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经济需要“保6”吗？

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19年的中国经济被两大意外所笼罩：一是中美经贸摩擦局势突变，特朗普政府对华关税不断升级，中国则反制强硬回击，两国经贸摩擦在“升级—复谈—再升级—再复谈”的波折中不断加剧。二是面对严峻的内外部环境，防风险措施不松反紧，房地产融资和金融整治力度超出预期。

在此背景下，2019年中国经济走势前高后低，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触及政府工作报告增速6%～6.5%的下限。对此，两种相反的观点涌现。中国社科院余永定主张，GDP增速“触6”之后应当“刹车”，宁愿财政状况暂时恶化也要稳住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学家陆挺等则认为，应珍惜已经不大的政策空间，慎用宽松政策。

对此，笔者认为，2020年不应当把目标定为“保6”，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中国已经采取一定的刺激措施，但效果不佳；二是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三是过去的强刺激措施留下诸多后遗症，如果为“保6”而重启强刺激，可能影响防风险等政策目标的完成，得不偿失。

保增长措施已经在起作用

事实上，中国已经使用了适度刺激。2018年以来的本轮经济下行过程中，决策层对于短期保增长仍然高度重视，逆周期调控从未缺席。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2019年年内两次实施全面降准，合计降了1.5个百分点、释放中长期资金约2.4万亿元；分三次对部分中小银行实施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约2800亿元；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民营企业，三次实施TMLF（Target 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定向中期借贷便利）操作，释放资金超过8200亿元；合理运用价格工具，推出LPR新报价机制后，LPR已3次下调，1年期品种已合计降低16个bp。此外，MLF、公开市场操作（OMO）也始终发挥作用，应对包商事件等短期冲击，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财政方面，减税降费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截至2019年第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5109亿元，新增社保降费2725亿元，完成全年进度的90%；其中增值税减税7035亿元，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叠加减税4426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减税1827亿元。

基建也是动作频频，2019年新增专项债限额2.15万亿元，截至9月已全部发行完毕；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部分符合要求项目的资本金；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前下达2020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并扩大使用范围。此外，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明确下调部分领域基建项目的资本金比例。

不过，中国经济数据看上去仍然较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10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9%，制造业投资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这是否说明刺激未能奏效？笔者倾向于认为，虽然刺激的具体效果很难量化，但若无上述政策，中国经济可能早已“破6”，提前落入5%区段，从而使悲观预期进一步强化。

外部环境仍将左右增长前景

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预计经济仍将受到外部环境约束。尽管中美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双方有望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2019年来两国经贸形势的反复波折表明，仍应警惕谈判不及预期的可能性。

此外，即便贸易协议短期内可以落实，已经加征的关税也不会全数取消，关税已经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挽回。2019年12月15日对18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是否会推迟，是谈判走向的关键风向标。

受贸易萎缩影响，海外经济走势亦难言乐观。作为全球经济景气的“金丝雀”，韩国出口连续12个月同比负增长，复苏尚需时日。美国消费仍有韧性，但企业已经在缩减投资，通过税改回流本土的利润主要进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支持有限，若无其他重大变故，2020年GDP增速大概率会回落到2%以下。欧委会则将欧盟2020年经济增速下调至1.2%，出口导向的“火车头”德国仍是拖累。

同时，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将在2020年登场，不排除围绕伊朗核问题等地缘政治风险点有其他“黑天鹅”事件发生，甚至特朗普“出尔反尔”、中美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再撕毁也不是毫无可能。一旦外部环境恶化程度超预期，那么“保6”一来难度大，二来无必要。

深化改革开放，避免强刺激

最重要的是，过去面临经济压力时，中国往往采取强刺激，这些刺激政策尽管短期内对中国经济起到了稳增长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张，潜在增速下降，刺激效果也在减弱。

强刺激还留下不少后遗症。笔者曾在《反思“四万亿”恐惧症》一文中指出，“四万亿”在中国经济濒临硬着陆之际推出，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四万亿”的主要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存在诸多弊端，造成房地产泡沫积聚、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及产能过剩等问题，部分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决。

仅以房价为例，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每一轮刺激均伴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笔者通过金融机构境内住户贷款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指标计算，发现2018年两者的比值达到122%。以国际清算银行口径的居民偿付比（即使用剩余加权平均期限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居民债务现值）作为杠杆率指标，可以得出中国居民杠杆率为10.32%，高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

因此，笔者认为2020年仍将很大程度延续目前的政策思路。特别是在房地产领域，短期不将其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中期坚持“房住不炒”，遏制房地产高杠杆风险，降低对实体经济的挤出，只有在经济下行压力触及底线或房企资金链风险加剧时，才可能出现“因城施策”的边际微调。

财政方面，专项债提前下发带动基建投资将成为政策主线，但与之前大规模刺激的情景不同，2020年将以通信“新基建”为主要发力点。货币方面，央行行长易纲表示，“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货币政策框架将协调稳增长与降成本的关系，并逐渐从以数量调控为主转变为以价格调控为主。

至关重要的是，应当尽可能达成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当前一些媒体强硬表示，第一阶段协议应当取消加增关税，但这并不切实际，因为一旦触及取消加增关税，谈判将涉及政府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深水区”，双方的拉锯必然升级，造成进一步拖延。笔者认为，第一阶段仍应聚焦在美方取消加增新的关税和中方购买美国农产品，这方面应该可以达成协议。

2020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存在取舍，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大创新研发等途径提升效率。特别是，借助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继续以开放回应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性原则，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改革开放取得实效，取得更大的中长期的收益，即便未来经济增速换挡、进入5%时代，也比靠强刺激取得6%的增长更加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