵;他一出现,海因茨就变得闷闷不乐。作为报复,克里斯托弗对弗朗西斯带回的男孩们很不友好。但这并没有在弗朗西斯和克里斯托弗之间造成任何严重的敌意;双方都非常了解彼此的动机。弗朗西斯邀请克里斯托弗来莫林,因为他希望这种生活是两个亲密朋友之间的对话,欧文和其他雇员只是背景,处于较低的层次。而克里斯托弗却把海因茨当成了密友,这违反了弗朗西斯心照不宣的协议。弗朗西斯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而克里斯托弗并不怪他。

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弗朗西斯这家人不过是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就在村里引起了许多流言。有人向警察告发了他们。外交能手欧文让他们免遭官方质询,但显然他们不久就都得离开了。

在此期间,斯蒂芬·斯彭德到了柏林,并出城短暂拜访他们。克里斯托弗竭力劝阻,但斯蒂芬似乎没有意识到克里斯托弗的态度。克里斯托弗讨厌斯蒂芬和斯蒂芬的相机闯入他与海因茨的爱情。斯蒂芬按下相机快门,似乎在嘲笑你、暴露你,即便他是在用敏锐的好奇心奉承你。克里斯托弗有些嫉妒,甚至有些迷信,他担心斯蒂芬会以某种方式改变他在海因茨眼中的形象,导致海因茨无法继续爱他。(在那些日子里,斯蒂芬才应该说“我是一部照相机”,而不是克里斯托弗。而现在,我们这些幸存者只会感谢他当年不知疲倦地按快门。他为我们保存了许多青春的点滴。)

不过斯蒂芬很快就离开了莫林,没有公开争吵。斯蒂芬走后,克里斯托弗立刻从自己的恐惧和厌恶中得到了解脱。他甚至为失去斯蒂芬活泼的陪伴而感到遗憾,他用正常的友谊口吻写信给他,描述了乡村生活的幽默和糟糕。鉴于克里斯托弗矛盾的态度,这些信件现在读来虚假得令人震惊。

七月初,他们又回到了吕根岛的塞林重聚,同行的还有海因茨和斯蒂芬的弟弟汉弗莱。度假期间,两人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弗莱的出现。汉弗莱是个迷人、随和、友好的年轻人。和斯蒂芬一样,他也是一名摄影师——很快会成为专业摄影师——但他绝对不是一部照相机。克里斯托弗从不觉得他威胁到了自己和海因茨的关系。汉弗莱绝不会侵犯任何人的隐私。

不过有一次他确实问了克里斯托弗一个不寻常的私人问题;那是他俩单独出去散步的时候。汉弗莱突然说:“你德语讲得这么好——告诉我,你为什么从不使用虚拟语气?”克里斯托弗不得不承认他不知道怎么用。他之前学习德语时很匆忙,就把虚拟语气留到最后,因为虚拟语气不是绝对必要的。到此时,他已可以在没有虚拟语气帮助的情况下在德语里纵横跳跃,就像一个敏捷的独腿人。而如今,克里斯托弗开始学习掌握虚拟语气。他很快就做到了。他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一张口就开始炫耀:“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就不会问自己,假设他们如何如何的话,我该怎么办……”诸如此类。汉弗莱被他逗得乐不可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