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创新即财富
我试图给创新的本质下一个粗浅的定义：通过创造一个优秀于对手十倍的新产品来提升商业运营效率，借此开创并引领一个新的行业，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巨大的财富。当“十倍创新”叠加在一个难得一遇的创新风口之上时，这种创新可能就外化为一个“方舟”，所在行业通常会发生重大转型和激烈震荡。
本书的初衷，就是揭示创新和财富之间的秘密。一项创新，如果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就会消耗社会资源，同时无法为持续创新提供资金支持。
获得财富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垄断资源、把握商机、利用强大的管理或销售能力等。但是，从国家层面来看，最有价值的财富获取方式是技术创新。蒸汽机引发了工业革命，内燃机催生了汽车革命，半导体的发明带动了计算机革命，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能够拥有上述技术当中的任何一种，我们就能在引领一个新行业的同时创造巨大的财富，这是何等幸福的事情。遗憾的是，在过往的几百年中，因为种种原因，中国错失了发明和应用这些技术来创造财富的机会，甚至在晚清，我们还不幸成了技术创新的受害者：在海岸线用大刀抵御枪炮。
几年前，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技术创新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尽管这个想法在经济学领域可能只是个常识，我却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因为与经济学家不同的是，我更注重从执行层面推演创新是如何对经济施加正向影响的。
读了金庸先生的文章《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吞并中国》后，我似乎找到了更多证据。先生说，他在牛津大学遇到一位研究东亚经济的著名学者，这位学者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认为，16世纪以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一直高居世界第一，之后才慢慢被英国赶超，而中国的国民总体收入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
这位学者总结道，中国国力领先全球的地位居然保持了两三千年之久。这是为什么？
我的假想是，中国在经济和财富方面领先于他国时，一定也保持了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金庸先生说，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是先进的，到宋朝尤甚。如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等技术在宋朝已经很发达了，甚至纸币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在宋朝，钞票已经非常流行了。这再次印证了我的想法：财富领先的背后，一定是科技领先。这是古代中国财富积累的重要前提。
过往，我一直感到疑惑，英国的李约瑟先生作为一名化学家，为何花了比中国人自己还多的时间来研究中国的科技史呢？我想，李约瑟也许希望能借此揭开中国古代经济经久不衰的缘由。
从20世纪50年代起，李约瑟先生开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历时45年，全书共七卷三十四册，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此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写道：“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提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立刻想到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但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古代科技显然要比四大发明更加丰富多彩。
有一次，马云去拜访金庸先生，看到先生案头放了一部厚厚的《明史》。为何先生到了晚年还要花力气研究《明史》呢？我想可能是因为金庸先生曾说过，欧洲和中国经济此消彼长的分界是在明朝。先生可能在试图寻找，明朝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中国落后于欧洲？
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一定是中国科技先于经济，更早落后于其他国家了。证据就是，大约在中国的明清时期，欧洲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潮：文艺复兴和随后的工业革命。而明朝则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几乎无视如同星星之火的文艺复兴。此后数百年，中国经济式微，是必然的结果。
在开始写本书之前，我先想好了写在献词页上的话：中国数字经济的集大成者——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是自1765年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技术创新领域和世界保持同步。正是这个想法激励我撰写本书。
幸运的是，我是早期中国数字时代创业的参与者之一，曾任中国第一个知名的互联网公司——瀛海威公司的高管。那时候，大家刚刚读罢由尼葛洛庞帝教授撰写，由我的同学胡泳翻译的数字时代开山之作——《数字化生存》一书，我们有如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少年。1996年，我的一本拙著成为出版史上第一本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出版的作品，当时新华社等数十家媒体发布的消息可以为证。1998年，我撰写了中国第一份互联网研究报告。次年，我在深圳清华研究院发表了一次关于互联网的演讲，还应邀为深圳市的一位老领导单独汇报了互联网的发展现状。此后数年，我以投资者的身份投入互联网的发展浪潮，完整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史。
有一次，我问一位刚刚和马化腾一起参加了信息技术高峰论坛的投资集团董事长：“你认为，马化腾会预想到，腾讯能成长为如此巨大的公司吗？”他迟疑了一下，说：“应该没有想到。”此后，我在一家著名投资基金的会议上，听到该基金创始人表述了类似的结论，他和马化腾也有颇多交集。连当事人都无法预想，足见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这一切可能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这一次，中国和数字经济的源头美国携手领导了风靡全球的数字经济技术革命。只用了区区20年，中国的阿里巴巴和腾讯就跻身全球企业市值前10名之列。中国的华为则在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技术储备方面厚积薄发，超越西方。在数字时代，中国能拥有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世界级的重要科技公司，是何等幸福之事呢。放眼望去，在数字经济的领先榜中，除了美国、中国，我们几乎看不到老牌的西方强国，如英国、德国和日本的身影。只有把这一成就放到历史长河之中审视，我们才会体会到，对这一刻的到来，中国人望眼欲穿。作为一个副产品，在这次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中，涌现出为数众多的科技公司和一大批阳光下的富豪，他们积累财富的规模和速度，同样堪称史无前例。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论坛上两位嘉宾的发言，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懿宸谈道，中国经济增长进入6%这个区域，这意味着很多行业发展陷入负增长，听上去似乎不太乐观。随后，红杉资本的创始人沈南鹏则说，中国新经济的发展速度令人感到兴奋，很多大体量的新经济公司，年营收增长都超过了50%，甚至达到100%。多年以来，两人发言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一边是传统经济部门L形增长的新常态，一边是新经济部门的高歌猛进。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就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给新经济部门带来巨大的活力，而技术相对落后的传统行业则陷入窘境。
这样看来，我们又找到了另一个可能被学者忽略了的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科技进步。这是非常宝贵的引擎，这个巨大的引擎可能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1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周遭正在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数字技术革命，正源于中国人一场绵延数百年的等待。
在本书中，我试图从投资人的视角，回顾一段人类历史荡气回肠的创新史诗，借此提炼一些创新的规律和方法论，让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创新带来的更加持久、恒远的财富。
在今天，创新的重要性无须赘言。著名企业家宁高宁先生就曾说过，未来，中国一定会变成一个由研发驱动的国家。由研发驱动的现象正在中国企业中发生，而且是大面积地、非常强烈地发生。通过大规模、长周期研发的驱动成长为世界科技巨头的华为公司，就是其中可以载入史册的样板。
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的选择是，为创新的源头提供助力。因此他不仅捐资支持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还是研究型的西湖大学的创始捐赠人、未来科学大奖的捐赠人之一。张磊充满激情地说，他始终相信教育的力量，重仓人才。你看，阿里巴巴和腾讯斥巨资兴建的研究中心，多像美国当年的“贝尔实验室”。创新的种子，正在越过烟波浩渺的大洋，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破土而出。
美国商学院的教授有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可以近距离地在硅谷观察创新是如何发生的，进而总结出一些可行的创新方法论，比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我发现，研究创新的方法论还有一个很好的视角：投资。因为股权投资者为创新提供了资本，可以从内部考察创新的孕育过程和成败经验。这样看来，我在国内一流投资机构的工作经验就能用上了。多年来，我参与投资决策的项目超过了400个。我从实战角度看到，当资本投入创新企业之后，它能够带来怎样的财富变化。在国内，能够指导创新实践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书也许可作引玉之砖吧。
我想说，创新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