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drich Nietzsche 弗里德里希·尼采

啊，人类！留神啊！

幽深的午夜在诉说什么？

我睡着了，我睡着了——

我从深沉的梦乡中惊醒了——

世界是深沉的，

而且比白天所想的更深沉。

它的痛苦是深沉的——

快乐——比心痛更深沉：

痛苦说，消瘦吧！

而所有快乐却都想要永恒——

——想要深而又深的永恒！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5]

（一）

尼采和瓦格纳皆追慕叔本华的思想。世人视叔本华的思想为“悲观”哲学之代表。在叔本华眼里，世界非仙境瑶台，而是痛苦困厄的渊薮，个体陷入其中，欲罢不能，这是人生悲剧。唯有摒弃欲望，方能得到救赎。尼采和瓦格纳对此感同身受。尼采21岁时，血气方刚，读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后，似佛陀参悟喜怒哀乐的无常；瓦格纳40岁时，接触该书，在历次险境中躲过生命里的礁石。他们对该书自有一番高见。

1868年，经友人介绍， 24岁的尼采去瑞士小镇特里布辛拜访瓦格纳。初来乍到，尼采愣愣地站着，亲见大师，茫然不知所措。一番交谈后，已过天命之年的瓦格纳开始正眼打量尼采；科西玛则慷慨地端出刚出炉的姜饼，以飨来宾。

其时，巴塞尔大学教授一职对于尼采就是个生计。来到瓦格纳的别墅后，见群山环抱，苍翠欲滴，时而与瓦格纳泛舟湖上，畅谈艺术，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感。在交往过程中，瓦格纳和科西玛视尼采为帮手。为了笼络尼采，二人当着尼采的面赞扬其写作和作曲的才能，背后却讥笑尼采迂腐。瓦格纳盘算：尼采通晓古典语言学，擅写作；而路德维希二世乃当今之国君，富甲天下。尼采为我撰文，路德维希为我筹钱，正所谓，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

（二）

与瓦格纳相识三年后，尼采写出《悲剧的诞生》。前言道：“我确信艺术是人类的最高使命和人类天生形而上的活动，我要在这里把这部著作奉献给人类，奉献给走在同一条路上的人类的先驱者。”这本书不仅仅是献给瓦格纳，同时也是回敬叔本华。叔本华与尼采皆在年轻时就写下各自的成名作。

瓦格纳的戏剧多以北欧（古日耳曼）神话为题材。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则是以古希腊时代的悲剧文化为主题。尼采认为，悲剧代表希腊艺术和文化的完美状态，就像酒神狄奥尼索斯与日神阿波罗的结合；自欧里庇德斯和苏格拉底后，希腊的悲剧文化开始谢幕，取而代之的则是科学乐观主义。挽救艺术颓败乃是当时之重任，瓦格纳是先行者。

交往渐深，尼采察觉瓦格纳并非良师益友，待自己缺乏平等；所以瓦格纳一家搬到拜罗伊特后，尼采就与之少有往来，彼此日渐疏远。有一次，趁拜访之机，尼采带来一份勃拉姆斯的乐谱，并将其搁在瓦格纳的钢琴上，这引起瓦格纳的愤怒——在瓦格纳眼里，勃拉姆斯是北德的乡巴佬。这是尼采故意激怒瓦格纳，还是真心希望瓦格纳好好读读勃拉姆斯的作品，从中领略一种纯正的音乐品味呢？两者中，我更信后者。

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是一个百十年的形成过程，它的高潮在1871年前的一段时间里，德国北部的普鲁士帝国与南部的巴伐利亚王国合并，形成新的帝国——德意志帝国。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而作为哲学家，尼采对此似乎并不关心。

1876年8月，尼采来拜罗伊特参加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首演。歌剧院挤满了达官显贵、文苑名流，一派“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的气象。尼采觉得这个音乐节弥漫着德国文化的沙文主义。尼采生活的那个时代，欧洲经历了启蒙运动，拿破仑的革命也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英国的现代科学亦证实基督教只是人类的发明，而不存在“上帝造人”的真理。尼采常宣讲“没有真理”，或者“永恒的轮回”。作为敏锐的文化批判者，他是无神论者，也是怀疑论者。在当时，他注定是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他无法认可瓦格纳与新权贵们同流合污，而成为具有帝国主义思想的德国人。尼采过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结交富贵名流不符合他的本性。在拜罗伊特，尼采显然有点水土不服，倒是瑞士特里布辛的山林流泉给尼采一片幽静的惬意。1882年，尼采与女友莎乐美曾经朝拜过特里布辛。

尼采天性敏感倔强，一旦发觉被愚弄，他会运用一套组合拳向对方给予还击。他决定讨伐这位虚伪的大师。在瓦格纳去世前几年，尼采和瓦格纳彻底决裂。尼采撰文说瓦格纳的艺术根本没有触及“意志”的真相，而是用“放纵乐观”代替叔本华的“人生悲剧”，这是欺骗。1878年后，尼采身体欠佳。关于他的病症，瓦格纳揣测杜撰，如老妇人般嚼起舌根来。约阿希姆·柯勒（Joachim Köhler）所书《尼采与科西玛》（ Friedrich Nietzsche und Cosima Wagner ）中记载，瓦格纳曾向尼采的医生奥托·艾舍（Otto Eiser）讲述：尼采的病因在于没有结婚，且他长期手淫。尼采到底有没有手淫，这是个难解的谜。瓦格纳去世后，尼采从朋友那里得知此事，称之为“致命的侮辱”。关于这个“致命的侮辱”，尼采在给朋友迈森布克的信中写道：“瓦格纳以致命的方式侮辱了我。我要告诉您，瓦格纳正小心翼翼地回到基督教和教会，我把这感受视为对我个人的谩骂。我觉得，我整个青春及其方向都似乎受到玷污，有了瑕疵。”

（三）

瓦格纳下世后，针对尼采的批评，科西玛与拜罗伊特的精英们悉心布局，展开“护瓦运动”。尼采像个怨妇，与他们死缠烂打，一时间，拜罗伊特一片叫骂。在瓦格纳去世五年后，尼采还撰写了《瓦格纳事件》，书中写道：“瓦格纳的艺术毒入骨髓，病入膏肓，坏人无数。其剧中痉挛的激情、亢奋的情绪、刺激的佐料皆是腐败之物。男女主人公酷似病态角色，不用怀疑，瓦格纳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

但尼采也会前言不搭后语。 1881年，尼采闲住热那亚，西罗克（sirocco）海风唤起他的温情。彼时他醉心于比才的《卡门》，异常兴奋，觅来该剧的钢琴曲谱，在空白之处写上溢美之词。他认为比才实现了瓦格纳的倡议——音乐要具有地中海的气息。他在给卡尔·福克斯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瓦格纳要高于比才千倍。”在《瞧！这个人》中，他又提到，达·芬奇所擅长的奇特风格，在《卡门》中第一个声音响起后，便失去了魔力。尼采在彻底疯癫之前，潜心研究《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称其危悚刺激，魅力十足。用尼采的话说：“除我之外，世间无第二人理解瓦格纳的非凡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