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导论》

唐兰

☉1901—1979☉

又名佩兰、景兰，号立庵（立厂、立盦、立菴），曾用笔名楚囚、曾鸣，斋号亡斁，浙江嘉兴秀水县人。1920年至1923年就学于江苏无锡国学专修馆。在此三年，唐兰先生对传统小学典籍和传世经典文献做了大量阅读和深入研究，并开始走上将古文字资料与传统文献对照研究的治学道路。又直接受教于罗振玉、王国维，受到赞许和肯定。1929至1930年，任天津《商报·文学周刊》和《将来月刊》主编。嗣后于东北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46年，受聘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并于次年任中文系代理主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奉调至故宫博物院工作，曾任研究员、陈列部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及副院长等职。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1974年进入马王堆整理小组工作，为马王堆汉墓的全面解读做出了重要贡献。唐兰先生学识渊博，在古文字学与金石考古方面成就巨大，主要著作有《殷虚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中国文字学》等专著及论文百余篇。《唐兰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

经典导读

一

《古文字学导论》著于1934—1935年，最早是唐兰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书分上下二编，系统地阐述了古文字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有大量的相关材料作为例证和辅助，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古文字学的专著，也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37]。

本书上编主要是古文字学的理论内容，下编是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和应用实践。其中最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一）古文字学的概念和学科界定，认为古文字应是包括小篆在内的小篆及之前的文字，纠正了当时一般人认为古文字不包含小篆的错误看法。（二）重新对文字形体进行分析，破除沿袭已久的“六书”理论，提出三书说：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三）详细论述了认识古文字的方法，包括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等。该书既是对传统金石、语文学为代表的古文字学的总结、批判和继承，又从整体的角度研究古文字学，总结其规律和方法，第一次为古文字学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和方法，或打破陈说、为之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础，或思虑精详、依旧是我们今日研究的重要参考。正如张政烺先生在齐鲁书社本《古文字学导论》的出版附记中所说：“中国古文字研究已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但很少理论性的著作，唐兰同志这部书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38]通过阅读本书，相信读者诸君一定会对古文字学有个全面的认识。

二

在《古文字学导论》中，唐兰先生最主要的篇幅都是在讲解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即下篇第四部分“怎样去认识古文字”。唐兰先生共介绍了以下四种方法：对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法。

在这些方法中，对照法和推勘法都比较好理解。如对照法，或曰比较法，即通过近代文字与古代文字字形进行比较，以确定某一古代文字为近代何字，从而将古文字释读出来。所谓推勘法，则是通过寻绎上下文义，反推出具有该义之词，以确定某一古文字所代表的词；进而推知该词在后世所用之字形，从而将古文字字形与后世字形对应起来。这些方法前人都已有了较多的使用。

至于偏旁分析法和历史考证法，则是唐兰先生的首创。虽然前人如孙诒让等在辨析古文字时亦有使用，但唐兰先生首将此法予以科学的界定，并系统地运用到对古文字的考释中。所谓偏旁分析法，唐兰先生在分析孙诒让的做法时总结如下：

他的方法，是把已认识的古文字，分析做若干单体——就是偏旁，再把每一个单体的各种不同的形式集合起来，看它们的变化；等到遇见大众所不认识的字，也只要把来分析做若干单体。假使各个单体都认识了，再合起来认识那一个字，这种方法，虽未必便能认识难字，但由此认识的字，大抵总是颠扑不破的。[39]

这一方法非常好理解。如唐先生释得即“冎”字，从而推知从辵从冎为“”字，从艸禾骨为“”字，从欠冎为“”字[40]。这一方法能有效地补救对照法和推勘法的不足——即便有些文字难以找出对照的材料且推勘不出其意义，如卜辞铭文中常见的人名地名等，但只要字形清晰，依然可以辨认出来。

唐兰先生特别强调这一做法在使用时要多加留心，不可随意妄用，否则又会变成“猜迷法”。如在指出罗振玉的错误时说：“总之，他在发现这新的古文字以后，创通条例的心太急了，所以对于较难认识和无可比较的文字，就蹈了宋人释金文的覆辙，任意推测起来。”[41]并说：“运用这种方法时，最要紧是把偏旁认清楚。……偏旁释定了，不能改读。”[42]与此相关，唐先生指出古文字虽然也有变易简省的情况，但也是有迹可寻，这是不能随意猜度的。唐兰先生总结道：

我们第一得把偏旁认真确了。第二，若干偏旁所组合成的单字，我们得注意它的史料；假使这字的史料亡缺，就得依同类文字的惯例，和铭词中的用法等，由各方面推测；假如无从推测，只可阙疑。[43]

经过唐兰先生的补充和完善后，这一方法变得条理清楚，逻辑严密，成为非常科学且行之有效的考释古文字的方法。

唐兰先生的另一大贡献是提出历史考证法。顾名思义，历史考证法就是仔细考察每一词所用字形的历史，及每一字形所记录的词的历史。因为文字字形往往处于变化之中，这样一来，就能清楚地知道每一字形及相近字形随着时代的演变情况，从而能有效辨别同异，有助于释读准确。不仅如此，利用这种方法还能发现相近文字在演变过程中的类似情况，从而有助于总结文字随时代变化发展的规律。

唐兰先生随后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字变化的具体例证，并总结其规律，包括渐进式地变化和巨大突然地变化这两大途径。在渐进式变化中，又有“删减”和“增繁”两大情况，而每一情况中又有着不同而有规律性的变化方式。在剧烈变化中，唐兰先生考出了三条变化方式：（一）较冷僻或罕用的字，常被改为另一相似的字。（二）图形文字加注读音，后来又把原来的图形简省，而成形声字。（三）用图形表达的象意文字，改为用音符的形声字。此外，唐兰先生还发现字形有“通转”的现象，即“同时的文字，会有好多样写法，既非特别摹古，也不是有意创造新体，只是有许多通用的写法，是当时人所公认的”[44]。换句话说，即同一个词在古文字中会用一些类似而不同的字形，很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异体字”。这一“通转”，或者说同一词的不同写法，也不是任意为之的，其间同样遵循一定的规律。总之，历史考证法能使我们知晓古文字变化发展的规律，从而使认识的古文字不再是单个个体，而处于一个系统之中，这一系统不仅能纠正我们过去释读中的错误，还能为新见字的辨认与释读提供依据。

这一历史考证法与上述偏旁分析法是相辅相成的两套方法。因为偏旁分析法本身有两处缺陷：（一）很难施用于原始的单体文字之上，（二）文字的形体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若严格地认定一个型式，对于变化的型式就无法认识了。而将两个方法相结合起来使用，既可以从共时的层面上辨认不同的词在一个时期的字形，又可以从历时的层面知晓同一个词在不同时期其形体的不同形态与变化方式。按照唐先生的话说就是：“偏旁分析法研究横的部分，历史考证法研究纵的部分。”[45]如此一来，既能结合偏旁分析法与历史考证法的优点，又能避免各个方法单独使用的弊端，可谓是最为科学而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当时一经提出，立刻被大多数古文字学者们所采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即便到今天，学者们在考释古文字时也普遍遵循这两种方法，并辅以对照法、推勘法和其他方法。由此可见科学方法的威力与影响，也可知唐兰先生的卓识和巨大贡献。

三

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西方的自然科学大量涌进，许多新的学科不断建立起来，“科学”的观念也在知识人士中广为普及。受此影响，唐兰先生也有着明确的意识要为古文字研究创立一套科学体系与科学方法，这从全书多处可以看出。如在《自叙》里面就写道：

我所以要先写这本书的原因，在引言里已叙述过。古文字研究本是文字学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过去的文字学者对古文字无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学，结果，文字学和古文字研究是分开的，文字学既因语言音韵学的独立而奄奄待尽，古文字的研究也因没有理论和方法，是非漫无标准，而不能进步。这一层隔阂，多少年来，我就想设法打通的。要实现这个企图，就得把我所持的理论，和所用的方法，写了出来，和学者们共同讨论，使古文字的研究，能成为科学。[46]

可见唐先生的目的就是要将古文字研究与文字学结合起来，并使古文字研究具有理论和方法，从而成为一门科学。因而，唐兰先生特别注重创立理论，定出标准，发明方法，以使古文字学从传统的经验研究中走出来。如《引言》中说：

一种科学，应当有原理、方法和规则。没有系统的理论，是无从定出标准来的，没有标准，所用的方法，就难免错误。根据若干原则来建立一个系统，创立出许多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或规则，应用时没有矛盾，这才是科学：这才是学者们应肩的责任。[47]

至于这些规则和标准的来源，唐兰先生认为应是具体材料，如《为什么要研究古文字和怎样去研究它》说：

假使我们为文字学的目的而去研究古文字，那末，我们必须详考每一个字的历史，每一族文字中的关系，每一种变异或错误的规律。总之，我们要由狠（很）多的材料里，归纳出些规则来，做研究时的标准。有了这种标准，就可以做有系统的研究，既不必作无谓的谨慎，也不致于像没笼头的野马一样。[48]

在得出结论时，唐兰先生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推测，另一方面要注意各种证据，不能变成随意猜度。在上一段文字后，唐兰先生接着说：“我们需要大胆地推想，但不要忘记了真实的证据，和一切规则的限制。”[49]

并且，相对于结果而言，唐兰先生更看重精密的方法本身，如在《偏旁的分析》部分最后说：

所以，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是研究出更精密的方法，至于能多认识若干字，只不过利用这新方法的结果而已。[50]

方法精密，结果自然准确。若方法有问题，结果自然会出问题，即便结果再多也无意义。在表明对待方法的态度后，唐兰先生还提出验证方法的重要标准，即任何人使用该方法后结果上都是一致的，也就是科学研究所强调的可验证性、可重复性。如在提出“历史的考证”这一方法后，唐兰先生说：

往时的学者可以凭他的理想去认识一个字，他所持的理由的奇怪，是别人所想不到的；但在现在，我们举出这一个方法，和化学方程式一样，任何人都可以去试验，只要能精密地试验，其结果总会是一致的。[51]

总之，通过分析大量材料，进而总结规则、设立标准、创立方法、建立理论，唐兰先生为古文字学研究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谨的体系。这一“科学性”在当时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读此前学者尤其是清代一些学者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在辨识古文字时很多时候都是凭个人灵感进行猜测，很少见提出什么道理。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感觉”和“猜想”来猜测古字，而完全没有判断的标准。针对这一现象，唐兰先生建立起了相应的规则、方法和理论，并且这一切都是可以验证的。如此不仅使古文字的释读有了判断标准，而且后人可以在此基础上检验前人成果的是非，从而更新方法、改进理论，以使古文字研究不断向前迈进。

四

除以上几点外，在阅读《古文字学导论》一书时，我们还能感受到唐兰先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学风。

在书中，唐先生有专章“研究古文字的戒律”论述研究古文字时应当注意的事项，包括以下六项：（一）戒硬充内行；（二）戒废弃根本；（三）戒任意猜测；（四）戒苟且浮躁；（五）戒偏守固执；（六）戒驳杂纠缠。应该说，这些问题不仅在当时有，在今天也同样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如“戒苟且浮躁”下，唐兰先生具体说：

有些人拿住问题，就要明白。因为不能完全明白，就不惜穿凿附会。因为穿凿得似乎可通，就自觉新奇可喜。因新奇可喜，就照样去解决别的问题。久而久之，就构成一个系统。外面望去，虽似七宝楼台，实在却是空中楼阁。最初，有些假设，连自己也不敢相信，后来成了系统，就居之不疑。这种研究是愈学愈糊涂。[52]

此外，对于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等师长友朋的见解中所存在的问题，唐先生也是直接指出，毫无避讳。应该说，唐先生这一实事求是的品质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而此精神与品质，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效法的。

（李林芳　撰稿）

推荐版本：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版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唐兰全集》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唐兰《中国文字学》（傅根清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2003年版4.林沄《古文字学简论》，中华书局，2012年版5.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2009年版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七卷、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