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由于汉末政局的混乱
汉朝末年经过黄巾、董卓、李傕、郭汜几次的大乱，弄到民不聊生，流离转徙。我们看《董卓传》：
《后汉书·董卓传》：“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28)
便可想见一斑。这还是被驱迫而迁徙的，其他自动逃乱的，如《荀彧》《管宁》等传所说：
《后汉书·荀彧传》：“同郡韩融时将亲族千余家，避乱密西山中。”(29)
《魏志·管宁传》：“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时避乱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30)
当时这种情形非常之多。人民既没有定居，州郡察举自然也很困难。况且天下纷乱，州郡守相时常变动，察举的制度，更不能适用，所以魏文之立九品中正的制度，也是为应付这种情形。
《晋书·卫瓘传》：“与太尉亮上疏曰：‘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世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用之本耳。’”(31)
因为中正是在朝的官吏，由他考察本地的人物，就是有迁移的，他们因为同籍的关系，比较的还可知道。比较一个人地生疏的守宰，似乎容易得多。不过这仅是原因之一，李重说：“九品是军中之政，非经国之法。”则简直视此为唯一的原因。
《晋书·李重传》：“上疏陈九品曰：‘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32)
大概因为这种制度有了流弊，所以不觉发为偏僻之论。其实陈群建立这种制度，是受当时政治风气种种的影响，经过详细的考察，决不仅是一种权宜的办法。
《宋书·恩幸传》：“论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猝，权立九品……”(33)
这种制度能够施行三四百年之久，虽然另有他的原因。
《廿二史劄记》：“选举之弊至此而极，然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34)
可见也自有他的立脚点，不是随便立法可比。
《文献通考》：“南朝至于梁陈，北朝至于周隋，选举之法虽互相损益，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公元589—605）中方罢。”(35)
大概这三种原因，前面两种比较重要，后面这一种止可说是促成这种制度之一个偶然的近因罢了。前人把他视为唯一的原因，未免太藐视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罢。
(1) 《三国志》，卷二二，页四，四部备要本（下同）。
(2) 《文献通考》，卷二八，页一五，浙江书局本（下同）。
(3) 《太平御览引》，卷二六五，页九—一〇，日本安政乙卯（清咸丰五年）重椠宋本（下同）。
(4) 同上，页九。
(5) 《后汉书》，卷九一，页一九—二〇，四部备要本（下同）。
(6) 《晋书》，卷三，页一〇，吴氏西爽堂校刻本（下同）。
(7) 《宋书》，卷六，页二〇，万历二六年明刊本（下同）。
(8) 《梁书》，卷三，页三，万历三年明刊本（下同）。
(9) 《宋书》，卷四〇，页一六。
(10) 同上，页一七。
(11) 《日知录集释》，卷一三，页一〇—一一，四部备要本（下同）。
(12) 《后汉书》，卷三，页三。
(13) 《后汉书》，卷四，页六。
(14) 同上，卷九一，页四。
(15) 《抱朴子》，外一五，页二，四部备要本（下同）。
(16) 《后汉书》，卷五六，页一六。
(17) 《文献通考》，卷二八，页一五。
(18) 《廿二史劄记》，卷八，页一一，文渊山房石印本（下同）。
(19) 《日知录集释》，卷一三，页三。
(20) 《后汉书》，卷九七，页二。
(21) 同上，页三。
(22) 同上，页三。
(23) 同上，卷九八，页一。
(24) 同上，页七。
(25) 《后汉书》，卷九八，页一—二。
(26) 同上，卷九七，页三。
(27) 《晋书》，卷五六，页一六。
(28) 《后汉书》，卷一〇二，页六。
(29) 同上，卷一〇〇，页一五。
(30) 《三国志》，卷一一，页一七。
(31) 《晋书》，卷三六，页四。
(32) 同上，卷四六，页一九。
(33) 《宋书》，卷九九，页一。
(34) 《廿二史劄记》，卷八，页一一—一二。
(35) 《文献通考》，卷二八，页一五—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