桀骜不驯的喜剧天才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1997年10月9日的那一天，在庄严、辉煌的瑞典学院会议大厅，在人们的翘首等待之中，一个重要人物——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常务秘书终于登场了，他将宣布这一届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和理由，大厅里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发言人身上。“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将授予，”这位先生故意卖了个关子，停顿片刻，笑了一笑，扫视了一下全场，当他感觉到悬念造足之后，才念出一个响亮的名字：“意大利作家达里奥·福，因为他继承了中世纪江湖艺人的传统，嘲讽了权力，还被压迫的人们以尊严。”这是按惯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正式颁奖典礼则是在第二天，即于1997年10月10日在瑞典学院举行，致颁奖词的是瑞典学院的斯特拉·艾伦（Sture Allen）教授。
大厅里一片寂静，没有像往年这一时刻那样掌声四起。达里奥·福，这个名字大概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一定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们搞错了，达里奥·福在某些人眼里不过是一个类似中世纪在君王面前善于插科打诨的弄臣，一个集编、导、演的丑角。片刻沉默之后，突然掌声、祝贺声、轻轻的谩骂声几乎同时响起，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极富戏剧性的场面，好像达里奥·福又在给权贵们开了一个大大的国际玩笑。
达里奥·福的膺选震动了西方文坛，就在人们奔走相告、意大利举国上下一片欢呼、庆贺的同时，也传出了一部分权威人士的诘责与批评，有些诋毁者痛心疾首，他们不能容忍一个小丑演员、一个江湖艺人竟然登上文学的最高宝座，有人甚至说达里奥·福的戏太粗俗难登大雅之堂，把如此重要的奖颁给达里奥·福这样一个戏子，“那将是这个奖的死亡”。(1)
意大利政坛的某些权贵和梵蒂冈教会也憋不住发出了不满的谩骂声，认为“把诺贝尔奖授给一个江湖艺人是没有头脑的选择！”意大利著名评论家拉乌迪奈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是国外对意大利现当代文学不了解的极端现象。我不喜欢作为演员的达里奥·福，他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作家。”(2)86岁的意大利文学评论家卡洛·博也公开表示出他的不满：“没有人料到他会获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一切在变，甚至文学也在变。我太老了，实在搞不懂其中的原委。”(3)还有人指责达里奥·福的作品没有任何文学价值，说他不过是一个小丑演员。即便是达里奥·福获奖六年过去了，还有人说“达里奥·福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演员，但同时也是一个品位低俗的破坏分子。”(4)总而言之，达里奥·福的获奖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褒之，贬之，各种声音此起彼伏。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所掀起的反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达里奥·福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一个全球瞩目的人物，形成了一种达里奥·福效应。
难道真的就因为达里奥·福是一个喜剧演员、一个取悦于观众的“江湖艺人”吗？不，绝对不是！其深层原因在于达里奥·福是一位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自由精神的斗士，他的喜剧具有一种政治感染力，他把讽刺的锋芒直接刺向那些笑里藏刀、伪善卑劣的权贵和政客，把高高在上的阴谋家、伪君子掀翻在地；他贬斥权威，宣扬正义，维护意大利现实社会中最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大众的尊严，让人民大众欢欣鼓舞、扬眉吐气。达里奥·福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政治讽刺作家和无与伦比的天才喜剧演员。
1．一个坚不可摧的喜剧天才
与伟大的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等戏剧大师一样，达里奥·福（Dario Fo，1926年3月24日—2016年10月13日）也是非戏剧专业科班出身，他原本是学建筑设计的，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戏剧学习与训练。
1926年3月24日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圣贾诺，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达里奥·福。他的父亲弗里茨·福是当地一个铁路小站站长，农民出身的母亲比娜·洛塔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传统女性，在家里务农。达里奥·福的父亲曾当过业余演员，母亲写过自传性的《民族的青蛙》，该书于1970年出版受到好评。不过，对达里奥·福影响最大的人物还是他的外祖父吉俄塞佩·洛塔。吉俄塞佩·洛塔是一个天生会讲故事的人，也是一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说唱艺人。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尽管不富裕，但是其乐融融，温馨而又热闹。孩提时代的达里奥·福过得很开心，他特别喜欢听外祖父绘声绘色地讲故事，看外祖父惟妙惟肖的表演。他就像磁铁一样被这位说唱老艺人紧紧吸引住了，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模仿外祖父的表演。每当他进行表演的时候，总是逗得所有的人大笑不止，赢得大人们的啧啧称赞。这让小达里奥·福越来越有了自信，在戏剧表演方面的天赋不断地被发掘了出来，他感到其乐无穷，对喜剧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为达里奥·福日后成为广受关注的喜剧演员和剧作家，打下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长大以后，达里奥·福在意大利米兰布雷拉美术学院学习建筑设计，其间他和朋友们经常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里进行诙谐幽默的即兴表演，自娱自乐。1940年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达里奥·福和所有的学生一样不得不中断学业。不过，这一段建筑设计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于达里奥·福后来的喜剧职业生涯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所学的绘画技法与透视学基础，为他后来除自编自导自演喜剧之外还亲自设计布景大有裨益。例如，在他的《他有两把手枪，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一剧里，那个按照16世纪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的风格设计的双层布景，就是由达里奥·福亲自操刀，亲力亲为的。
二战期间，达里奥·福结识了一批后来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意大利文坛的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卡洛·利兹尼（Carlo Lizzani）、伊利奥·维托日尼（Elio Vittorini）、卡洛·博（Carlo Bo）和吉罗·芃特考弗（Gillo Pontecorv）等。在这段严峻的日子里，达里奥·福和他的家庭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活动，达里奥·福帮助身为意大利反抗组织成员的父亲，把那些伤兵和逃亡者偷送到中立国瑞士去，母亲则照顾受伤的游击队士兵。1943年意大利被分裂之后，达里奥·福被征召到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军队。但是达里奥·福不愿意去充当炮灰，他设法躲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
战后，达里奥·福开始了他所热爱的戏剧事业。他先是在米兰理工学院建筑系听课，继续他的学业，后来做了一名助理建筑师，还得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在剧院里绘制布景，达里奥·福开始将他的油画和素描作品进行展览。由于经常出入米兰不同的剧院，他遇到了他未来职业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演员兼剧院经理弗兰克·帕伦蒂（Franco Parenti）。在弗兰克·帕伦蒂的引荐下，达里奥·福开始介入于意大利小剧场运动，在社区上演他的诙谐滑稽的即兴独角戏。1950年，达里奥·福在弗兰克·帕伦蒂领导的剧团里演戏，在那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演员弗兰卡·拉梅。
1951年，他的《可怜的小东西》在意大利广播电台播出，是每周六晚间的特别节目。这部妙趣横生、贴近生活的作品取材于圣经故事和莎士比亚戏剧，很受听众喜爱。有了这一基础，达里奥·福于第二年即1952年，就把它搬上米兰奥德翁剧院舞台，并亲自上演了他的系列讽刺独角戏《可怜的小东西》，这是达里奥·福第一次在官方剧场正式亮相。《可怜的小东西》成为他的时事讽刺剧《七天》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达里奥·福还给一些评论杂志撰稿。
2010年达里奥·福与弗兰卡·拉梅在意大利都灵国际书展上
1953年至1954年，达里奥·福与弗兰克·帕伦蒂、吉斯提诺·杜拉诺（Giustino Durano）组成“伙伴剧团”，上演了以卡巴莱为基调的时事讽刺剧《眼中钉》（1953），达里奥·福同时兼布景设计和服装设计。第二年《被捆绑的健康人》（1954）在米兰小剧场演出，几乎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但剧本遭到审查。后来审查员拿着修改后的剧本到剧场来对照，达里奥·福他们不得不用默剧来表演。这两部喜剧因为嘲讽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和官僚主义，结果受到了意大利审查部门的阻挠与干预。不过，它们对于当时盛行于意大利舞台只以娱乐为目的的轻喜剧，不啻是个巨大的冲击。尽管这三位合作伙伴在表演上各有所长，能够相互取长补短，然而在一年之后，伙伴剧团因为内部分歧还是解散，三位朋友分道扬镳了。
1954年对达里奥·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年的6月23日，他携相爱的、志同道合的女演员弗兰卡·拉梅（Franca Rame，1929—2013）走进了神圣婚姻的殿堂。弗兰卡·拉梅出生于演员世家，她的祖辈都是喜剧演员，家庭里具有悠久的喜剧表演传统。共同的兴趣与志向，使这两个具有表演天赋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所谓的比翼齐飞，在这对新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与印证。从此，达里奥·福的戏剧事业如日中天，如虎添翼。第二年，这一对珠联璧合的艺术搭档和人生伴侣生下了独生子雅各布。之后他们尝试着一起向罗马电影界进军，不过，达里奥·福创作的电影剧本并不成功，这使他们重新定位，返回原点，义无反顾地回到他们所熟悉并热爱的喜剧舞台上，并为之奋斗终生。不过这段电影剧本创作的经历，带给达里奥·福很大启迪，帮助他跳出常规，使他的戏剧对话和舞台场景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了。
1959年，这对理想夫妻成立了以两个人的姓氏命名的剧团——福—拉梅剧团，象征着他们在生活与艺术上的紧密切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人做了合理的分工，达里奥·福注重于剧本创作、导演和主演，以及舞美设计、服装设计和绘制海报等，弗兰卡·拉梅除了主演女性角色之外，负责剧团的行政事务。他们在米兰的奥德翁剧院开始了他们为期9年的演出季。
1959年福—拉梅剧团上演的《天使们不玩电动台球》（1959）是达里奥·福的第一部多幕剧。这部戏一经登台亮相，就立即引起轰动。达里奥·福在米兰声名鹊起，成为被全国关注的喜剧家。紧接着他又创作了多幕剧《他有两把手枪，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1960）和《偷脚贼交上桃花运》（1961）。这些早期戏剧的代表作品，显示了达里奥·福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与迅速反映，在艺术上他正在探索一种戏剧独白和对最原始声音的独特运用。毫无疑义，达里奥·福已经成为60年代意大利戏剧家中的佼佼者。
二战结束以后的那段岁月，处在经济上贫穷落后、政治上支离破碎境地里的意大利开始渐渐恢复，1946年共和国重组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和在外援的帮助下，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意大利经济反弹，从50年代到60年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一时期，苏联共产党在东欧占有绝对的优势，许多知识分子选择接受共产主义。达里奥·福虽然是个左翼作家，但他没有像妻子弗兰卡·拉梅那样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他对党派之争没有兴趣。不过，达里奥·福认为这一政党是最代表广大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后来福—拉梅剧团因多种原因解散，于是，达里奥·福又重新成立了一个剧团，取名为“新舞台”。1970年，新舞台剧团由于内部意见发生歧异而不得不分裂，达里奥·福与弗兰卡·拉梅没有气馁，他们又联络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行，创立了“戏剧公社”。这以后弗兰卡·拉梅从女性主义视角来创作剧本，以独角戏为主，并亲自登台主演。
由于达里奥·福在他的舞台上不断地嘲讽现实社会中的阴暗面，揶揄意大利政党的腐败、乌烟瘴气和见不得人的交易，为底层人民大众的利益呐喊，他成了意大利权贵的眼中钉、肉中刺。1973年3月，意大利联邦警察雇佣法西斯分子绑架了达里奥·福夫人弗兰卡·拉梅，用枪威胁她，把她扔进一辆面包车里，并且强奸她，殴打她，用香烟烫她，用剃须刀割她，最后把她扔在了远离市中心一个偏远的公园里。但是，这对伟大的人生和艺术伴侣并没有因此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强地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以喜剧做武器与恶势力进行有力的反击。
两个月后，刚养好伤口的弗兰卡·拉梅勇敢地重返舞台，上演了她自己创作的独角戏《新反法西斯分子独白》，揭露并讽刺了这些卑鄙无耻的犯罪分子。达里奥·福则一如既往地磨砺他的讽刺利器，保持他尖锐的批判锋芒，针砭时弊，维护正义，毫不留情地直戳那些在现实生活里作威作福、贪婪腐败的权力者的痛处，哪怕意大利监察机构对他的戏剧进行严格审查，甚至派人到剧场里拿着文本逐字逐句地核对，怕他在即兴表演中发挥有损于当局的言行，达里奥·福都能随机应变、巧妙周旋。
政治上的敌对势力不断地变本加厉干扰达里奥·福夫妇的演出活动，米兰市政厅甚至想申请法院指令，把他们赶出由他们自己创建的自由宫剧场。然而，他们始终没有得逞。尽管意大利当局对达里奥·福恨得咬牙切齿，但人民大众却支持他、拥戴他。1973年9月，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被谋杀。达里奥·福立即以智利政变事件为契机，创作并上演了《智利的人民战争》，并在全国各地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他告诉观众如果我们放松警惕，那么在意大利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悲剧。该剧结尾的一个情节，使观众误以为意大利发生了政变，以至剧场气氛失控。在都灵演出时，有一名观众因为惊惧万分，竟然吞吃了十页他以为受牵连人员名单。在米朗诺演出时，一个学生也惊吓过度，为了想逃生而打破了玻璃窗。1973年11月，达里奥·福因此在萨萨里市被警方逮捕。当人们了解到按照意大利法律，在演出的时候警察无权进入剧场抓人，于是，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这一事件的结果是达里奥·福赢得了更加广泛的民众强有力的支持。
1975年6月，达里奥·福携夫人弗兰卡·拉梅曾以旅游者的身份到过我国，进行私人访问。当时他的革命热情正处于高涨阶段，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国人对达里奥·福还一无所知。回国以后，达里奥·福用这次访问的见闻为素材，写了独角戏《老虎的故事》，1978年在意大利巡演。这一年，即1978年，意大利著名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聘他为总导演，达里奥·福执演了《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等一些经典剧目。
1980年，达里奥·福夫妇申请美国入境签证，赴美参加意大利戏剧节，却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拒签。这种情形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1956）、查理·卓别林（1889—1977）、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等著名作家、艺术家受到美国当局排挤、驱逐的遭遇非常相似。当年5月，美国文学界、戏剧界的友人在纽约举办了一场达里奥·福和弗兰卡·拉梅缺席的晚会。众多对美国当局此举不满的社会名流专程赶来参加，在道义上支持达里奥·福夫妇。其中有我们熟悉的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1915—2005，美国剧作家，获肯尼迪中心荣誉奖，纽约戏剧评论奖和普利策戏剧奖）、伯纳德·马拉默德（1914—1986，美国小说家，获普利策小说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理查德·福曼（1937— ，美国剧作家，先锋派喜剧代表人物）和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1942— ，美国电影导演、演员、剧作家，获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等。在这个晚会上有人用英文朗读了达里奥·福的喜剧《不付钱！不付钱！》的第一场戏，以及由达里奥·福夫妇共同签署的一封信。美国戏剧评论家学会还就此事件，专门向美国政坛要人埃德蒙·马斯基递交了函件。
尽管如此，美国当局在1983年还是再度拒绝达里奥·福夫妇入境。令达里奥·福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当局竟指责他们“参与支持恐怖集团的组织”，这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当时达里奥·福及其戏剧恰恰是在美国上演最多的外国剧作家，这是十足的诬陷。于是，达里奥·福和弗兰卡·拉梅开始起诉美国国务院，并承诺将把诉讼赢得的全部赔偿金，捐献给被解雇的工人、残障人士、囚犯家属，以及他们关心的其他事业。达里奥·福在米兰召开了一个记者会招待会，说明美国政府对他和他夫人造成的重大伤害：“我们是意大利公民，被他们认定犯有援助意大利恐怖分子的罪行。可是，意大利司法当局从来没有对我们提出指控，甚至连调查都没有……也从来没有指责我们支持恐怖主义。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现在，美国人出面了，断言我们支持恐怖分子。这等于是说，意大利司法当局要么是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要么是我们的同谋。”(5)
达里奥·福夫妇在他们的演剧道路上真可谓是历经风雨与坎坷，但是，他们以喜剧家的坚韧与顽强，自始至终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1994年10月，佛兰卡·拉梅在米兰首演《做爱？多谢，我做也没有关系！》。该剧是依据贾克坡·福（Jacopo Fo）的作品《禅和做爱的艺术》改编的，这本书的销售量超过30万册，由达里奥·福、佛兰卡和贾克坡共同编剧。该剧通过讽刺幽默、怪诞荒唐的情节，绘声绘色地描述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是如何受蒙蔽、如何被灌输性，特别是女人的性——是猥亵下流的观念。起先，意大利审查委员会禁止18岁以下的青少年观看这部戏。达里奥·福夫妇经过两个月的报纸宣传和诉讼，《做爱？多谢，我做也没有关系！》终于获得解禁。该剧被舆论界认为“洋溢着深厚的母爱，因此适合青少年观看。2004年，意大利力量党参议员马塞罗·代尔尤屈利因洗黑钱案受到法庭审讯，他却指控达里奥·福在《双头怪物》（2003）里含沙射影攻击他。达里奥·福对此深感恶心：“我已经冷嘲热讽四十年了。他的指控荒谬绝伦，简直荒唐。”
达里奥·福与弗兰卡·拉梅1962年于米兰排练场
到了21世纪，达里奥·福依旧是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者。2008年，他参与签署了致《共和国报》的公开信，呼吁意大利政府保护作家罗勃特·塞维诺（Roberto Saviano，1979— ）。罗勃特·塞维诺在2006年出版了他的《克莫拉》，因为揭露了意大利最血腥、最残忍的黑手党克莫拉的阴谋活动，他的妻子随即遭到恐吓，他本人也收到了克莫拉集团卡萨雷斯家族的死亡威胁。在2013年意大利大选之前，达里奥·福宣布，他近期的讽刺对象包括大银行、大型企业和所有在做戏的体面人——即运用媒体、电视等一切手段，竭尽全力让老百姓接受自己处境的那批伪善的权势人物——政客、神职人员、大老板等。
毫无疑问，达里奥·福在意大利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位罕见的喜剧天才，谦卑的人民的吟游诗人和非凡的喜剧演员。他以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作品赢得了无数观众；同时他又是一个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在20世纪意大利文学史的著述中，罕见论述达里奥·福的篇章，在意大利作家辞典中也少有记载，只是在戏剧辞典中偶尔被提及。颇具影响力的86岁的意大利文学评论家卡洛·波（Carlo Bo，1911—2001）在听到达里奥·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公然表示不可思议，无法理解，质问“这是什么意思？”意大利著名诗人马里奥·卢齐（Mario Luzi，1914—2005）——这个当时人们都预测他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物，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甚至忘记自己的绅士风度，“我没话可说，到此为止！”(6)马里奥·卢齐当场就摔了电话。还有些英语国家的人士认为达里奥·福的作品已经过时了，不符合当下的时代潮流，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产物，等等。
由此可见，长久以来公众对达里奥·福的热情与学术界对他的冷淡是有目共睹的，达里奥·福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我行我素，坚持他自己的政治立场，为人民大众写戏，针砭时弊，匡扶正义，在荒诞滑稽、狂欢化的喜剧演出中呈现给观众严肃的主题思想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很多剧作家、文学评论家、新纳粹分子，以及梵蒂冈当局纷纷从纯文学的角度，猛烈地抨击达里奥·福的喜剧现象，把他的身份定格在“一流演员”和“末流作家”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处境里。然而突然间，达里奥·福摘得了199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一跃而跻身于世界知名作家行列，从此将在世界文学与戏剧史上名垂青史，达里奥·福这一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真是极富戏剧张力。正如美国剧作家托尼·库胥纳（Tony Kushner，1956— ）对获诺贝尔奖的达里奥·福所赞扬的：“他用他的天才，把他触及的一切都变成可以争辩的，在文学、各种奖项、报刊等领域都产生了达里奥·福效应。这是勇敢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不顾一切的行为。”
达里奥·福与弗兰卡·拉梅这对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伴侣，在漫长的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风雨同舟。当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达里奥·福公开表示，他的夫人弗兰卡·拉梅有一半功劳。弗兰卡·拉梅则认为自己不过是丈夫向顶峰攀登的一块基石，她把获奖看作是对达里奥·福那么多年来遭受的众多屈辱的补偿。
面对获奖后所激起的舆论大潮，达里奥·福和弗兰卡·拉梅依然一起手拉手，从容面对所有的反对声、质疑声，他们建立了一个残疾人组织，用这笔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来资助残疾人士。在颁奖典礼上，除了展示他自己的几幅画作，达里奥·福还发表了他特地准备的演讲稿《反对说话大不敬的小丑》。后来有人把这篇讲话形容为“毫无疑问，是瑞典皇家学院有史以来最热情洋溢的、最具戏剧性的、最滑稽的获奖演说”。
2．嬉笑怒骂皆成戏
在达里奥·福半个多世纪的戏剧生涯中，他自己编剧、导演和主演的戏剧超过80部，创作喜剧50多部，其中包括独角戏、讽刺剧、黑色喜剧、荒诞剧等，在欧美、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演出，深受不同肤色观众的喜爱，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意大利国界，誉满全球。
意大利是一个有着深厚喜剧传统的国家，流行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民间的假面喜剧和即兴喜剧，令不同国家的戏剧爱好者产生无限的遐想。“即兴喜剧又称假面戏剧、艺术喜剧，这是16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广泛流行的一种独特的喜剧形式，产生于文艺复兴运动期间。从它诞生之日起，其主要作用就是让老百姓‘出出气’。在天主教反对新教传播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这种作用尤为显著，此时宗教法庭猖獗，城邦君主独霸一方。即兴喜剧的角色便以其他戏剧所不能实现的方式，用言语暗示、手势或姿态来进行批评和讽刺。”(7)当这些具有浓郁民间演艺气息的传统文化艺术，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慢慢淡出人们视野的时候，达里奥·福却将其视为珍宝，拿来细细研究，把古罗马普劳图斯的喜剧因素、意大利早期狂欢节上戏剧表演中的魔术、斗嘴、方言，以及拜占庭的哑剧等表演形态汇聚起来，并将它们发扬光大。达里奥·福掌控着这些几个世纪进化而来的喜剧表现技巧，浑然天成地集即兴表演、面具、杂耍、夸张、讽刺、滑稽与荒诞等为一身，嬉笑怒骂皆成戏。
由于达里奥·福的喜剧艺术以自由、批判的精神，关注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敢于针砭时弊，嘲讽腐化堕落、滥用职权的达官贵人，解构意大利官僚权威和司法制度等，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在意大利本国受到检查制度的刁难，而且还引起过美国政府的不满，拒绝他和他的剧团到美国演出，因为他的《该扔掉的夫人》（1967）和《高举旗帜和中小木偶的哑剧》（1968）这两部戏剧均因为嘲讽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越南战争、肯尼迪被暗杀等阴暗面，为美国当局所不容，直到1986年对达里奥·福的拒签令才被解除。(8)
《他有两把手枪，外带黑白相间的眼睛一双》（1960）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讽刺剧，达里奥·福对黑手党的残忍狡诈，意大利警察局的无能愚蠢进行了犀利而又滑稽的嘲笑与抨击。在《高举旗帜和中小玩偶的大哑剧》（1968）里，达里奥·福用各种面具、木偶等表现手段，来隐喻资本、金融、产业、教会、人民、造反者等。比如，舞台上的巨型木偶就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指涉，从法西斯暴君的大肚子里又先后催生出了代表教会、君主、军队等形形色色权力中心的人物，令全场观众眼花缭乱，瞠目结舌。达里奥·福的嘲讽手段是如此的异想天开、层出不穷，但他的政治立场却非常鲜明。
1969年公演的《滑稽神秘剧》被认为是达里奥·福的杰作之一，他一个人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饰演了几十个角色。他以世俗的眼光，诠释福音书里耶稣受难的故事，圣母玛利亚的醒悟，以及上帝的冷酷。达里奥·福告诉观众，上帝是有钱有势人的上帝，他看着屠杀无辜的婴儿，痛不欲生的母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等令人想不到的灾难性事件，无动于衷、沉默不语。《滑稽神秘剧》的问世，引起了反对者的极大愤怒，抨击达里奥·福对宗教信仰的不恭，梵蒂冈《罗马观察家》报谴责说，它是“世界电视史上最最亵渎神灵的节目。”强烈要求禁演此剧。达里奥·福却幽默地说，“这是梵蒂冈能够给我的最好的恭维话。”(9)
这一年年底，意大利爆发了一桩戏剧性事件，1969年12月12日，右翼激进分子和意大利特工在米兰皮阿扎·弗塔纳广场的国家农民银行制造恐怖爆炸案，致死17人，受伤88人。惨剧发生后，意大利的暴力事件有增无减。在这次爆炸案中抓捕的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皮内利在审讯时坠楼身亡，警方坚称他是畏罪自杀。达里奥·福认为在这残酷的杀戮背后，与意大利某些高级官员是有牵连的。于是，他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取证，很快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70），描写了警察局长及警员将一个在押的无政府主义者刑讯致死，对米兰警察局进行了揭露与讽刺。该剧于1970年12月首演，再次在社会上、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达里奥·福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意大利当局下了命令，拒绝达里奥·福进国家剧院演出，这使达里奥·福和他的剧团处境十分艰难。但是，他没有屈从于这种压力，而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来，这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在意大利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出。终于1974年，达里奥·福争取到可以进米兰“自由宫”剧场演出的机会。
事实上，米兰自由宫是一年前即1973年，由达里奥·福和他的妻子弗兰卡·拉梅，以及他们旗下的演员们一起在米兰郊区一个被遗弃的废墟上建立的剧场，取名为“自由宫”，表示他们对自由、独立精神的追求。就在这个新剧场里，他们上演了多幕剧《不付钱！不付钱！》，达里奥·福以女性神圣的怀孕现象作为人民群众为反抗物价飞涨、自我拯救的一种斗争策略。通过两个普通的劳工女人假装成孕妇，从超市拿了东西不付账，以此来抗议意大利无序的通货膨胀。这出被评论家批评为不切实际的“政治幻想剧”在上演后不久，舞台上那个拒不付钱戏剧故事，竟然真的在意大利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有上百个妇女参加了这“拒不付账”的实际抗议行动，她们的行为得到了三十来位男士的支持。她们像演戏似的说的那些话，恰恰是达里奥·福夫人、女演员弗兰卡·拉梅每天晚上在舞台上说的那些台词。更有意思的是，这部描写公民不服从的喜剧，还直接影响了1990年初英国人民抗议政府收取“人头税”的行动，英国人民的抗议行动完全是仿照达里奥·福的这部戏剧进行的。戏里戏外所发生的一切是多么富有戏剧性啊！《不付钱！不付钱！》这出喜剧和现实生活看似巧合的镜像关系，是发人深思的，其间所散发出来的对人生苦涩境遇的体味，具有一种悲剧的底蕴。截至1990年，已经有35个国家上演了《不付钱！不付钱！》这部喜剧作品。
达里奥·福是一位视野开阔、放眼全球的喜剧家，他对国际上风云变化的大事件也十分关注。1970年9月到1971年1月，约旦内战，被人们称为“黑色9月”，达里奥·福立即就此创作了《如果必须承认一切都是白搭，我宁可今夜就死》（1970），数以千计的民众前来观看演出。《阿拉伯突击队》于1972年1月首演，这是以巴勒斯坦为背景的系列短剧合成的一台大戏，此外，还有《智利的人民战争》（1973），达里奥·福的国际视野、政治敏感度与揭露问题的犀利，都是令人叹服的。
当然，达里奥·福的戏剧作品更多的是立足于本土，及时对意大利国内的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行暴露与戏谑。例如：《砰、砰，谁来了？警察》（1973）也是根据1969年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图谋爆炸米兰一家银行而被捕的真实事件进行创作的，目的是揭露、抨击意大利警察局的暴力行径。《被绑架的范范尼》（1975）虽然是虚构的故事，却通过意大利政界里重量级人物范范尼，暗喻并讽刺意大利政权核心的腐败与卑劣手段。《上床、吃饭、去教堂》（1977）、《喇叭、小号和口哨》（1981）、《教皇与女巫》（1989）等则是针对宗教与政界的调侃与嘲讽。
此外，达里奥·福对意大利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深感忧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钱人消费毒品，利用毒品；穷人被毒品利用，被毒品消费。”他创作的《教皇和女巫》（1989）和《妈妈的大麻最好》（1976）都是针对意大利越来越严重的毒品问题来创作的，达里奥·福试图通过暴露黑暗，引起人们的警醒。他在插科打诨之间对意大利当局戒毒中心的讥讽，对艾滋病日益严重等现实问题的嘲讽之犀利，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妈妈的大麻最好》是一部闹剧，剧中主人公老爹误把麦角二乙酰胺（LSD）当作阿司匹林吞服了下去，于是产生幻觉，在自己的衣柜里登上火车去旅行，最终进了警察局。达里奥·福的喜剧故事滑稽而荒诞、夸张而大胆，虽然是异想天开，却不失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考量，引人思索。
1975年，是达里奥·福第一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头脑清楚的达里奥·福完全明白这将会阻力重重，他表示他完全可以想象那些国家官员、市政要人、政客们会有什么样的表情，他们费尽心机想封住他的嘴，给他戴上手铐。可是，那些瑞典人却搞出这个名堂来作弄人，把他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和令人尊敬的诺贝尔奖放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喜剧呢。因此，他完全不把提名放在心里，一如既往地写他的戏演他的戏，依旧嬉笑怒骂、不依不饶。
1977年上演的《上床、吃饭、去教堂》，是由弗兰卡·拉梅主演的独角戏，由五个小品组成：（1）《醒来》，表现一位工人阶级妇女对她的孩子——一个木偶的谈话。（2）《一个孤单女人》，描写一个家庭妇女被丈夫锁在房间里，她既要应付不断啼哭的孩子，还要抵挡坐在轮椅上残疾的小叔子的性骚扰，这个男人整日沉溺在黄色电影里不能自拔；与此同时，这个女人还要提防一个用望远镜窥视她的房子对面的男人，要应对一个言词淫秽的电话骚扰者，以及一个曾经爱上她的教师。（3）《嬉皮妈妈》，叙述一位妈妈离家出走后，到教堂寻求庇护，坦白她在追求自由性爱和吸食毒品。（4）《同一个老故事》是演绎一个女孩和一个会骂脏话的木偶之间的故事。（5）《美狄亚》，弗兰卡·拉梅饰演的这个美狄亚并非古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这个女人完全是以现代女性主义视角重新做了诠释的意大利版本的美狄亚。截至1990年，《美狄亚》已经在35个国家上演，惹得英国一些女权主义者十分恼火。
20世纪80年代，一部虚构的、以声名显赫的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总裁阿涅利为揶揄对象的喜剧《喇叭、小号和口哨》（1981）问世，阿涅利由车祸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震动，通过这个大财阀命运的反转，达里奥·福揭示出意大利政坛背后肮脏的幕后交易、阴谋权诈、伪善残忍和贪生怕死。《喇叭、小号和口哨》在米兰连续公演了34场，观众多达5万人，其影响之大，不久就有15个国家纷纷搬演了达里奥·福这部拿大人物阿涅利开涮的喜剧作品。
1983年，弗兰卡·拉梅在演出《开放夫妻》（1983）前，加演了一个她的独白戏《强奸》。这是因她本人那段被无耻之徒强暴的经历而创作的，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弗兰卡把这群试图威吓达里奥·福的暴徒公布于众，当众揭露他们的法西斯暴行。可是，意大利审查当局却因此把该剧限定为18岁以上的成人剧，害怕更多的人了解真相。《面子》（1982）是达里奥·福针对意大利恐怖活动所进行的戏弄与抨击。《阿尔雷金诺》（1986）一剧是以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意大利中世纪喜剧里大名鼎鼎的定型人物阿尔雷金诺为原型，这个角色曾被18世纪意大利喜剧家哥尔多尼（1707—1793）引进在他的《一仆二主》里，剧中的主人公就叫阿尔雷金诺，哥尔多尼对这个传统喜剧舞台上的人物进行了再创作。达里奥·福一方面保留了这一角色原有的憨厚、机智、又粗心大意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又让他在中世纪和现代社会背景中自由进出，以达到揶揄、嘲讽意大利政府的目的。1986年上演的《绑架佛朗西斯卡》，则描写一个破产的女银行家佛朗西斯卡为了避免被逮捕的厄运，设计了自己被绑架的荒诞事件。
1989年10月，《教皇和巫婆》首次公演，达里奥·福揶揄的对象是受众人顶礼膜拜的教皇。剧中表现了教皇害怕受到调皮捣蛋的孩子们的袭击，同时他本人还受到关节炎的折磨，痛苦不堪，所以这位教皇永远是滑稽地高举着双手，看起来似乎是在祈祷。有一个乔装成修女的妇人，自称是一个巫婆，教皇竟然听命于她，为了寻求治疗，他把自己挂在吊灯上，还给自己注射海洛因。为了活命，教皇的警惕性特别高，躲过了一次次谋杀，其中一次是一辆装有爆炸物的玩具汽车，一次是一只下了毒的鹦鹉，还有一次是一位来者不善的巴西修女。评论家高度评价《教皇和巫婆》极富创意，这部喜剧因在演出季里，前来观看的观众人数最多、人气最旺而获奖。还有一部惹恼教会的戏是在1987年圣诞节前夕，达里奥·福在意大利电视节目——乐透综艺秀《妙》里，推出了他的《婴儿耶稣的第一个奇迹》，招致梵蒂冈教会的愤怒谴责，认为是亵渎了圣灵。在这部戏里，达里奥·福塑造一个婴儿耶稣，为了拯救其他孩童免受灾难，于是摧毁了闪电。
20世纪90年代，针对全球关注的艾滋病问题、海湾战争和基因实验，达里奥·福马上做出反应，创作了《别出声！我们掉下去了！》（1990），同年11月在米兰新剧院首度公演。1992年，正值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500周年纪念，达里奥·福创作了《乔恩·派登和发现美洲》（1992），剧中主人公乔恩是一名威尼斯逃犯，为了逃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传讯，加入了由这个探险家、殖民者组织的第四次远航。乔恩被分派照看船上的动物，一场暴风雨把他抛落海中，碰巧爬上一头猪的背上，漂流到岸边，被美洲土著居民搭救，该剧依旧是针对意大利司法当局的讽刺。此外，90年代达里奥·福重要的剧目还有《皇帝的圣经，农民的圣经》（1996）、《魔鬼和山雀》（1997）、《正义和神圣的小丑弗兰斯》（1999）等。在《正义和神圣的小丑弗兰斯》一剧中，达里奥·福把第一个被西方戏剧界公认的小丑塑造成圣弗兰斯。
1995年7月17日，达里奥·福突然发生轻微中风，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1996年夏天，他创作了《列奥纳多：飞行，伯爵，偷情》，主人公是列奥纳多·达·芬奇。1997年创作的《丰乳魔鬼》，达里奥·福自称这是一部狡诈的喜剧。该剧描写了16世纪晚期一宗巨大的阴谋，剧中人有法官、魔鬼、魔鬼附身的女管家、隐士、宪兵、行刑手，还有猴子。达里奥·福借此剧表达了对去世的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费奥伦佐·卡匹（Fiorenzo Carpi，1918—1997）的敬意。针对意大利政府常有腐败丑闻的爆出，有“拿回扣城市”之说，达里奥·福和弗兰卡·拉梅合作创作了独角戏《第七条戒律：少偷一点，第二部》。稍后，他们上演了《妈妈！无套裤汉！》，该剧的时代背景发生在18世纪，实际上是在暗喻当下意大利那些蝇营狗苟的“拿回扣城市”。费奥伦佐·卡匹曾为这部戏作过曲。达里奥·福夫妇还对女权主义、性别歧视、艾滋病、同性恋等一系列敏感的社会现象与问题给予了深切的关注。
达里奥·福生活照
21世纪，达里奥·福反响较大的舞台剧要数演于2003年的《双头怪物》，剧中受嘲弄的对象是当时的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936.9.29— ），1994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自投入政坛以来，始终是主宰着意大利政局风云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个意大利政坛大鳄、亿万富豪也遭到了达里奥·福的戏弄，他被绑在椅子上，施以电击，结果丑态百出。剧中出现了一个大胆而又怪诞的情节：俄国总统普京在西西里拜访西尔维奥的豪宅时被车臣叛乱分子击毙。然后，普京的脑子被移植到西尔维奥的脑袋里，这就是剧名《双头怪物》的由来。该戏上演时，意大利国内正在进行着一场大辩论，由于涉及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商业利益、政治利益、媒体审查制度，还涉及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禁止意大利讽刺作家莎琵娜·顾桑蒂（Sabina Guzzanti，1963— ）上电视频道的事端，达里奥·福的《双头怪物》一经亮相，又一次被卷入到舆论的风口浪尖，遭受到政客们的不断恐吓。当然，对久经沙场的达里奥·福来说，他是不会被吓倒的。
2007年，81岁高龄的达里奥·福依旧笔耕不辍，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的第一个七年》。书中描写了他童年时代所受到的意大利传统喜剧表演艺术的熏陶与影响，这一影响更多的是来自他外祖父的说唱表演与讲故事，以及意大利民间戏剧对他的滋养，表达了他将继续为意大利这片土地奉献出他的喜剧创作才华。
2014年，达里奥·福又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教皇的女儿》（2014），这时候他已经是近90岁高龄的老人了，从他的文字里，读者依旧能感受到他的活力四射、激情澎湃。教皇的女儿卢克蕾齐亚（Lucrezia Borgia，1480—1519）是现代史上最受诋毁的女性之一，被认定是一个搞乱伦和谋杀的荡妇，在社交生活中、政治阴谋上和床笫间，她向来都是毫无节制的红颜祸水。不过，达里奥·福不同意大多数人的看法，出手为欧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女人恢复名誉。他以富有戏剧性场面感的小说形式，讲述了卢克蕾齐亚的故事，她三次婚姻都是不得不服从政治家族利益的安排。第一次婚姻由她的教皇父亲——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操纵与终止；第二次婚姻的终结是因为丈夫的被谋杀——卢克蕾齐亚的哥哥红衣主教、政客、军事统帅恺撒（Cesar Borgia，1475—1507）谋划指使的。卢克蕾齐亚有着令人炫目的美丽与聪慧，而且口才出众，具有领导才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天主教教会担任过高级职位的女性。她成功地治理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几个繁荣的城市，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信用社之一，还慷慨解囊资助画家。她死后留下的画像和诗集，足以让她的美艳名垂青史。从她留下的书信里，可见她的激情和智慧。达里奥·福以历史人物为依据，在小说中再现卢克蕾齐亚在历史、政治的漩涡中的人生经历，详述她的美德。《教皇的女儿》出版后，评论家科里·斯莫（Clea Simon）写道：“整本书念来不太像一部十分充实、有血有肉的小说，倒更像是滔滔不绝的对话。书中人物在言谈中零距离接触。一位情人说道：‘我看到了你迷人的双眸，甚至闻到了一阵销魂的香气。’即使是刻骨仇恨也可顷刻消解。例如，教皇向女儿述说他即将进行的教会改革，她一把抓住他，不断地吻他，大声叫道：‘一小时以前我还在深深地痛恨你……可是，现在我感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你。’这样的转变并不现实，却是非常戏剧性的。”(10)和他的戏剧作品一样，这本小说也是针对当代时政的。
当我们梳理完达里奥·福的喜剧创作历程后，不难理解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正式公布之后所产生的达里奥·福效应。这位非戏剧科班出身的非凡天才喜剧家及其作品，总是不断地在破坏正常的资产阶级秩序，颠覆官方的价值判断，暴露他们的黑暗与腐败，特别是对意大利现实生活中还健在的权威权贵进行嘲弄与亵渎，让观众重新去思考、去评估所发生的一切。达里奥·福戏剧的主题是严肃的，表现形式却是怪诞的、滑稽的、漫画式的；他的戏剧节奏快速发展、变化无常，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来不受西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情节整一律的束缚。他以他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反对那种片面的严厉的循规蹈矩的官腔，”(11)把人们从这种官腔中解放出来。达里奥·福的喜剧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诋毁与打压，却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拥戴，以及意大利和很多国家文学界、批评界的尊重。
作为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政治讽刺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传统的继承者，达里奥·福的喜剧艺术往往蕴含了大量的政治批评因素，具有鲜明的政治闹剧色彩，以及大量的即兴表演成分，它们像哈哈镜一样，将现实社会的丑恶放大出来，或变形给观众欣赏，以达到震惊的剧场效果。他发扬了意大利传统喜剧的表现手段，运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灵活多变的手势和肢体动作，让普罗大众所理解、所接受。达里奥·福自称是人们的弄臣，他和他的喜剧所到之处，总是受到广大观众的最为热烈欢迎和喜爱。他具有漫画家的天赋，能把即兴喜剧的噱头、马戏表演的技巧、法国现代派戏剧的前卫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等各种表现元素融合在一起，这使他独具一格的喜剧艺术拥有强大的生命活力。
(1)［意］达里奥·福著：《不付钱！不付钱！》，黄文捷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页。
(2)王辽南：《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四期。
(3)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92297674854756092.html.
(4)［意］达里奥·福、弗兰卡·拉梅著：《给演员的简单手册》，陆辛耘、瞿姗姗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95页。
(5)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Dario_Fo。
(6)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92297674854756092.html.
(7)王焕宝编著：《意大利近代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8)见www.nobelprize.org 1986年5月到6月，达里奥·福和弗兰卡·拉梅获得进入美国签证。应哈佛大学邀请，在多个剧院演出，并举办戏剧研讨会。
(9)Mistero Buffo: The Collected Plays of Dario Fo·Volume Two, Translated by Ron Jenkins,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New York, 2006.
(10)https://www.bostonglobe.com>arts>books>2015/08/07>story.
(11)［苏］巴赫金著：《诗学与访谈》，见《巴赫金全集·五》，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