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增速之谜”与“保6”之争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是否刻意强调“保6”这个特定数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探讨如何应对。我对2020年宏观政策是否一定要“保6”没有特别意见，然而注意到争论双方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看法，折射出学界近年来有关研究呈现的“潜在增速之谜”现象，借此机会就此谈点个人思考。
我的初步看法是，求解“潜在增速之谜”要进行更细致的经验研究，同时还要结合中国转型环境下的发展经验，在潜在增速概念的认识上改进创新，从而在历史和逻辑一致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近年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并探讨更有效的应对政策。
“保6”分歧与共识
浏览“保6”之争的主要文章，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为什么要“保6”？正方观点强调近年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到2019年第三季度的6%，形势演变在企业家中和社会上形成经济增速进一步降低的“危险”预期，对去杠杆、就业、应对贸易战也有重要影响。“因此，采取及时妥当的宏观措施，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是当前最紧迫、最突出的问题。”反方虽也同意“经济减速过快，逆周期调节政策确实有必要”，但认为没有必要过度夸大经济增速低于特定数值的危险性，而是强调“慎用宽松政策，用好宽松政策，尊重经济规律，注重投资效率”，甚至警示过度刺激是寅吃卯粮，“可能诱致断崖式下跌”。
其次是对中国财政、货币和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空间的评估。正方观点也不同程度地肯定了地方政府债务平台、宏观杠杆率方面存在问题，需加以关注，然而总体认为从通胀率、债务率、储蓄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看，都存在“相当大量的政策空间”。余永定教授演讲强调中国“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且有出现通缩危险”，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财政状况也比较好，因而应果断利用以提振经济增长。反方则认为近年政府已经采取多轮扩张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稳增长”，从居民债务提升、投资回报下降、债务质量降低、企业部门外债飙升及国际收支其他制约因素考虑，对进一步扩张总需求的政策空间持比较保留的态度。反方强调“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认为与其用刺激性办法保6%增速，还不如用改革的办法稳住5%底线。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保6”辩论双方都提及经济潜在增速概念对分析目前宏观形势和政策的相关性和意义，然而对潜在增速的具体评估意见大相径庭，甚至出现依据对潜在增速不同判断支持相反政策建议的情况。目前下行压力是近10年经济增速持续回落的结果，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这样长时段的趋势性现象很难回避潜在增速概念，最近“保6”辩论对中国潜在增速的具体争议，再次凸显了学界相关研究的认知分歧与困惑。
辩论双方也有某些共识性看法。如双方都认同新时期经济发展仍应重视合理增速，重视经济下行压力问题；也大体认同面对下行压力，宏观调控政策需更加重视稳增长目标，加大逆周期干预力度；还认同在宏观调控政策发力的同时应设计更加积极的结构和体制改革政策。另外，辩论双方涉及对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10余年一些重要经济政策议题的反思，包括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及退出决策，近年金融加杠杆和去杠杆政策的评价，央行多重政策目标适当性，等等。这些议题具有超出分析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学术内涵，值得另文专题探讨。
潜在增速之谜现象
给定中国经济增速多年持续下行的走势，潜在经济增速这个宏观经济分析中具有基准意义的概念，在现实经济与政策分析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经济学界对中国潜在增速由不同方法得出的具体研究估测结果出现较大分歧，对潜在和现实经济增速可能形成方向相反的结论，从而对总需求和供给政策干预取向、总需求管理力度、经济增速调控目标等一系列问题，得到显著不同甚至方向相反的结论。“保6”之争再次凸显了一段时期学界有关研究呈现的矛盾困惑，为聚焦议题，可将其称为“潜在增速之谜”现象。
潜在经济增速是指充分利用技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增长和配置潜力所能够实现的经济增速，或是在满足充分就业又不引发通货膨胀等宏观可持续条件下的可能或合意增速。潜在增速是潜在产出在特定时间过程中的变化率，因而这两个概念存在密切联系甚至具有一定程度的定义性重叠。然而，两者区别在于，给定时点潜在产出定义通常要采取技术和制度等因素给定不变假设，而中长期潜在增速定义则允许技术和制度发生必要变化：这些长期变量变化状态决定了长期潜在增速水平，其动态演变所面临的现实制约构成潜在增速赋值差异的结构性根源。明晰潜在产出与潜在增速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有助于从潜在增速角度更有针对性地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潜在产出及其变动是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内容，在学理上对主要由总需求因素制约的现实短期增长率与宏观平衡状态的评价基准。中国经济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展开相关专题研究。随着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经济增速回落走势逐步展开，2013年决策层提出“三期叠加”，肯定了经济形势特点之一是“经济增长换挡期”，潜在增速成为分析现实经济形势的重要分析概念和范式，表现为以相关概念作为主题的发表论文大量增加，现实经济形势和政策讨论中相关概念出现频率快速上升。
然而，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具体估计结果，或者囿于方法性质在客观评估现实方面存在某些困难，或者估计结果对某些关键参数处理的意见分歧较大并难以收敛。采用各种技术和模型估计结果难以摆脱对已有经济数据的依赖，随着现实经济增速回落，近期发表的文献对潜在增速的估计值也随之下降。这些研究都有学术价值，然而利用其前瞻性讨论潜在增速面临局限。
近年研究潜在增速的另一种方法，是借鉴东亚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期及后来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的历史表现，间接推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与直接模型估计相比，东亚经验比较方法在技术上比较简单，直接模型估计方法受现实经济走势影响，具有某种补充意义。不过，这类研究也存在分析结论差异较大，甚至由此对某些相关问题形成相反结论的情况。
例如，林毅夫教授2011年提出，2008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1%，这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韩国的1977年和中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的水平。考虑上述3个经济体在各自对标年份之后的20年分别实现了9.2%、7.6%和8.3%的年均经济增速，推测中国2008年后的20年也有达到8%年均增速的潜力。考虑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在上述20年比较期结束时，人均GDP分别达到美国的65.5%、50.2%和54.2%，那么中国到2028年用PPP衡量人均收入，有望达到美国的一半。林毅夫教授说明上述8%是潜在增速的可能性估计，需要各方面条件配合才能变成现实增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带领的研究团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11年，该团队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年前后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大约为30%，如由10%降低到7%左右。”采用三种测算方法预测中国2011-2015年均增速为9.1%，2016-2020年均增速为7.1%。2013年，该团队预测中国经济增速一两年后探底，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在“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维持在“比如说7%左右”。2015年刘世锦先生预测中国2015-2024年平均增速为6.2%，2019年将中国2020-2025年潜在增长率预测值下调到5%～6%。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在2019年年底一次演讲报告中用类似的分析方法预测了中国未来10年的潜在经济增速。具体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参考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比例作为比较对象，认为中国大陆2010年接近日本1968年、韩国1991年、中国台湾地区1987年的水平。高善文博士在表达上引入一个创新方法，就是把上述年份与中国2010年作为对标年份，将中国经济增速5年均值与3个经济体各自同一指标及其简单均值在图形中进行比较，一目了然地显示出，“近年增速下降在东亚背景下是正常情况。2020-2030年增速不会超过5%，更要担心能否保住4%”。高博士“保4争5”的预测观点以新颖方式呈现，引发各方较多关注。
我和刘鎏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采用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例、城市化程度、第一产业劳动力占比等更全面反映后发优势及与发展阶段性相关的指标，结合中国大陆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数据重新选择对标年份，发现2010年是中国大陆4个指标与3个经济体相应指标最为接近的年份，分别是日本1953年、韩国1978年、中国台湾地区1980年。观察结果显示，在东亚经济比较视角下，对标年份之后中国经济增速不应直接收敛到比较对象经济增速一口气向中等收入下降的阶段，而是在此之前应有一个像样的宏观景气周期。
对新观察结果可有强弱两种解读。强结论提示如能创造适当的发展环境，中国经济长期增速收敛到中速增长期之前，应有可能经历一个10多年的内生景气扩张和回落过程。弱解读则是就现有各种对近年经济下行走势具有新稳态解释的观点，或对中国目前经济增速下行走势直达中速增长具有合理化的看法提出一点存疑证据。或者换个说法，上述“新稳态”或“合理化”预测观点，需建立在对未来中国体制转型某种状态的隐含假设基础上。下面尝试结合中国当代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经验，对潜在增速的概念进行适当改进，以求理解调和上述有关潜在增速估计结果的较大差异。
“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
“潜在增速之谜”有待更细致的经验研究，然而也需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和现实经验，对潜在增速概念本身进行理论思考。经济学现有文献对潜在增速的定义，假定存在与增长潜在有效发挥相匹配的体制条件，这个暗含假定在研究中国当代经济增长时能否成立有待反思商榷。我们知道，中国当代经济高速增长和相对追赶，本质上是体制与发展两重转型内容的互动过程，满足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体制制度条件，是通过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推动体制转型逐步创造形成的。考虑是否存在改革进展突破满足体制转型条件对释放增长潜能的关键影响，有必要将与增长机制密切相关的体制改革状态纳入对潜在增速的定义，提出“与改革状态相关的潜在增速”概念。
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经验事例显示出体制转型状态对潜在增速的重要影响。改革开放时期，多次发生五年计划和长期规划对潜在增速的事前估计与后来实际增速出现很大反差的情况，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潜在增速目标的研究和计划者难以事先预知后续重大改革突破，对已推出的改革举措也难以准确评估其复杂影响和效果。这类实践经验说明，有必要依据是否包含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潜能效果，在概念上对潜在增速进行适当的类型区分。
最早一次事例是改革开放初期年计划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速的反差。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制定了1981-19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计划，其中要求国民经济在80年代前半期年均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然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增速获得了超高速增长，远远高于计划预期。
两者差别为什么这么大？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约为6%，但是伴随宏观经济的巨大波动，可见其潜在增速应该显著低于6%。1979年中央针对“洋跃进”导致宏观不平衡问题，决定执行3年期经济调整方针，接受较低经济增速。针对调整方针执行中面临的问题，1980年年底中央有关负责人建议基建投资“铁公鸡，一毛不拔”，表达继续坚定执行调整方针的决心。
给定计划时期长期增速经验，结合当时经济调整现实要求，再考虑中长期计划需要留有余地，决策层把“六五”计划时期经济增速定为“保4争5”是审慎和适当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限于当时经济学的研究情况，考虑到中国官方文件的表达方式特点，不会采用潜在增速概念；然而就其制定原理和基本内涵而言，可以把计划增速看作是反映当时学界和决策层对当时经济潜在增速的推测判断。
1981年经济增速确实回落到5.2%的低位，接近“六五”计划增长目标对潜在增速的预判。但可能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改革开放初年中国体制变迁的一系列“破冰”举措，开始静水流深般地重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与结构条件，并很快在宏观经济增长绩效层面表现出与早先历史阶段具有实质性差异的新特点，第一次呈现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活力从而大幅提升潜在经济增速的规律作用。
粗略回顾当时大幅推高经济潜在增速的体制转型破冰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幅度提升农业潜在产出。依据林毅夫教授较早期有关计量研究成果，该时期中国农业总增长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做贡献约为46.9%，远远高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农业生产要素价格降低等其他因素所做的贡献。
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农业改革取得阶段性成功，推动乡镇企业开始“异军突起”，加上外出农民工大潮开始初期发力，快速扩大了非农就业机会。另外，知青回城倒逼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个体经济松绑的改革政策推动“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般增长。几方面改革突破在劳动力市场带来突出成效，初步匡算由此额外创造的城乡非农就业岗位总数可能有2000万之多。
三是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积极吸引外资，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与国内劳动力和其他不可贸易要素结合，几乎是凭空在局部引发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如同我访谈东莞虎门最早的一家与香港企业合作加工贸易制作手袋案例显示的那样。“六五”时期中国引进FDI约50亿美元，考虑当时主要引入的是劳动密集型项目，投资就业弹性较高，估计能额外创造几百万个主要面向国际市场的非农就业。上述改革开放带来的非农就业估计数量，约占同期第二、第三产业新增的5150万就业量的一半。
四是贸易体制和汇率改革推进，从1978年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出口总额实现了高速增长。国有企业改革开始探索，经营活力边际提升也具有激活增长效果。由此可见，把现实达到的潜在增速与计划潜在增速的差别主要归结为改革开放破冰释放体制转型推动的结果，既有学理依据，也可在经验数据层面得到支持。
中国体制转型是包含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理论的系统改革创新。对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而言，改革破冰时期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否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引进外资特区开放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思想理论创新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在广泛争论中确立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方针路线，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改革开放体制转型提供理论和历史观支持；也包括对外积极主动调整与美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直至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在国际观和时代命题方面支持改革开放。
这个事例提供了难得的经济史意义上的大规模思想试验情景，清晰显示出没有改革突破假设条件下对中长期潜在增速的预测和计划，与实际发生改革转折性系统性突破条件下的潜在增速必然存在很大区别。两类增速比较及其体制含义给人们上了生动一课，为后续改革共识达成奠定了重要的经验基础。把这个经验事例内涵置于潜在增速理论层面思考，不难看出有必要把改革进程决定的体制转型状态纳入对潜在增速的定义。
两类潜在增速比较事例此后多次再现。如1991年国家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规定1991-2000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为6%左右。然而实际上90年代GDP年度增速却要高于这一目标增速。1997年世界银行专家团队对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做了全面分析，提出2001-2010年经济平均增速为6.9%。然而21世纪第一个10年年度增速最低是2001年的8.3%，最高为2007年的14.2%，10年间的平均增速为10.5%。两次预测的误差虽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未能重视或难以事先评估后续改革突破的影响是最重要原因。可见，有必要采用“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视角分析中国体制转型背景下的长期增长现象。
理解近年经济走势特点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40余年来年均增速约为9.5%，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贡献国之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几点值得关注的特征性事实。
一是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高点回落：2019年第四季度的6%，降幅超过四成。期间虽有短期回升，然而总体看是持续10年趋势性回落。
二是从较长时间窗口看，2019年《经济蓝皮书》显示，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增长大体经历三起四落的三个半周期。第一次下行调整时期最短约3年，第二次下行调整大体从1984年到1990年前后约6年，第三次从1992/1993年到1999/2000年前后约7年。本轮调整从2011年算起已有9年，如果把2007/2008年看作调整起始年份则10年有余，即便从增速“破8”计算下行期也已有7年。目前业内对2020年经济增速的中位预测大体是6%，可见市场预期经济增长仍将延续多年下行趋势。
三是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大幅回落。实际投资增速从2010-2011年的20%上下，降到近年来一度呈负值，现回升到5%上下的相对低位。2010-2011年民间投资增速比整体投资高7至10个百分点，近年降到与后者增速相仿和略低水平。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期，民营投资甚至是国企的8～9倍，2007-2012年间除了“四万亿”刺激前后国企投资反弹，民企增速也是国企的几倍，然而2012年以来民企投资增速快速下跌，近年大部分时间低于国企，如2019年10月4.4%的增速比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低约四成。
当然，用两点论观察经济形势需要强调指出，中国经济运行同时呈现更多方面稳健和积极的事实。例如中国经济在发展阶段和结构快速转型中仍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中国仍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又如中国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技术、新因素活跃生长，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韧性与活力。再如中国经济增量巨大，每年增加相当于澳大利亚或荷兰的经济规模，是对全球经济增量贡献最重要经济体之一。很多类似经验事实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积极有利的基本面条件没有变，中国经济发展潜力仍然很大，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和信心。不过如老话所说：“优点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为确保发展潜力充分释放和经济增长行稳致远，对于过往近10年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和下行压力挥之不去的现象也需要认真分析应对。
上述经济下行现象肯定有多方面成因，对此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有很多讨论分析。例如针对早先景气增长与大规模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党的十八大后决策层顺应调整规律要求，稳健推进去库存和去产能，2013-2015年间经济增速逐步回落。又如环保监管力度加大，国家2013年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会对某些行业增长带来压力。再如针对宏观杠杆率上升偏快与局部金融风险增长，近年有关部门实施金融去杠杆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然而短期局部调控力度偏大客观上也带来了不利影响。还有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经济增速。
从两类潜在增速比较角度看，也需关注新时期体制转型某些阶段性特点与长期经济走势的关系。决策层一直坚持改革开放，21世纪初在建立社保体制和完善民生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金融等领域市场化改革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党的十八大后高层更加重视推进改革，党的三中、四中全会决定描绘经济体制与法治建设蓝图。中央深改组2013年12月成立，到2017年10月共召开38次会议，审议200多个文件，破解经济、社会、国防诸多领域改革难题。然而受种种客观因素制约，针对妨碍潜在增长能力发挥的某些关键领域改革仍有待深化。
例如房地产投资是满足城市化背景下国民住房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的现实途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地产业合理可持续发展本来应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领域，然而在现行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制约下房地产合理发展与投资潜能仍未能充分发挥。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面对新一轮房价飙升并伴随投机性炒作与违规融资，政府为管控风险不得不实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我们正在为供地体制机制深层局限付出代价。
又如基于户口管制实施的严控超大城市的政策取向也值得反思探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大城市集聚效应更为彰显，与某些城市化政策和规划方针存在矛盾。我和石先进博士研究了历史时期10多个目前规模为特大超大城市先后制订的几十个规划样本，发现这些规划八成多都低估了期末人口规模，平均低估偏差高达330多万人。对规划人口的低估带来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加剧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一定程度上又反转促使城市当局出台各类管制措施。大城市人口流动强势管制政策，虽然对现实矛盾有某种舒缓作用，但客观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增长潜力。
再如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体制政策待遇区别也不利于投资潜力充分发挥。以工业部门为例，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的2倍多。然而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创造利润最高的部门，国企方面的电力热力、汽车、烟草、石油天然气、酒精、汽车等6个部门创造了八成以上利润，但这些都属于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部门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6个部门之间没有任何交集。这折射出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部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明显的行政管制，不利于从供给侧充分释放投资和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重视产权和保护产权制度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这方面改进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激励和保障作用。然而从现实看，对民企产权的保护仍有待加强，近年报道的少数地方不时发生行政权力损害侵犯民营企业合法产权的案例，对市场主体未来预期和信心也会产生不利影响，也对相应的投资和增长产生影响。
“保6”与“保8”及启示
目前“保6”讨论让人联想到“保8”。中国宏观调控历史上政府选择年度增速特定数字目标似乎仅发生在1998年。当时中国在外部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国内宏观周期处于紧缩下行阶段，并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压力，决策层在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提出“保8”。1998年GDP7.8%的官方统计增速略低于“保8”目标，不过当年实施的一系列扩大内需举措——包括央行降息降准、财政举债支出、大规模基建以至高校扩招等，对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赋予1998年在中国宏观调控史上的特殊地位：政府第一次自觉采用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缓冲内外环境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宏观调控政策从早先侧重抑制过热通胀延伸到积极应对通缩，从而具备针对整个宏观周期不同阶段实施逆周期调控的属性。
21世纪初年中国逆周期宏观调控政实践继续深化，近年总需求管理经验更加丰富，与宏观调控政能力进一步提升，对新时期平稳实现潜在增速换挡期并保持中高速增长发挥了保障作用。回顾世纪之交经济政策成功经验，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宏观调控政策干预与改革突破有机结合，成效显著。国内推进金融、住房、国企等领域系统改革，外部成功实施入世战略、全面提升开放水平，同时通过“三个代表”理论创新实现第三次思想解放。20世纪90年代与世纪之交体制转型的多轮系统突破激发出巨大增长潜力，加上党的十六大后实施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年迎来波澜壮阔的开放宏观景气增长，为中国当代经济“宏调保稳定，改革跨台阶”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经验例证，也对“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认识提供了一例经验支持。
面对目前形势，宏观政策无疑需加大稳增长力度，学界和决策层对此存在共识，“保6”分歧更多表现为采用什么措施稳增长与促增长。2019年和近来的宏观政策已加大稳增长力度，表现为央行采用包括降准减息手段在内的各种措施多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金融监管部门调节校准一度偏于激进的去杠杆政策，财政部门加大扩张力度并且提前下达了2020年地方专项债额度。就世纪之交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经验与两类潜在增速角度看，在肯定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必要性前提下，还亟需加大与激活增长潜力相关领域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力度，加强深化对土地、户口、城市化、民企等特定领域已实施的改革举措，使之提升为新一轮更具系统性的改革突破，推动经济运行尽快摆脱下行压力并迎来新一轮内生宏观景气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