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信仰

6月5，星期五

点拨

根据我和莉莉的研究，湖区只用一天就可以游完，所以，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们破例改变了原有的计划。今天，我们要往东走，离开坎布里亚山脉进入奔宁山脉，然后再往东，去赛德伯镇。

赛德伯镇外约6公里的地方，有座弗班克·费尔得山，也就是在这里，28岁的乔治·福克斯曾向千名“寻找者”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布道，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在他曾站立的那块大石头上设置了牌匾。

我们去赛德伯镇要穿过奔宁山脉，这座山比一般的山脉要雄伟，但山势柔和平缓，大都是波浪般的连绵起伏的高地、沼泽地和荒原。虽然它植被稀少，但却有一种古老的质朴，自带温柔祥和，让我们不禁猜测这氛围来自于岁月。

在赛德伯镇的另一边，我们前往弗班克·费尔得山的路上，经过了一溜长约一公里的吉卜赛人旅行车队。那些车辆停泊在路边，有的是皮卡车，大部分则是半新不旧的小型房车，但其中，也穿插相当数量的传统吉卜赛大篷车——古色古香浑然一体的木制筒状车厢架在轮子上，颜色鲜亮明快。男人们三五成群，围聚在一起聊天，他们看上去并非传说中脏兮兮的模样，也全然不像是偷孩子的恶人。

在这条地区纵横交错的小路上，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却没有发现那块与乔治·福克斯有关的牌匾，但我和莉莉并不沮丧，因为仅仅身处于这个环境中，就很有意义了。我们在寻找的似乎不是一块真正的牌匾，而是我们最深层的信仰之根。

我前面说过，在信仰时代和理智时代之间，西方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动荡。17世纪的时候，这动荡达到了顶峰，遍布欧洲各处。而1652年，在位于英格兰的弗班克·费尔得山，人们在动荡中迎来了光明一刻。

乔治·福克斯，作为一个动荡时代的公民，他的生活跨越了繁乱的政权更迭。他出生于一个中下阶层家庭，虽然聪明，但没有受到过正式的学校教育。他既没好文笔，也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好口才，而且很多迹象表明，他有着某种阅读障碍。在他10岁出头时，做了一位羊毛商人的学徒，此后他干得相当不错，几乎就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但就在19岁那年，他却突然改变了轨迹。他用了3年的时间，昼夜不歇踏遍了不列颠中部的平原，晚上就在田野里的树篱旁过夜，餐风饮露，却从来没有停止思考。他是怎么活过那几年的，至今都是一个谜。

22岁时，他返回城镇，重新入世。但当时的人们大都认为他是个异类，因为他敢扰乱教会的礼拜仪式，而且声称人人都具有神性之光。在阶层或身份“优于”他的人面前，他不脱帽，并且完全无视称谓惯例。他拒绝按照政府官员的要求宣誓效忠君主或国家，因此遭到迫害，两次入狱。

在弗班克·费尔得山的山顶，乔治·福克斯受到了重要的启示，从此，他克服重重阻挠，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但却因为对于等级制度的不屑，始终不愿意被人们称为领袖。他从来没停止过云游，在人生余下的几十年中，他行至四面八方，拜访并鼓励那些困顿中的人们。45岁时，他结了婚，然而婚姻却并未让他停下脚步，他反而和妻子一起四处传教。1691年，乔治·福克斯在传教途中宁静逝去，享年69岁，人们相信他是因为操劳过度，力竭而死。

乔治·福克斯的生平并非多么波澜壮阔或华彩耀眼。是什么促使他放弃经商？他为何对安逸舒适的生活全无牵挂？他没读过什么书，也没深厚的文学功底或雄辩口才，他是如何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为何不仅相信他的话，而且还像他一样勇敢？或许我们只能说，乔治·福克斯确实是个圣人，一个被神的手直接点拨过的人。

我和莉莉没能找到弗班克·费尔得山上的那块牌匾，但是，我们却成功发现了位于赛德伯镇外的“朋友会”会议室——正是乔治·福克斯亲手建立起的。当年，朋友会的成员被成批逮捕入狱，罪名是因为他们像朋友般相聚，像乔治·福克斯一样互以“你”相称，而不使用敬语“您”，并拒绝向教会纳税，还不向地方法官鞠躬、脱帽或宣誓。

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宗教性质的会议室，但却十分独特。在室内布置的作用下，人们可以互相看着对方。朋友会建立在这里的初衷，并非是要做个意味神圣的地标，因为乔治·福克斯深信神并不居住在建筑里。从一开始，他就将这类建筑视为平等和平的地方，而非神圣之地。

我很难说清，是什么力量引导着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赛德伯。我和莉莉只是两个无教派的基督徒，为何我们选择来到这里，而非长老会或圣公会圣地？或许，这源于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生命最炽热的、共同的激情——“共同体”。

静默

我和莉莉曾和数百人一起并肩工作，将我们三分之一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弘扬“以人为本”的事业——FCE组织中去，我们看重群体间的健康交流，我们希望人与人能结成共同体，且这种共同体文化超越宗教、民族和文化。我们相信这种共同体会带来累累硕果，但也明白它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而乔治·福克斯宣扬的首条宗旨，就是“神之光”居住在每个人的心灵之内。因此，他所组织起的朋友会（后来发展为贵格会）就有了“默会”的习惯，这与形式繁复的传统习惯完全相悖。在默会上，没有牧师，没有布道，没有赞美诗也没有圣歌，只有静默。在场的任何人如果觉得心灵被触动，都可以打破这份静默，谈论想说的话题。然而，人们从默会中获得的满足感，很可能胜过经历一个热闹的聚会，即便一言不发，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小时安静地聆听自己。我有幸在纽约市的友谊学校度过了高中的最后两年，在那里，我第一次体验了默会，并且第一次在全场静默的情况下宣讲。鼓励我开口的，是自己感受到的光，与其说，我讲出的话蕴含了智慧，不如说那些话刷新了我对自身智慧的认识。

我和莉莉所憧憬的共同体，离不开静默后的深度交流。事实上，在无数的交流错误中，最拙劣的就是心未动、话已出。我们经常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似乎一直被触动着，滔滔不绝，垄断了整个发言时间。而另一种拙劣错误，就是心已动、话未出，这本质上是一种违心。

获得真正的共识，通常需要很多时间，因此，等待便成了一门艺术。不久前，FCE要召开一次年度大会，大会原定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举办，但是就在去年秋天，科罗拉多州通过了一项歧视同性恋者的修正案。全美各地同性恋者对此做出了回应，要求各机构组织联合抵制科罗拉多州作为会议举行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按照计划在丹佛举办大会，是否就是在宣扬不平等？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抵制过程本身，是否可视为一种不平等？热心的志愿者们深入讨论了大会的举办地点，起初，大家的意见摇摆不定，但经过了三个半小时，大家达成了共识，大会将会按照计划在丹佛举办。所有人都很高兴，不仅因为共同做出了决定，还因为达成一致的方式。

从世俗角度来看，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时间用来商讨诸如会议举行地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划算。但是，如果我们总不愿花时间达成共识的话，世界便会因分歧过多而岌岌可危。而共同体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学会等待，并达成共识。这是乔治·福克斯的精神所在，也是我和莉莉愿终身投入的事业。我们需要让人们明白，如何等待自己的心灵被触动，并学会在触动后再开口。我们的心灵之光有着同样的根系，因此，当我们依靠心灵之光指明方向时，看见的也会是一个方向，由此，我们就达成了共识。

而这就是我和莉莉来到赛德伯的原因。

惊骇

我们的旅游指南上写着，在赛德伯西北30公里的地方有三个巨石遗址。于是，我们便离开了朋友会会议室，踏上了寻找石头的单行道。

第一个寻石站，是格姆兰兹石圈。结果我们不小心开进了附近的村子，察觉不太对劲后，我们掉头拐上一条土路，驶往远处平缓的山顶。路况很不好，地上遍布着泥坑，我们也没找到任何标记，我和莉莉开始衷心希望租来的车足够结实，能够挺过这糟糕的路况。我们很仔细地四下寻找，除了苏格兰和英格兰北方特有的高大石头墙，却什么也没看见。车开上山顶还不到1公里，土路戛然而止，到了尽头，看来这将是一场徒劳之旅。

怀着失望的心情，我和莉莉准备回到山下。就在这时，多亏莉莉眼尖，再加上我们居高临下的优势，她看到了那处极其不易为人发现的石头遗址，就藏在一片普通田地角落的山墙后面。我们急忙开过去，墙上有一道门，走过门后，是密布的湿漉漉的三叶草丛。徒步穿越草丛并不轻松，却绝对值得，因为我们最终看到了那些石头：它们大约有三十多块，光溜溜圆乎乎，并非立着，而是低低地卧在地上，呈现出完美的环状，目测直径有40米。这真是个惊喜，穿着湿透的鞋，我和莉莉不禁跳起了庆祝舞。

我和莉莉的喜悦，既是因为遗迹出现在乡村里，还因为我们经过了必需的寻找与付出，再加上一点儿运气，才得以与它见面。回想这一切，我们怎能不欢欣鼓舞。

不久后，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处遗址：克罗斯比小屋居留地。这一次，我们很容易就发现一条大路，并且看到了路上的标记。这处“小屋”之前是规模庞大的石材农庄，阴森森地矗立在路的尽头，看起来荒无人烟，让人生畏。基于礼貌和尊重之外的原因，我和莉莉把车停在了农庄外，莉莉反常地喊起了累，说要自己在车里等。于是，我下车转了转，然后沿着一条小路走到了大院的另一边，那里可以看到部分田地，但我既没看见巨石，也没看到任何标志，我只得回到车前告诉莉莉：“也许我们应该试试去找这屋里的人。”

莉莉没有回答我，而是表情奇怪地指着车窗外，问：“那是什么？”

我回过头，看向距车大约三四米的铁丝网。刚开始，我还奇怪莉莉在看什么，接下来，我陡然紧张起来，在最上面的铁丝刺条上，每隔六七厘米就悬吊着什么小东西。我最初以为那是些小旗子，但微风拂过，它们却一动不动。然后，我觉得那可能是睡着的蝙蝠，当我轻手轻脚走近后，恐惧突然攫住了我。那每个挂着的小“东西”，不是死鼹鼠就是死地鼠，它们一字排开，上腭都卡在尖锐的金属刺条上，足有上百只。这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萎缩，证明它们死了差不多一个星期了。

我赶紧钻进车里，和莉莉飞速驾车离开了，路上，我还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而在这之前，我对这种动作一直不屑一顾。

车开出了一公里，我们见到了一座农庄——一座正常的农庄。有位农民正往播撒机上叉肥料，我们停下来向他问路：“据说这附近有一处史前遗址，你知道它在哪儿吗？”

“不知道，”他回答道，“我不清楚这周围有任何遗址。”

“我也不知道这遗址是什么，”我说，“不过它叫克罗斯比小屋居留地。”

他想了一下，然后指向我们来时的方向：“那里有个农庄就叫克罗斯比小屋，你可以开过去问问他们。”

我们自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我相信，有些谜题不太适合一对手无寸铁的老夫妻去探索，就像有些石头也许最好留在那里，不要翻过来一样。

打赌

不用商议，我和莉莉就直接进入下一环节，赶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巨石场地：沙普竖石碑。沙普村很容易就找到了，但它周围没什么石头标记。在村子中心的一家面包坊，我们停下来问路，并且为了方便打听，我们还买了两个肉馅饼。然而，三名服务员却对神秘巨石知之甚少，其中一位告诉我们：“如果你在消防站那里右拐，然后在诊所处左拐，你会开到一块田地的门口。如果你翻过田地爬上山，在山的另外一边，你会看见一块石头。不过我也只是听说而已，我自己从来没见过。”

她指的方向一点儿没错，但有两个难以逾越的难题。一个是通往田地的门被铁丝合拢关着，结实得一辈子也坏不了，而且在这把年纪，我们的翻门技术也大不如从前了。另外一个问题是，田地里面有一大群高大壮实的北约克郡绵羊，如果我们冒失进入，它们很可能会像发春一样激动起来，对我们来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和莉莉沿着田地边，穿过了大片潮湿的三叶草丛和粪土，终于，在一大片犁过的地里看到了一块竖立着的巨大石头——约两米高，顶部光秃秃，底下是一圈未犁过的草地，油绿而闪亮，正映衬着晚霞，像个发光的圆圈。旅游指南上说，沙普竖石碑有不止一块竖立的石头，但对我和莉莉而言，能看见单块石头就已经深感满足了。在经历了一天的历险后，我们现在可以毫无遗憾地打道回府了，回到在湖区的住处。

我和莉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赌徒。我们有两个富得流油的朋友，他们每年都会专程去拉斯维加斯待上两个周末，虽然我和莉莉非常喜欢他们，但实在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玩掷骰子或21点纸牌可以用上一两个小时，更不明白为何有人千里迢迢专门去玩这些，我和莉莉偶尔也会打个小赌，比如，我们每年都会押一美元的注，来赌我们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家门前的大湖何时会封冻，再押一美元来赌它何时会解冻。虽然赌注很小，但我们却会对评判参数进行很详细的辩论：当湖心还有一小圈冒着热气的洞时，湖水算是结冰了吗？当春寒料峭的早晨，湖面还有一层薄冰时，它真的解冻了吗？此外，我们大部分的赌注都是即兴而起，赌的都是眼前事。

此刻，鉴于之前那群绵羊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所以，我对莉莉说：“我们今天一定是在约克郡。”

“我认为我们一整天都在坎布里亚郡。”莉莉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打赌，我们去了约克郡。”

于是，我们打了一英镑的赌，并且把赌注郑重地封了起来。回到酒店，我立刻打开了地图仔细查看，越看越懊丧，坎布里亚郡往东延伸的要比我预想得还远，甚至包括了赛德伯。我们距约克郡也不太远，大约只有5公里，差一点儿我就赢了。我极不情愿地将那一英镑给了莉莉，那可是三天前在波特梅里安打赌，赌潮水是否能覆盖沙滩时我赢的。