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正道沧桑
元祐七年，四十二岁的米芾虽广交新旧两党朋友，而仕途未见起色，故于此年岁末他再次进京上计。这正是旧党执政后期，此年六月，苏辙为门下侍郎，官居宰辅之列；苏轼亦于十一月再度进京，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是兄弟二人一生最为显赫时。时吕大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拜左相，居宰辅之首。作为朝廷当权者的吕大防，史书上说他不热衷于树党，但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濮议”中与旧党立场相似，后入“元祐党籍碑”，其本人政治立场偏向于旧党，但其外甥章惇则是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的新党要人。米芾曾多次向吕大防投献诗词，如其集中《芾顿首上献相国汲公钧席下》长诗及《诉衷情》《鹧鸪天》两首祝寿词，和函札《闰月帖》等皆是，歌颂吕大防“有志隆宋业，无心崇党偏”，整体内容亦略嫌谄媚。米芾也应得到满意承诺，我们有理由相信米芾进京上计与旧党走得更近些。米芾这次进京，是其与旧党关系最近时期，终于迎来其仕途的重要转机，在元祐七年初夏得任雍丘县令。
雍丘即今河南杞县，当时隶属于开封府，是京师东南百里内的二等畿县，扼守京师南向要冲，水陆交通发达。米芾首次得任一方之长，乃作诗云“初入选仙图”，对仕途充满幻想、激情。他行事也是颇为慎重，收敛颠态，亲理民政，百事认真，谨勉从事，堪称其一生做官最认真之时。他甫一到任，即发榜文：“人饥荒则赈济缓急，阙乏则借贷与钱粮”，可谓宅心仁厚、真民父母，末还要求“一邦有识”、“小学师长”等要“劝化百姓，务尚和厚、敬长老、勤农桑、救贫困、养疏亲、省词讼，不欺善良，不兼并窝藏盗贼奸宄犯禁物，保全人情和厚，然后感召和气，五谷丰登，字养蕃息”（俱见《到任榜》）。俨然一位地方循吏。他在雍丘还留下颇多关怀民生之事及诗章。雍丘处汴水之滨，旱涝虫灾频仍，米芾初到任适逢天公作美，岁获丰收，乃作《岁丰帖》致宰相范纯仁，乐民之所乐。但好景不再，次年即元祐八年四月至八月，连月下雨，京师等多地大水[80]，至十一月，“京师大雪，多流民”[81]。雍丘处在京畿附近，首当其冲。大涝之后虫灾又起，米芾致书苏轼，苏轼记云：“元祐八年五月十日，雍丘令米芾有书，言县有虫食麦叶，不食实。”[82]老友之间不再是讨论书画，而是一方主动言本县农田遭遇虫灾，一方记录之，可见俱有忧民所忧之意。
为树政绩、扬美名，此间米芾甚至有劳民、谀颂之事。如他得知笃信道教、好大喜功的真宗（死后尊“章圣”）曾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幸亳州祭拜老子灵位、回銮曾驻跸雍丘之事后，米芾乃重修真宗下榻处，命名为“天临殿”。他把此事当作地方幸事，刚到任即撰《章圣天临殿记》，颂扬皇休、巴结上意甚明。然此举竟被新党中人、时任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的吕升卿弹劾：“下邑不白朝廷，擅自创殿立名，将按治之。蔡元长作内相，营救获免。”[83]米芾此举事与愿违，若非赖老友蔡京搭救，反被治罪。弹劾之举本是宋代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反对劳民之正义事，但吕升卿是王安石变法阵营中的二号人物吕惠卿之弟，他弹劾米芾的用意是借此打击米芾的旧党靠山。好在此事统治者是明白米芾苦心的，故未降罪于他。在撰文后两年，虫灾淫雨过后，米芾又自书此文刻石。
此间米芾长子米友仁成年，黄庭坚为他取字，赠以诗云：“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84]黄庭坚因收藏有一枚刻有“元晖”的古印，将它赠与米友仁，并以印文为其取字“元晖”，以与米芾字“元章”相继，并赞其书法笔力甚佳。成年后，米友仁赴举，米芾作《送大郎应举（尹仁）》，称其为“天下英才”，祝愿其进士高第：“归带蟾宫桂子香”。米芾自身非科举出身，仕途坎坷如此，故对长子应举寄望甚重。此次米友仁应举结果未见记载，历代登科名录及其传记均未言米友仁有过科举及第，故他此次应举应是落榜了。米友仁是米芾的唯一成年且继承家学的儿子，后成为著名书画家，父子并称“二米”。
应该说米芾颇为珍惜此一县之长之任，是在认真做官。但仕途从来不因勤能可致平坦，政治永远要看站队，尤其是政局翻覆之际，不会看风使舵者辈，难免遭到排挤倾轧。此年九月米家恩人太皇太后高氏崩，政局面临重新洗牌。此后，哲宗亲政，复新党章惇、吕惠卿等官，罢旧党吕大防相。受高氏荫蔽的旧党中人陆续被放逐，苏轼亦离京远赴定州，道经雍丘，米芾出迎款接一日，宴间置纸笔，兴酣秉笔对案而书，纸尽乃已，书罢互换，携以揣摩，此后二人书法俱大有进展。苏轼已至晚景，可谓人书俱老，米芾书法已达化境，故二者所书皆自以为得意之作。
米芾入仕本赖支持旧党的太皇太后之恩，升任一县之主亦靠吕大防等旧党高官提携，又与旧党苏轼等关系更密切些，故在旧党失势时落职难免。出人意料的是，他落职的直接原因居然是为民请命。前述米芾在任之第三年，遭遇天灾，但夏税仍旧，民不堪扰，老米抗言，词情并激。此际所书《诏使帖》云：“郡县已不胜扰矣”，又作《催租》诗云：“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米芾不肯鞭笞农民、强行催交租税，感于救民无术，甘愿辞职。他因与常平官争执，诉讼于朝。官司的结果虽是米芾胜诉，但此番风波也使其渐谙官场倾轧，尤其是绍圣元年三月，吕大防罢相，苏轼再次遭贬，使米芾预感仕途黯淡，故主动请辞，乞作监祠庙之闲职，果得嵩山崇福宫监庙之任。获命后米芾作《拜中岳命作》云：“却怀闲禄厚，不敢著潜夫”，可见其对政治原有较高期待，但从此只能作“图书老此生”的潜夫了。
监庙本是闲职，宋代一般官员失势或年老致仕后多以此退，实质仅为领禄之名，不必到任。故米芾离开雍丘后并未赴任嵩山。他先赴京，一边仍收藏书画，一边向旧友辞行。收藏品中最欣慰的是得王羲之《黄素黄庭经》于李璋后人，辞行者中最显达者是罢职宰相吕大防，米芾向其献五言诗一首作别。之后米芾一路南下，直奔润州之居。途中兼事书文，过高邮作《露筋之碑》，过扬州作《秋山诗帖》，皆是有感而发，非为书而书、临文作戏，如前作意在谴责小人，颂扬忠烈。
米芾利用监庙之闲在润州家居两年，主要活动是观帖作书、交游作诗。传世书帖如《方回帖》《逃暑帖》《乐兄帖》等皆作于此间。其此际交游主要有苏杭之游。绍圣二年（1095）八月十八日米芾观潮于浙江亭，赋诗一首，实为其存世诗中最好之七律（详见下一章）。米芾所交者有润州地方长官周穜（仁熟）、程俱、贺铸、刘泾、薛绍彭、方外人佛印、天竺堂头禅师等，活动多为谈艺、唱和之雅事。
监庙虽系闲职，亦有任期。且闲而无职、仅事书艺毕竟不是士大夫本色，故米芾在监庙期满后再次赴京上计。此番进京，也是其政治操守上之最大转折点。朝中多是新党新贵，中有米芾旧交，故其首先联系老友林希、谢景温、魏泰、赵仲爰等。米芾致书昔日两任恩公、上司谢景温云：“流落三年，重来京国，恍如梦觉。”希望汲引之意甚明。此番联络感情应该起到了作用，米芾得到涟水军使任，旋赴任，共任两年（绍圣四年至元符二年，1097—1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