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

裘锡圭

☉1935—☉

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1952年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大学毕业，录取为胡厚宣指导的“甲骨文与商代史”研究生。同年胡厚宣教授奉调北京，裘先生亦随师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1960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文字学、古文字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学和古史研究方面都极有建树。著有多种论著，如《文字学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古文字论集》等，论文众多。裘先生在2012年5月以前发表的各类文章收录于《裘锡圭学术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经典导读

在《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一文中，裘锡圭先生从四个方面总结了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与传世古籍（主要是传世先秦两汉古籍）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同一种书的古本和今本；二者虽非一书但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者其中一种出自另一种，或者二者同出一源；古代文字资料可以用来阐明传世古书中某些词语的意义，或者纠正某些词语书写上的错误；古代文字资料表现出来的用字和书写方面的习惯，可以用作校读古籍的根据。随后，裘先生便从这四个方面，逐一说明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粗略言之，第一、第二和第四个方面主要与“校勘古书”相关，第三个方面则主要与“阅读古书”相关。

陈垣先生曾将校勘方法总结为“校法四例”：对校、本校、他校与理校。这些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传世古籍在校勘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传世古籍提供另外的版本依据上，或者有类似文句可作为他书证据，或者通过掌握古文字发展规律或书写习惯来发现讹误，皆可为对校、他校和理校提供帮助。如文章中以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校勘《十一家注孙子》之例：

《作战》（今）：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作战》（简）：屈力中原，内虚于家。

此句张预注云：“运粮则力屈，输饷则财殚，原野之民，家产内虚”，以“中原”二字连下读，后人多从此说。按照简本，“中原”二字就必须连上读。《武经七书》本此句无“财殚”二字，《太平御览》卷三三二引文同，与简本合。十一家本此句下曹操注云：“丘，十六井也。百姓财殚尽而兵不解，则运粮尽力于原野也。”曹注是把上文“财竭则急于丘役”句与这一句连在一起解释的，注文“财殚尽”与正文“财竭”相应，由于十一家本的正文和注文配置得不合理，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与正文“力屈财殚”的“财殚”相应。“屈”字古训“尽”。从曹注“尽力于原野”一语来看，曹氏所据本显然无“财殚”二字，而且“中原”上二字很可能不作“力屈”而作“屈力”，与简本完全相合。杜牧注也有“力尽于原野”语，所据本也应无“财殚”二字，但“屈力”大概已倒作“力屈”。整理小组认为十一家本正文“财殚”二字为后人所臆加，张预注据误本以“中原”二字连下为句不可从。这个意见是正确的。[53]

按《孙子兵法·作战》“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一句存在异文。在该书的不同版本中，《武经七书》本此句无“财殚”二字。在他书证据中，《太平御览》作为类书引及此文时亦无“财殚”二字[54]。裘先生继而分析曹注，认为该注所据本无“财殚”二字，且“力屈”很可能作“屈力”。另外从杜牧注中也可见其所据本无“财殚”二字。今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本《孙子兵法》与今本相较，其中“力屈”亦作“屈力”，且亦无“财殚”二字。所以此简本可谓是新的版本证据，为“力屈”与“财殚”的校勘提供了有力的版本依据。

至于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作为他书例证佐助校勘之例，如：

银雀山竹书中的《奇正》篇说：“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这一句可以校正《淮南子·兵略》的一处衍文。“屈”字古训“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圣人掌握万物的特性，知道该用什么去制服什么，所以他的胜利是无穷无尽的。《淮南子·兵略》里有不少与《奇正》篇相合的内容，大概在编写《兵略》的时候，《奇正》篇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兵略》说：“物物而不物，故胜而不屈。”这句话应该是脱胎于上引《奇正》篇的那句话的。“物物而不物”，就是超出于物而驾驭万物的意思，跟“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的意思是相通的。前面已经说过，“胜不屈”是胜利无穷无尽的意思，《兵略》“胜”字下的“而”显然是衍文，应据《奇正》删去。《御览》卷二七一引《淮南子》此句，“胜”下无“而”字，所据尚为未讹之本。[55]

在这一例中，《淮南子·兵略》与《太平御览》关于“故胜而不屈”一句有异文。《淮南子·兵略》作“故胜而不屈”，而《太平御览》中无此“而”字。今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奇正》篇中“故圣人以万物之胜胜万物，故其胜不屈”文句与《淮南子·兵略》中的相近，故可作为他书证据校正《兵略》中的讹误。当然，在作为他书例证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文句确系有密切的关系：或同源，或相互引用。因此裘先生在文中专门说明：“《淮南子·兵略》里有不少与《奇正》篇相合的内容，大概在编写《兵略》的时候，《奇正》篇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兵略》可能大量引用了《奇正》的文句，故而我们今天可用《奇正》作为他书证据，以“他校”的方式来校勘《兵略》中某些有疑的字句。

由于古代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我们对于古人的用字与书写习惯也愈加清楚，从而据此能判断出某些明显的误字或误写并加以改正，这就是“理校”。如：

秦汉文字里“私”“和”二字的写法非常接近。“私”字的右旁往往写得跟“口”字差不多，很容易看成“和”字。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第319行“私内中”的“私”字（102页），当释文在《文物》上初次发表时就是释作“和”字的。事实上汉代人自己就往往把这两个字弄混。例如马王堆帛书《十大经·正乱》把“和”字写成“私”，武威简本《仪礼·有司》第57、58号简都把“私”写作“和”。由于这些例子的启发，我们发现了《礼记》的一个错字。

《礼记·表记》：

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

“守和”意思不明确，而且跟“正百官”、“虑四方”不相配。这个“和”应该是“私”的误字。君主私事、百官之事、四方之事，三者由近及远，所以分别由迩臣、宰、大臣掌管。郑玄注“和谓调和君事者也”，可见所据本此字已误（《十讲》编按：王念孙《读书杂志·管子第三》指出《法禁》篇“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句的“和亲”为“私亲”之误。同书《荀子第七》指出《正名》篇“其为天下名，其和乐少矣”句的“和乐”为“私乐”之误。此皆“私”讹作“和”之例）。[56]

《礼记》今天一般认为是在汉代成书。由于“和”字和“私”字在秦汉文字中写法极近，甚至汉人就有混用的情况，所以很有可能在当时的书写中就有某些写得比较像“和”或直接写作“和”的文本。在此文中，“守和”的意思很不明晰。与之相对，“守私”的意思则非常明确，且能与后文的“正百官”“虑四方”形成明显的对应，所以“私”应是正确的文字。后来历经传抄，由于后人的误认或沿用前代误写，此字便讹作“和”字，沿袭至今。我们今天在发现大量古代文字资料后，对于前人的用字习惯有了更多了解，便能比较容易地识别出这种“形近而讹”的情况，从而运用相应的字形规律进行校勘。除此之外，裘先生文中还谈及“篡”讹作“募”，“热”作为“炅”的注释掺入正文，重文符号的误读等问题，或与字形相关，或与字音相关，或与书写习惯相关，皆通过相应的理论或规律进行校勘，俱为“理校”的典型用例。

总之，在校勘方面，这些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能够给我们提供新的版本证据或他书依据，或者通过研究这些文字资料我们能得出相关规律作为理论依据，皆可为校勘古书提供重要的材料及理论支持。

至于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阅读古书的助益，主要在于有了更多的古代文字资料作为例证后，我们能弄清一些原先不太清楚的专名、器物名或其他词语，纠正之前理解上的错误。如下例：

《汉书·艺文志》兵形势家有《孙轸》五篇。过去大家不清楚这个孙轸是什么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以为是战国时的陈轸，纯属臆测。银雀山竹书《孙膑兵法·陈忌问壘》篇残简中有“晋邦之将荀息、孙轸之于兵也”，“晋邦之将荀息、孙轸为晋要秦于殽，溃秦军，濩（获）三率（帅）”等语。这个孙轸显然就是晋将先轸。《艺文志》的孙轸无疑也是他。先轸本以善于谋划善于用兵见称。城濮之战晋文公用其谋而胜楚国，殽之战他袭击秦军俘获三帅（看僖公二十八年、三十三年《左传》，《晋语》四，《史记·晋世家》）。《说苑·指武》说“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上引《陈忌问壘》篇也两次提到他，可见在古人心目中先轸的军事才能极受重视。有人托他的名而著兵书是很自然的事。“先”、“孙”二字古音极近，所以先轸可以写作孙轸。《汉书·田广明传》记武帝时故城父令公孙勇作乱事。东汉时的《国三老袁良碑》提及此事，公孙勇作公先勇（《隶释》六），可以与此互证。如果没有银雀山竹书，《艺文志》孙轸的问题恐怕是难以解决的。[57]

由于银雀山竹书中提到“孙轸”为晋国将领与“荀息”并举，且又提到他“溃秦军，获三帅”的事迹，故而核验史料便可知这里的“孙轸”即是传世文献中的“先轸”。再加上“孙”“先”二字古音非常接近，都是心母文部字，且在汉碑中亦可见“公孙勇”写作“公先勇”这样的“孙”“先”混用之例，故可知此二字在当时是可以因音近而相通用的。因为以上原因，我们可以据而推断出《汉书·艺文志》中兵形势家的“孙轸”即是传世文献中的晋国将领“先轸”，后人可能托其名而著兵书，载于《汉书·艺文志》中。总之，在出土古代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与传世文献中的词语相对应的线索，从而在其帮助下考证出原先并不清楚的某些词语的意思。

当然，“校”与“读”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清楚一些词语的含义后，还可校正原先书写上的错误。

如古书中有“入邑”一词。与之类似，在其他文献中又有“仞邑”“大邑”“剙邑”等写法。前人校注或以为“邑”前之字应作“入”，为“得”或“充”的意思；或以为作“剙”，为“剙造”的意思；或以为作“立”；或以为通作“牣”，为“满”的意思。裘先生根据银雀山竹书《王兵》篇“得地而不能仁”，在《管子·七法》中有类似文句“得地而不能实”，从而推出这里的“仁”应即是“实”的意思，故而同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读“仁”为“仞”，为“充实”之意。这样一来，关于“X邑”的诸种异文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中，“入”和“大”明显是“人”字的讹误[58]，“剙”也很有可能是“仞”的讹误[59]。总之，这些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能为古书中的一些词提供新的文例，从而据以判断出某些词的具体意义及用法，从而读懂原文；并能用之校勘后人或因不识原词或因无意而造成的讹误，并据以更好地评判前人校勘的得失。当然，裘先生原文丰富详尽，这里由于篇幅所限只能粗述大意。还望读者诸君自行参阅原文，以见个中精彩及校读之畅快。

就具体论证方法而言，在本文中，裘先生于每一论述皆材料翔实，逻辑严密。如在论述“二者虽非一书但有很密切的关系”时，裘先生特别注意说明出土文字资料与某传世文献确实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或者其中一种出自另一种，或者二者同出一源”[60]，而非仅个别字词相近而已。如前文中引到的关于《淮南子·兵略》与银雀山竹书《奇正》篇关系的论述时，裘先生特别提到“《淮南子·兵略》里有不少与《奇正》篇相合的内容”，从而说明“大概在编写《兵略》的时候，《奇正》篇是很重要的参考资料”[61]。又如以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中的《顺道》校勘《管子·势》的相关文句时，裘先生也特别说明“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书中的《顺道》等篇，跟《管子·势》篇有不少同样同或相似的文句”[62]，以说明二书之相近关系。这一关系明确后，以出土文字资料作为他书证据校勘传世古籍时方显可靠。另外，裘先生在论述字形与语音上的相近关系时，并非仅凭理论上的“形近”或“音近”就认为可互用，而是一定要举出真实用例，以为确证。如前文所引例论述“私”和“和”因形近而易致混时，裘先生特别举马王堆帛书《十大经·正乱》和武威简本《仪礼·有司》第57、58号简的例证以证明“汉代人自己就往往把这两个字弄混”[63]。又如前文所引例论述“先”“孙”二字音近通用时，裘先生特别举东汉《国三老袁良碑》中“公孙勇”作“公先勇”以为例证[64]。总之，通过如此丰富的材料及严密的论证，本文每篇论述皆征实可信，确凿难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裘先生此文著于1980年，其时有大量秦汉简帛文献出土，裘先生亦曾亲自参与相关整理工作，故而本文论述的主要对象是“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近些年除秦汉简帛外，又有大量的战国简帛文献出土。这些战国出土文献亦与许多传世先秦两汉古籍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其中呈现出的异文歧多的局面又为我们釐清其间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所以在今天出土材料丰富但又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出土文献与传世古籍之间异文的性质，如何判断出土文献与传世古籍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进而认识古书的形成与传授状况，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李林芳　撰稿）

推荐版本：

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7-377页裘锡圭《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5期，第3-28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裘锡圭《裘锡圭学术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2004年版

4.胡敕瑞《利用出土文献校读传世文献例举》，《历史语言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2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